茹志鹃祖籍浙江杭州，1925年生于上海。1943年参加新四军。战争年间，在军队的文工团工作。1950年开始发表作品。1958年问世的短篇《百合花》，受到广泛的注意。五六十年代的短篇，收在《高高的白杨树》和《静静的产院》这两个集子中（1978年重新编选为书名《百合花》的短篇集）。
这些作品的取材有两个方面：一是40年代的战争生活，除《百合花》外，还有《关大妈》、《澄河边上》、《三走严庄》等；另一是50年代上海里弄及近郊农村的题材。其中，《如愿》、《春暖时节》、《里程》、《静静的产院》等，写城市市民阶层的家庭妇女在生活潮流的诱发和推动下走出家庭的心理变化。她的有关战争生活的小说，在叙述上以与现实生活不发生关联的“封闭”方式展开。她的以女性命运为题材的小说，大多表现了对妇女的社会政治动员这一主题，表达了作者对于女性命运的关注。
《百合花》写发生于前沿包扎所的一个插曲，一个出身农村的军队士兵，与两个女性在激烈战斗时的情感关系。表现了解放军的崇敬高品质，和人民真诚爱护解放军这一主题，突出了融洽的军民鱼水关系。作者在这个短篇中注重构思和剪裁，将故事发展与人物刻画很好结合，首尾呼应，结构细致严密富于节奏感，通篇一气呵成。茹志鹃在“文革”结束后的一段时间里，还继续有短篇小说发表。《剪辑错了的故事》、《草原上的小路》等，被列入显示“新时期”小说最初收获的作品名单之中。
在50年代，以抒情性叙述方式来表现革命历史的短篇，还有刘真的《核桃的秘密》、《英雄的乐章》（1959）、《我和小荣》、《长长的流水》，以及萧平的《三月雪》等。
在描写“革命历史”的长篇小说中，比较优秀的作品有杨沫的《青春之歌》和姚雪垠的《李自成》。《青春之歌》是50年代出版的一部产生重要影响的长篇小说。作者杨沫（1914~1995），湖南湘阴人。曾在北平读中学，在河北香河县、定县和北平任小学教员、家庭教师。1936年，参加中共领导的革命运动。三四十年代写有短篇小说、散文等，大都已佚失。1950年出版了中篇《苇塘纪事》，但没有引起注意。《青春之歌》1958年初出版后，仅一年半的时间就售出130万册，成为在这期间长篇小说中仅次于《林海雪原》的畅销书。1960年出版修订本。在初版的同年，就被搬上了银幕，成为“建国十周年”的“献礼片”之一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小说《青春之歌》在60年代的日本、香港、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也拥有大量读者。1960年日文版在日本发行后的五年中，印刷12次总数达20万部。
杨沫的这部长篇带有“自叙传”的色彩，作者以30年代的生活作为写作素材，全书以主人公林道静的经历作为描述的线索：抗拒养母为她安排的做官太太的道路，逃离家庭；在北戴河屡遭挫折对前景绝望的时刻，得到余水泽的救助；当时的抗日烽火和学生运动的感召，卢嘉川、江华等共产党人的阶级启蒙教育；使林道静认识到余永泽的平庸、自私，在政治道路上出现分歧而与之决裂；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成为无产阶级的革命者。故事发生在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到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之间。这个时期的社会动荡不安，构成人物生活道路选择的决定性因素。小说结构前半部较为完整，后面则略嫌松散。作品细致地刻画了林道静的情感，心理的变化过程，通过对许多场景的描述，表现出特定的时代地域气氛和特征。但作品的语言缺乏变化，叙事手段单一。
《青春之歌》主要通过对英雄形象（卢嘉川、江华、林红等）的创造来叙述中国共产党人在民族危亡的时刻，如何自觉地承担起决定民族命运的“历史责任”，组织民众，不怕个人牺牲进行英勇斗争。因而，尽管卢嘉川等在小说中并非主要人物，但他们的存在必然的。
作者讲述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革命斗争中所走的不同道路的故事，通过对林道静的爱情、婚姻遭遇的描写，来探讨牵涉女性命运的问题。但有关女性命运的主题因素，在作品中是被压抑、被淡化，被当作阶级立场、阶级意识的矛盾和转变的因素来处理的。小说在否定戴愉、余水泽、白莉萍等的选择的同时，通过林道静的“成长”来指认知识分子唯一的出路：在无产阶级政党的引领下，经历艰苦的思想改造，从个人主义到达集体主义，从个人英雄式的幻想，到参加阶级解放的集体斗争——也即个体生命只有融合、投入以工农大众为主体的革命事业中去，他的生命的价值才可能得到真正实现。
小说出版一年后，引发了极大的争议。《中国青年》和《文艺报》刊登了批评《青春之歌》的文章，认为对林道静的塑造存在“较为严重的缺点”，“作者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上，把自己的作品当作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来进行创作的”，林道静“从未进行过深刻的思想斗争，她的思想感情没有经历从一个阶级到另一个阶级的转变”。另外，文章还批评小说“没有很好地描写工农群众”，林道静也“自始至终没有认真地与工农大众相结合”。
随后，《文艺报》、《中国青年》、《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等报刊便就《青春之歌》的评价，或开辟讨论专栏，或刊登专题文章。大多数读者和批评家（巴人、马铁丁、袁鹰、何其芳、茅盾等），以及组织这些讨论的报刊，都持“保护”这部小说的态度，指出对《青春之歌》“全盘否定”的批评是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
就在讨论当年，杨沫“吸收了这次讨论中的各种中肯的、可行的意见”，对这部小说做了修改。1960年的修改本，改动、切削了那些林道静在“接受了革命教育以后”仍然流露的“小资产阶级感情”，并增加表现林道静在深泽县与工农结合的七章，和“力图使入党后的林道静更成熟些，更坚强些”的参加、领导北大学生运动的三章。对于这种修改，不少批评家和文学史家持批评的意见。也有论者认为修改本是对初版的重要缺点的弥补，是必要、成功的。这种分歧，是50年代争论的不同立场的延续。
姚雪垠的《李自成》在叙事方式与写作观念上，与前面所讲的革命历史小说有某些相似之处，但表现的却不属于特定的“革命历史”。《李自成》描写了古代农民起义，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来“解剖”封建社会，间接地揭示了现代革命历史的本质。
《李自成》计划写5卷，现已完成3卷。第1卷，写明崇祯十一年十月，清军进逼京城，官军在潼关和李自成的农民军激战，崇祯在和战问题上犹豫不决，明朝社会动荡，皇室风雨飘摇。第2卷写李自成潼关之战失利后，来到商洛山中，受到官军、土豪、叛军围剿；李突围入豫，联合张献忠，破洛阳，攻开封，气势达到顶峰。第3卷写由于农民起义军的“局限性”，不可避免走向失败。
全书人物众多，结构宏大，涉及包括从宫廷到民间，从都城到乡村，从关内到关外，从政治到经济、军事，到农事百工等广泛领域。小说特别注意表现这个时期各种社会力量的关系及其矛盾冲突，如农民起义军与明王朝的斗争，明王朝与清王朝的冲突，统治阶级内部和各个农民起义军之间的派系矛盾等。小说十分重视表现复杂矛盾的社会阶级根源，把农民起义军与封建王朝的矛盾作为“主要矛盾”，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揭示历史发展规律。在处理复杂线索上，做到分别主副，又密切配合、彼此照应，显得层次有序，浑然一体。
《李自成》是“农民革命战争的英雄颂歌”。作者塑造了一个有高度智慧、才干和崇高品德的起义军英雄和领袖的形象，他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英雄豪杰，而且是有着政治家和军事家才干的领袖。姚雪垠对于这一人物，以及农民起义由盛到衰走向失败的根源进行了深刻的分析，表现了军民之间的鱼水关系，以及政治路线的正确与组织上的巩固对军队发展的重要性。这种描述以20世纪以井冈山为根据地的农民武装作为参照，作者所要表现的主题都来自于对20世纪工农红军的经验教训的总结。这是作者创作的基本出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