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后，韩国的经济有了迅速发展，文坛也出现了色彩纷呈的景象。这时，纯文学、暴露文学、商业文学等，都异常活跃。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是采用最多的表达方法，为人们所追棒。
在作家队伍里，中青年作家思想表现敏锐，不少成为文坛新秀，他们的作品也较多受关注，这些作家作吕是：黄皙暎（1943~）的描写劳资矛盾的小说《客地》（1971）；女作家朴景利（1926~）的反映近代农村生活史的长篇历史小说《土地》（1~3卷，1969~1978）；赵世熙（1942~）的深刻揭示韩国社会矛盾和社会悲剧的12篇系列小说《矮子射向上空的小球》（1978）；李范宣（1920~）的描写社会底层市民生活和心理的《黑海峡》（1976）和《白乌鸦的手记》（1979）；女作家孙素熙（1917~）的以心理描写见长富于抒情色彩的《黑夜》（1974）和《华丽的我们》（1978）；千胜世（1938~）的（1974）写占领军的专横野蛮与兽性的《黄狗的悲鸣》。由于这些作品代表了韩国现代文学的主要成就，因而在文学史上占了重要的一席之地。
现代菲律宾文学
1901年菲律宾沦为美国的殖民地之后，英语逐渐代替西班牙语，出现了不少用英文创作的小说，它们继承了民族主义文学的传统，具有独创性和强烈的吸引力。它们的发展经历了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1908~1924），称为“模仿时期”，作者大多数是大专学生，创作大多模仿美国的小说。这一时期的著名作家、作品有：帕兹·马奎斯·贝尼特兹的《死的星星》、《丘陵之夜》和选集《菲律宾人的爱情故事》；乔治·博科波的《发光的符号》。
第二个时期（1924年~1935），称为“实验和独创的时期”。这时期共有两批作家，第一批的主要代表是克莱门西达·乔文·科莱科和何塞·维拉·潘加尼，前者的代表作是1924年发表的小说《他的归来》。后者的代表作是于1927年发表的短篇小说《心爱的人》。第二批都是青年作家，虽然他们受到欧洲文学的影响，但他们的作品却有浓厚的乡土色彩。其中比较杰出的有卡洛斯·布罗山、曼纽尔·E·阿贵拉、何塞·加西亚·维拉和阿马多尔·T·达格奥等人。
卡洛斯·布罗山（1914~1956）擅长写作讽刺小说。曼纽尔·E·阿贵拉（1911~1944）的成名之作是短篇小说集《兄弟利昂携妻而归》（1940），收有30篇小说，都是以菲律宾的北部地区为背景，着重描写农民、渔夫、佃户和无产者的生活与斗争。阿贵拉于1944年因从事抗日活动，惨遭日军杀害。
第三个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至20世纪60年代），被称为“更伟大的独创时期”。这时期出现了一批青年作家。其中著名的有尼克·华奎因、内斯多尔·V·M·刚萨雷斯、史蒂文·贾维拉纳、克利玛·坡罗丹·杜维拉等人。这个时期的文学运动的主流仍然是爱国的民族主义文学，作品的主题多数是宣扬热爱家乡，热爱民主与自由，歌颂纯洁的爱情，反对异族侵略等。例如刚萨雷斯（1915~）的长篇小说《四月的风》（1940）、《沐恩的季节》（1956）、史蒂文·贾维拉纳（1918~）的小说《没有见到黎明》（1947），以及埃迪尔伯多·K·廷波的《夜里的警戒》等。
尼克·华奎因的《有两个肚脐的女人》（1961）和克利玛·坡罗丹·杜维拉的《敌人的手》（1961）两部小说获得国际笔会菲律宾分会主办的“斯通希尔小说奖”。这一时期的作品还有比恩维尼多·N·桑托斯写的关于旅美菲侨的短篇小说集《你们，可爱的人们》（1955）及其续集《兄弟，我的兄弟》（1960）和《苹果的香味》等具有强烈民族意识和乡土色彩的作品以及幽默小说家阿历山德罗·R·罗彻斯以菲律宾的民族风俗（斗鸡）为题材所写的活泼有趣的短篇小说。在70年代里，青年作家埃尔温·卡斯蒂罗所写的英文短篇小说《拉狄安娜的手表》被评为1975~1977年东盟文学的优秀作品之一。
在诗歌方面，诗人巴东布亥战后曾发表《我看见那割下来的头》、《圣诞树》和《这就是他们的罪状》等诗，揭露反动集团篡夺抗战的胜利果实、镇压人民的反动本质。
戏剧方面发展比较缓慢，比较优秀的剧作是尼克·华奎因的3幕剧《作为菲律宾人的艺术家肖像》（1953）。
1946年7月4日菲律宾独立以后，政府逐步推广一种菲律宾国语，已有一些作家运用它从事翻译和创作。
现代新加坡文学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新加坡文学向现实主义发展，并强调地方色彩和题材多样化。这时期涌现了一批比较优秀的文学作品，其中有不少是反映底层社会的贫困，揭露社会的不合理。
华文方面比较著名的作品有：苗秀的长篇小说《残夜行》（1976，曾获新加坡1978年度书籍奖），石剑洪的中篇小说《高楼内外》（1979），以及黄孟文的《再见惠兰的时候》、李汝琳（原名李宏贲）的《新贵》（1978）、韦西（原名黄辉，1935~）的《捉贼》（1977）和蓉子的《画像》（1979）等短篇小说。此外，老作家于沫我（杜又明，1916~）的新著《于沫我短篇小说集》也于1979年出版。
在英文小说方面，有吴宝星描写新加坡青年爱情故事的长篇小说《长梦悠悠》（1972）和陈国盛所写的3部曲《新加坡之子》（1972）、《马来西亚的人》（1974）和《放眼世界》（1975），还有弗兰西斯·托马斯的《一个移民的回忆录》（1972）和N·I·罗氏的《被遗弃在热带海滨的华人》（1974）等。短篇小说方面比较著名的有嘉蒂莲·林的《怪物》（1978）和叶裕金的《家长》（1975）。其中的《家长》被评选为1975~1977年的东盟文学的优秀作品之一。
20世纪70年代出现了一批描写爱情的长篇小说。如玛斯的《马伊尔要结婚》、苏来第·西班的《大炮与爱情》和奈英姆·代比的《毁灭》（1978）等。比较优秀的短篇小说有福阿特·沙林的以追求自由为题材的《我要把心儿带到何方》（1974），卡玛列亚·阿旺以试管婴儿为题材的《他不是咱们的》（1975），以及尤诺斯·赛伊德的描写航海生活的《马玛特船长》（1976）等。
诗歌方面，1979年获东盟文学奖的知名诗人艾温·谭布（1923~）著有英文诗集《大地的肋骨》（1956）、《第二语音》（1976）和《上帝也会死》（1977）等。他的诗《一个普通的人》，反映了旧的观念与现代思想之间的冲突对于亚洲传统的家庭观念的影响。穆罕默德·拉蒂夫·穆罕默德的诗《我的同胞在我出生之日》获1974年马来诗歌创作一等奖。泰米尔文诗歌有诗人伐南所写的《节日的歌》（1978）等。华文诗歌方面，较突出的有柳北岸（原名蔡文玄，1903~）创作的长达3254行的叙事诗《无色的虹》（1977），描写一个普通华侨的生活史。此外，有周粲（原名周国灿，1934~）的诗集《捕萤人》，杜红（原名郑亚本，1936~）的诗集《五月》（1955），王润华（1914~）的诗集《内外集》（1978）等。
剧本方面，有田流（原名钟文灵，1931~）的华文剧作集《三万元奖金》（1972）和《田流剧作集》（1979），其中有些电视剧，如《守财奴》、《国与家》（1971）和《赌》（1971）都以现实主义手法对社会的丑恶现象作了一定程度的讽刺与揭露。英文剧本有强调各民族和睦相处和作为新加坡人感到幸福自豪的作品，如吴宝星的《微笑之余》（1965），描写异族青年男女的恋爱，反映出种族意识被逐渐削弱；杨罗柏的《新加坡，你在何方》，反映不同种族的遭遇。
现代澳大利亚文学
20世纪20年代以后，澳大利亚小说有了显著的进步。帕尔默继承了劳森、弗尔菲的现实主义传统，写出了反映劳工运动的著名3部曲：《戈尔康达》（1948）、《播种时期》（1957）和《大家伙》（1959）。澳共的创始人之一、重要左翼作家普里查德，写过多部反映劳动人民生活和斗争的小说和剧本，小说《库纳尔都》（1929）是最早的一部反映白种人和土著人关系，并对土著人寄予深切同情的小说。战后他发表的金矿3部曲《沸腾的九十年代》（1946）、《黄金的里程》（1948）和《有翼的种子》（1950）描绘了19世纪末期至20世纪上半叶澳大利亚历史的一个侧面。
从战后到20世纪60年代初将近20年的时间里，左翼文学蓬勃发展，涌现出了一批非常优秀的作家和作品。如弗兰克·哈代（1917~），他的长篇小说《不光荣的权力》（1950）抨击了社会的黑暗；艾伦·马歇尔（1902~）擅长刻画儿童心理，以自传体小说《我能跳过水坑》（1955）著称；工人作家约翰·莫里逊（1904~）则主要反映工人生活，著有短篇小说集和长篇小说《蔓延中的城市》（1949）等。
20世纪30~40年代在澳大利亚文坛上有一些关于文学流派和文艺观点的论争。20世纪30年代初期，与诺曼·林赛有关的“幻影派”诗人反对文学艺术中的狭隘民族主义倾向，他们有意识地探求一种表现形式，以取代风行一时的“丛林歌谣”，在诗歌创作上过于追求形式美。代表诗人有肯尼斯·斯莱塞（1901~1917）、罗伯特·菲茨杰拉尔德（1902~）等。1938年雷克斯·英格默尔斯（1913~1955）发起了“津狄沃罗巴克运动”。“津狄沃罗巴克”是土语“合并”、“融合”的意思。英格默尔斯认为文艺家只有和澳洲本土融合在一起，才能真正创作出具有美感的好作品；主张作家、诗人应该从土著民族的艺术、诗歌和传说中汲取营养。这一运动是他们首先从新的角度提出民族文学的口号，也是他们首先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土著民族文化的。20世纪40年代初期，马克斯·哈里斯（1921~）创办诗刊《愤怒的企鹅》，提倡先锋派诗歌，即在诗歌创作上袭用英美的超现实主义表现方法。
同时，意识流小说开始传入澳大利亚。帕特里克·怀特（1912~）在小说创作上着意运用意识流手法，并取得了突出成就。《人类之树》（1955）、《暴风眼》（1973）等都是他的成功之作。他的小说注重挖掘人物的内心世界，在语言运用上也有独到之处。因此，怀特于197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金，成为澳大利亚第一个得到这种荣誉的作家。其他著名的作家还有：克里斯蒂娜·斯特德（1902~），著有《悉尼的七个穷汉》（1934）等；哈尔·波特（1911~）具有独特的风格，用词刻意求新，除短篇小说外，诗歌创作也很突出；伦道夫·斯托（1935~）的小说在写法上接近怀特，但多以西部生活为题材；托马斯·基尼利（1935~）是一位多产作家，共有14部小说和3个剧本；克里斯托弗·考什（1932~）的作品虽然数量不多，但风格清新，被认为是近年来一位优秀作家。
诗人中最著名的是阿历克·德温特·霍普（1907~），此外还有著名诗人朱迪思·赖特（1915~）、戴维·坎贝尔（1915~1979）、詹姆斯·麦考莱（1917~1976）、道格拉斯·斯图尔特（1913~）等。
澳大利亚戏剧自20世纪50年代以后有了较快的发展，最主要的剧作家有亚历山大·布佐（1944~）、戴维·威廉逊（1942~）、杰克·希伯德（1940~）、巴利·欧克莱（1931~）、约翰·罗默里尔（1945~）等。
现代新西兰文学
20世纪20、30年代，新西兰的小说，逐步趋于成熟，开始具有了新西兰的民族特色。这时的作家作品有：琼·德万尼宣传男女平等和社会主义，她的第一部小说《肉店》（1926）曾轰动一时。艾伦写有《潦倒书生》（1936）和《篱雀》（1937）。内利·斯坎伦擅长刻画妇女形象，她从1922年开始撰写世家小说《彭卡罗》（1932），展现了整个世纪的新西兰生活图景。
新西兰现代著名作家及其作品是：约翰·李写过3部小说，其中《穷人家的孩子》（1934）及其续篇《被追捕者》（1936）以19世纪90年代经济萧条为背景，描写贫民窟中悲苦的生活。罗宾·海德的作品较多，比较著名的是《去地狱的护照》（1935）及其续篇《岁月又何曾坑人》（1938），以及历史小说《将你一军》（1936）和自传体小说《长嘴涉水鸟飞翔了》（1938）。约翰·马尔根只留下一部小说《孤单的人》（1939），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作品，揭示了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土地之间的矛盾。萨吉森著有长篇小说《我在梦中看见过》（1949）和3卷自传《一次已足》（1973）、《很多啦》（1975）、《永远不够》等。但他的主要成就在短篇小说方面，1934年他出版了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反映新西兰经济萧条时期的社会生活。此后著名的作品有《和我叔叔的谈话》（1936）、《一个男人和他的妻子》（1940）和《那个夏天》（1940），其中《一个男人和他的妻子》被称作“新西兰的声音”，是一部相当成熟的作品。他取法海明威，而不落窠臼。上述4个作家的创作，标志着新西兰的小说创作已达到成熟阶段。
20世纪40年代以后，出现了许多著名的作品。短篇小说以盖斯凯尔的《巨大的猎物》（1947）、珍妮特·弗雷姆的《礁湖》（1951）、莫里斯·沙德博尔德的《新西兰人》（1957）、莫里斯·达根的《伊曼纽尔的土地》（1956）和《砂金矿坑的夏天》（1965）比较著名。莫里斯·达根（1922~1974）从20世纪40年代中期开始创作，一生只留下20多篇短篇小说，却可与曼斯菲尔德和萨吉森媲美。珍妮特·弗雷姆（1924~）也写长篇，以第一部《枭鸟确在鸣叫》（1957）著名。
20世纪20年代以前的新西兰诗歌基本上是移植和模仿英国的浪漫主义诗歌。这时期比较出色的诗人有查理·鲍恩（1830~1917）、托马斯·布雷肯（1843~1898）等。罗纳德·阿利森·凯尔斯·梅森（1905~1971）在20世纪20年代后所写的抒情诗也别具特色，被称为“新西兰第一流的诗人”。他生前担任新西兰中国友好协会主席，1957年率领新西兰文化代表团访问过中国。他在20世纪30、40年代在奥克兰曾建立人民剧院和新剧院团体，共写过30多个剧本，已出版的有《老爷讲话》（1938）和《中国舞蹈》（1962）等。
20世纪30年代以后，新西兰的诗歌创作进入繁荣时期，其最重要的诗人有艾琳·梅·达根（1894~1972）、阿瑟·雷克斯·杜加德·费尔伯恩（1904~1957）、查尔斯·布拉什（1909~1973）、托马斯·艾伦·门罗·柯诺（1911~）、詹姆斯·丹尼斯·马修斯·格洛弗（1912~）、詹姆斯·巴克斯特（1926~1972）等。
新西兰的戏剧创作起始于19世纪。第一个剧本是1848年詹姆斯·亨利写的《玛尔西利娜》。此后，从事戏剧创作的著名作家有本杰明·法杰恩、乔治·达雷尔等。到20世纪有两个剧作家颇负盛名，即《不告而别》、《白色别墅》的作者雷金纳德·伯克利（1890~1935）和《风雨》的作者莫顿·霍奇（1904~19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