起义者
《起义者》是黎萨尔的代表作，是他的另一部作品《不许犯我》的续篇，写于1887年。
何塞·黎萨尔，是菲律宾近代著名作家、诗人，也是民族运动活动家。
小说艺术地再现了19世纪末西班牙殖民统治下的菲律宾社会生活的广阔画面，探索了民族运动的方向，对菲律宾的解放运动有启蒙和推动作用。鲁迅先生曾在《随感录》和《杂忆》中提及这位“菲律宾的文人而为西班牙政府所杀的黎萨尔”。仿佛在他的作品中听到了“爱国者的声音”、“复仇和反抗”——这也就是这部小说的主题所在。
长篇小说的背景是19世纪下半叶的菲律宾。西班牙殖民主义者自16世纪60年代起已统治菲律宾300多年。他们运用“火枪”和“天主教”两种“文明”手段对这块殖民地进行经济掠夺、政治统治和精神麻痹。在此情况下，菲律宾反对西班牙殖民统治的民族运动正在展开。
小说所描写的事件主要发生在菲律宾的圣地亚哥镇。在这个小城镇活动的有西班牙天主教会各派势力的代表；有殖民主义军事力量的代表“将军”、“国民警卫队长”；有殖民主义行政势力的代表“总督”以及他们扶植的附庸“镇长”、“警卫队”等，同时，在这个城镇里生活着的还有不同阶级、阶层的菲律宾人：有欧行归来的爱国者、有不满现状的哲人“疯子”、有被迫害的“印第安人”、有进行个别反抗的民族运动志士、还有依附于西班牙殖民势力的走狗。圣地亚哥镇复杂的矛盾冲突正是时代矛盾的反映；动荡不安的圣地亚哥也正是处于危难中的菲律宾的一个缩影。
教会是圣地亚哥镇军政大权的重要支柱。小说在以“统治者”为标题的第11章中写道：“圣地亚哥镇的统治者究竟是谁？既不是镇长，也不是副镇长，而是集政教大权于一身的本堂神甫，即达马索神甫和他的继任者萨尔维神甫。前者凶悍粗鲁，后者温文尔雅，但却笑里藏刀，他们虽性格不一，但本质相同。小说通过作品中人物之口指出，“在宗教和政治上，本堂神甫在镇里是首屈一指的人物，有教会撑腰，有钱有势，政府也怕他三分……”“一个最低微的普通修士就抵得上一团兵……”这些本堂神甫在圣地亚哥镇打着天主的幌子，专事迫害群众，制造阴谋的活动。他们不仅一手造成了茜莎一家的惨剧，使她家破人亡，而且利用宗教忏悔活动窃取“秘密”，迫害民族运动进步力量。甚至插手居民个人婚姻，制造悲剧，巩固其殖民主义的残暴统治。
西班牙殖民者还以法权和武力配合教会镇压菲律宾人民的反抗斗争。
小说描写圣地亚哥镇政府的会议厅根本不是为民谋福利的会议场所，而是法堂、用刑之地；镇政府管辖下的国民警卫队不是什么保安机构，而是殖民者血腥屠杀人民的工具。书中的警卫队长不仅利用职权任意干扰居民生活，迫使剧院停止演出，而且在教会制造的所谓群众“暴动”事件中以火枪对付无辜群众。小说描写“暴动”那天晚上8时，“从修道院那面一次又一次传来枪声和爆炸声，接着就是人群的呐喊和奔跑声”，不久，便“从镇公所里传来了喊叫、咒骂和打人的声音”，其中国民警卫队长的嗓门盖过一切：“把脚枷起来！把手铐起来！谁敢动一动，就开枪打死他！”就这样，许多菲律宾人在国民警卫队长的屠刀下丧生。
在宗教和火枪双重迫害下的菲律宾人是怎样生活的呢？小说真实地反映了这一历史阶段菲律宾人的生活和精神面貌。部分菲律宾人丧失了民族尊严，力求西班牙化。
作品中警卫队长的妻子“慰藉夫人”和西班牙军医的菲律宾“夫人”艾斯帕达尼亚都是这种人的典型，一些菲律宾上层富户一心想保住自己的财产和门第，甘当西班牙附庸角色。镇长甲必丹蒂亚格就是这类人的代表；一些贫苦的菲律宾人虽身受迫害，但仍在昏睡之中，书中的茜莎就是一例；有些人能认识社会现实但看不到祖国的光明前途。小说中被人们称做“疯子”的老人就深感“菲律宾在一片黑暗中”，“现在正进入一个斗争的时期”，但看不到斗争力量所在，最后在孤寂中死去；有的人苦大仇深，不仅认识到唯有斗争才能拯救祖国，而且开始行动，但却没有能够找到正确的组织形式和斗争方法。这种人的代表就是埃利亚斯。埃利亚斯的父母兄妹都被迫害致死。他深切体会到“没有斗争就不会有自由”，“没有自由就不会有光明”。为了光明的前途，他在斗争中表现出大无畏的牺牲精神，但他却没有找到一条通向光明的斗争之路，他将满腔希望和全副精力都寄托在小说主人公家庭富有的爱国青年伊瓦腊身上，希望虽未能实现，然而他的精神却永垂不朽。
探索菲律宾民族运动的主题主要体现在小说主人公胡安·克里索斯托莫·伊瓦腊·马格萨林身上。他的曾祖父是西班牙人，祖父是混血儿，父亲具有更多的菲律宾人的气质，早年因保护一个菲律宾儿童而打死一个西班牙收税员，被天主教视为异教徒死于狱中。伊瓦腊童年时代即离开祖国在欧洲度过7个春秋，归来时成长为朝气勃勃的青年，正与镇长甲必丹蒂亚格之女玛丽亚热恋。但他回归祖国的目的不只是为了完婚，而是为了探索一条祖国自由之路。
伊瓦腊的探索前后经历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他满怀热情自海外归来，到他被捕出逃。留学归国的伊瓦腊年轻、爱国、单纯。他看到现实生活中有许多“弊病”，但认为，要使“我的国家繁荣幸福”，只有“由西班牙母国和本国同胞的共同努力来实现”；当他听说与恶势力进行斗争必须寻找“靠山”的时候，就决定“去求本堂神父谅解”，相信天主教会把菲律宾人民“从异端邪说中拯救出来”。所以，他反对变革现行的殖民制度，主张在西班牙议会中争得席位，为民请命实现改革。他还着手创办学校，希图通过开发民智，改造弊端，昌盛祖国。
显然，伊瓦腊这种好心的改良是行不通的。在达马索、萨尔维两神甫阴谋操纵下，不仅他与玛丽亚的婚姻成为泡影，而且被诬为“暴动”首领，处于被捕之中，生命危在旦夕。伊瓦腊的理想横遭践踏，被迫出逃。这一段亲身经历使他看清了菲律宾“毒瘤”所在。他愤怒控诉：“300年来，我们一直向他们伸出双手，向他们要求友爱，想把他们当作兄弟，可是他们是怎样回答我们的呢？侮辱，嘲笑，甚至不拿我们当人！世界上已经没有天主，没有希望，没有人性，什么都没有了！强权就是公理！”他的结论是：“现在，我已经看见侵蚀我们社会的那个可怕的毒瘤，它紧紧地附在社会的肌肉上，它需要我们采取激烈的措施把它连根挖掉。”这是伊瓦腊对改良主义的批判，也是他向第二阶段思想发展的转折。
第二阶段伊瓦腊的探索是他13年后再次回国到他服毒自杀离开人世。这段经历主要在《起义者》中表现出来。从美洲归来的伊瓦腊化名席蒙，公开身份是珠宝商人和总督顾问。此时，他清楚地认识到如果用玫瑰花把祖国和西班牙联系在一起，那是给菲律宾套上枷锁；他揭穿那种鼓吹和西班牙合作的论调的欺骗性，指出参加西班牙议会没有用处。提出要“以暴抗暴，以牙还牙”；菲律宾不是西班牙一个省，要独立成为一个国家。为此，他鼓动西班牙总督为非作歹，“怂恿罪恶”、“制造灾难”，希图加速殖民集团内部的溃烂，迫使人民起来反抗西班牙统治；同时，他偷运军火，制造爆炸事件，采取恐怖、冒险手段使无辜的菲律宾人与西班牙殖民者同归于尽。由于伊瓦腊仅仅依靠个人力量和过激行动，没有认真宣传。组织群众，这就决定了他的斗争必然以失败告终。最后，伊瓦腊在敌人追捕下，只身逃至一个荒岛服毒自杀。他的未婚妻玛丽亚也在修道院中死去。
伊瓦腊是19世纪末菲律宾先进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他的探索悲剧反映了菲律宾资产阶级的民族理想与殖民地社会黑暗现实之间的冲突；反映了进步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菲律宾民族独立道路的探索还在改良主义和恐怖复仇活动之间徘徊。但小说绝不是悲观主义的，人们从伊瓦腊探索的悲剧中会总结出历史教训，找到正确的斗争途径和方法的。
《不许犯我》、《起义者》在创作方法上是现实主义的。作品的结构和表现手法都继承了欧洲小说的传统。情节本身含有惊险、神秘色彩，情节开展常用对话手法，结构复杂，不平铺直叙，而是多条线索交叉。总的说，《不许犯我》近似法国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起义者》近似英国伏尼契的《牛虻》。
两部小说在当时的菲律宾产生了巨大影响。广大群众争相阅读；殖民当局视之为“反宗教”、“反国家”、“有害的”作品，严禁出版。但不管怎样禁止，也无法阻止小说的传播，它打开人们的眼界，唤起人们对西班牙殖民者进行最坚决的斗争。
先知
《先知》是纪伯伦的散文诗，写于1918年。
纪伯伦，黎巴嫩著名的诗人、散文作家和画家。
在纪伯伦的所有散文诗集中，《先知》被认为是他的“顶峰作品”，是他用全部心血浇灌出来的智慧之果。无怪乎被称作是“东方赠送给西方的最好礼物。”纪伯伦在《先知》中是以一位智者、一位“先知”、一位“至高的探求者”的身份出现，要人们去思考“生和死中间的一切”问题，其中包括爱与恨、美与丑、善与恶、罪与罚、工作与逸乐、理性与热情、法律与自由、婚姻与友谊、教育与宗教等等。他要把他所发现的“生活的美”传达给人们，他要把人类的“真我”披露给人们。他自信地掌握了“爱与美’的真理，他发现了“生与死”的秘密。而他所发现的真理，就是他在《先知》的尾声中说的，实际就是“你们意念中所知道的事情”，只不过他又用自己的语言说出来而已。而他所要披露的“真我”，实际上就是“人类本身所蕴藏的‘无穷性’”，而人们如果能摆脱精神上的一切束缚和枷锁，实现了本身所蕴藏的这种“无穷性”，那人们就会成为“巨人”，人类也就真正得到了自由。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纪伯伦是一个真正热爱着人类、真正希望人类获得自由、从精神上获得解放的人，他是一个向往着人类美好未来的积极人道主义者。纪伯伦希望人类不要再过“在日中匍匐取暖，在黑暗里钻穴求安”的那种动物一样的生活。不要成为眼睛只是盯着食槽的庸人俗子。
《先知》在艺术上充分体现出了纪伯伦的创作风格。它不仅具有深刻的哲理性，并且从头到尾全篇都充满美妙的比喻和象征手法。虽然它是富于哲理的散文诗，但人们读起来，却并不感到枯燥。诗人用形象、生动而又优美的语言把许多事物既对立又统一的道理深入浅出的讲了出来，阅读《先知》的时候，深感诗人那些闪烁着智慧和光辉的深邃的思想宝藏，使人犹如深入宝山，俯拾皆是，真是字字珠玑，妙语连篇，从形式到内容，都使人耳目一新，得到美的享受。
纪伯伦前期的小说创作获得了辉煌的成就，促进了阿拉伯小说的发展。他的小说的特点是富于现实性和战斗性，愤怒地揭露了封建统治者的专横和教会的凶残。
实际上，纪伯伦的小说也非常接近散文诗，它们并不以情节的安排和性格的刻画见长，而以人物大段的抒情倾诉为特色，通过抒情，反映出一定的社会现实，并对腐朽的旧制度作出强烈的批判。他后期创作的散文和散文诗，主要是表现对爱和美的追求，它们通常都具有深刻的现实内容和强烈的战斗气息，这突出表现在他的反对压迫和同情穷人上面。他在新的时代复活了早期基督教憎恨富人同情穷人的革命精神。他也常常拿富人和穷人生活作鲜明的对比，为孤儿寡妇呼救，为被压迫者鸣不平。由于理想和现实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纪伯伦对于他祖国的人民，是既哀叹他们的不幸，又怨恨他们的不觉醒。
因此，他常常感到自己在人民中间是一个孤独的陌生人，一个没有人理解的先知，加之他在创作的后期，受到尼采哲学的影响，以及受欧洲浪漫主义文学的熏陶，这使他的散文和散文诗不免存在着比较浓厚的宗教气息和渗透着一种忧郁情调。虽然如此，他的作品并不是消极的。他深信黑夜必将过去，光明必将到来。
不是恨
《不是恨》是缅甸著名作家加妮觉玛玛勒写的一部中篇小说，写于1955年。
薇薇的父亲吴波登是大地主兼稻谷掮客，同英国稻米垄断企业有商业上的往来。薇薇年幼时，母亲出家当了尼姑。她是跟着父亲和姑妈长大的。哥哥郭奈乌和姐姐塔塔都已各自成家立业，17岁的薇薇在家帮助父亲管理账目。
英国布罗德兄弟公司在薇薇居住的城市开设稻谷收购中心，并派驻一名代办。代办的公寓就在薇薇家对过。主人到来之前，房子经过彻底翻修，换上讲究的西洋设备，布置得文雅别致，连佣人、厨子和门房都穿得非常时髦。薇薇非常羡慕，天天猜想即将到来的洋人的模样，梦想自己也能象洋人一样，过舒适而体面的生活。后来，听说代办不是洋人，薇薇未免有点失望，但对如此洋气的缅甸同胞又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代办终于到了，他叫吴梭汉，比薇薇大20岁，黑黑的皮肤，高高的个子，西装革履，缅甸话讲得不太流利。
在吴梭汉面前，薇薇为自己家里的老式家具和陈设感到难为情。她向往吴梭汉的家，认为那是另外一个天地。她开始选购新式家具，模仿吴梭汉家的摆设和西方生活方式。吴梭汉注意到这一切变化，感到由衷的高兴。
郭东乌是吴梭汉的大学同学，参加过爱国学生运动，至今身穿上布缅服。他不满意吴梭汉不关心学运，一味追求欧化生活。他正在经营岳父的碾米厂，同吴梭汉代表的外资垄断资本有矛盾，所以常在妹妹面前嘲笑吴梭汉是“假洋鬼子”，反对妹妹同他结合。可是薇薇还是不顾一切地同吴梭汉结了婚。
吴梭汉庆幸自己得到了一位年轻美貌而又温顺的妻子。他是这么一种人，认为自己占有的“小玩偶”应该听任自己的摆布，至于“小玩偶”的心，他是不考虑的。薇薇甘心情愿按照丈夫规定的日程生活，放弃缅甸风俗习惯。吴梭汉深怕经他改造过的“小玩偶”受外界影响，恢复原状，因此，时常劝说妻子少同娘家的人来往。
吴梭汉最蔑视薇薇的母亲。在他眼里，一个抛弃家庭削发为尼的女人简直是大逆不道。他对参加德钦党从事反英活动的郭奈乌也很反感。缅甸石油工人罢工和学生罢课运动，促成全国反英总罢工。郭奈乌领导本市各界民众举行支援示威，被吴梭汉斥为“无聊”。吴梭汉还嫌薇薇的父亲患肺结核会传染，要薇薇少同父亲接触。孤独的吴波登最后到外地大女儿处就医。吴波登病危，吴梭汉仍不许薇薇去探望。薇薇接到父亲病故的电报，悲痛欲绝，毅然去奔丧。
薇薇的姐夫也是吴梭汉的大学同学，可是他那么和蔼可亲，深受薇薇娘家所有人的尊敬，而吴梭汉同她娘家人如此格格不入，薇薇感到非常羞愧。她觉得丈夫对她的“需求”超过他给她的“爱情”。她说：“我不恨他”，“我恨的是自己曾经爱过他”。于是，她随母亲去尼姑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