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司各特出身没落贵族，从青年时代起就拥护代表贵族地主的保守党托利党，始终拥护王室和英国资产阶级的君主立宪制，一贯主张用温和的、妥协的方式逐步改革社会，反对人民群众起来革命，尤其是暴力革命。他倾向于把人类历史中存在着阶级对抗的规律错误地理解为阶级矛盾可以调和、敌对阶级可以妥协合作的规律。因此，他的一些优秀历史小说尽管描写了深刻的社会矛盾和激烈的社会斗争，但这些矛盾和斗争总是以妥协告终的。他所描写的人民运动和人民的反抗斗争，不仅是片面的和局部的，而且或多或少是维护某一封建王朝的利益的。例如罗宾汉就从来不曾为诺曼王室效忠过。连英国作家凯宁在《司各特小说中的历史》第二章中，也说罗宾汉效忠于理查王的情节纯属虚构，毫无史实根据。而《艾凡赫》里的罗宾汉，最后忽然表示要替诺曼王室效忠，随后又悄悄退出小说的叙述范围之外，不知去向。从这里可以看出作者的世界观局限和政治偏见给他的艺术形象所带来的损害。罗宾汉最后效忠于“狮心王”理查的情节可以说是作者为了宣扬阶级调和论节外生枝地强加上去的，一点也不符合这一人物性格发展的内在逻辑。
由于同样的原因，司各特着意刻画的一些主要人物，往往成为体现骑士理想和妥协思想的工具，没有典型性。例如艾凡赫原是作者着力最大的小说主人公，然而他在全书中却最缺乏光彩。作者企图把自己的骑士理想通过这个“英雄”形象表现出来，把许多超阶级的美德和骑士精神集中于他的一身，结果这个人物成了尚义、勇猛等骑士精神和抽象道德观念的化身和超人式英雄，从他身上闻不到时代的气息，他的行动与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中的社会矛盾和斗争也缺乏有机的联系。艾凡赫的情人罗文娜，在性格描写上也存在着同样的缺点。她与艾凡赫只是一对落于俗套的“英雄美人”，他们之间的爱情也缺乏深刻的思想内容和强烈的激情，因而没有艺术感染力。
书中的另一主要人物“狮心王”理查，也经过作者处心积虑的美化，被描写成爱民如子、英勇过人、能缓和国内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英明君主。这一人物完全体现了作者拥护封建王室的保守思想。司各特的这种保守思想在农奴葛尔慈和小丑汪巴的形象塑造上也有所反映。这两个人物形象总的说来虽然刻画得相当出色，但在他们与萨克逊封建主塞得利克的关系上，作者却点染了浓重的封建色彩，把他们描绘成没有阶级立场的“义仆”。
司各特封建贵族的保守观点也表现在其他一些细节描写上，例如把以侵略和掠夺为目的的“十字军东征”美化为保卫基督教骑士精神的表现，书中的理想人物“狮心王”和艾凡赫，都是参加十字军后回国的。书中对撒拉逊黑人奴隶也作了不正确的描写，把他们描绘成毫无人性的野蛮人，说明作者对黑人民族怀有偏见。司各特自称现实主义作家，但西方评论家一般都称他浪漫主义作家。他的历史小说一方面受英国前期浪漫主义的影响，另一方面也继承并发扬了英国启蒙时期的现实主义传统，在创作方法上独创一格，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同时并存，某些地方还做到了二者有机的结合。
《艾凡赫》中现实主义的出色成就，主要表现在作者善于通过人物性格的冲突，反映当时重大的社会矛盾和斗争，并且善于使用铺开描写、刻画入微等手法，再现那一时代的生活图景和风俗习尚，描绘出富于生活气息、体现时代精神的伟大历史场面，例如《艾凡赫》中占小说1/3以上篇幅的围攻妥吉尔司东堡的描写就是。这场战斗是受压迫的自由农与诺曼封建主之间的一场生死搏斗，也是封建贵族内部争权夺利的一场激烈斗争，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是全书最精彩的篇章。战斗借蕊贝卡之口绘声绘影地描述出来，也有很好的艺术效果。
小说中的某些场景，如罗宾汉百步穿杨，葛尔兹夤夜遇盗，黑甲骑士夜访隐士，在环境描写和气氛渲染上富于诗情画意，是浪漫主义手法积极的一面。书中使用了乔装、化名、微服等浪漫主义技巧，使情节更为曲折，故事更加生动，但这一技巧司各特在后来的创作中使用过多，似乎把它当作创作源泉枯竭时处理幻想故事的万灵药膏，这样做就不足为法了。小说在个别地方臆造节外生枝的荒诞情节，如阿泽尔斯坦死而复活，这和小说中宣扬骑士精神、美化封建帝王一样，是司各特浪漫主义方法中消极的一面。
司各特是文学史上有名的多产作家，连写作速度很快的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的序言中也说，司各特惊人的多产使他目瞪口呆。司各特写作速度最快的时候，不到6个星期就写出一部40余万字的长篇小说。这种速度也给小说带来某些缺点，如结构庞大复杂而不谨严，某些小说内容的大同小异和落于俗套，文体冗长，某些资料缺乏考证，等等，这类缺点也同样存在于《艾凡赫》中。据英国作家培厄森的《司各特传》中记载，司各特在写小说《古董家》时，曾请他的出版商约翰·巴兰丁在蒲蒙与弗莱契的戏剧中代找一段引文，约翰找了好久没找到，司各特最后不耐烦地说：“去你的，约翰，我相信我自己创造一句格言，也要比你找一句快得多。”此后他只要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引语冠在小说的每一章之首，就自己动笔创作，伪称引自《古剧本》或《古歌谣》。《艾凡赫》中也有几段这类的引语。
但是，司各特的历史小说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他的那些优秀作品往往描写重大的历史事件，揭示出重大的社会矛盾，对当时人民的生活和斗争也有所反映，流露出强烈的民族感情和对受压迫的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司各特有句名言：“一个民族的性格，不是从它的衣冠楚楚的绅士群中可以了解的。”他青年时代到边区采集民歌民谣时结识了不少农民，他曾表示与这些普通劳动人民在一起，要比和贵族们厮混快乐得多。正因为这个缘故，他能够用比较清醒的头脑分析历史，看出人民群众在解决历史矛盾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并在他的优秀作品中塑造出象本书中的罗宾汉、蕊贝卡这样来自普通人民群众中的光辉形象。
司各特的历史小说对19世纪欧洲文学的发展有很大的贡献。别林斯基认为司各特“给最新的欧洲文艺指出了历史的和社会的方向。”欧洲的不少大作家如法国的巴尔扎克和雨果，英国的萨克雷和狄更斯，德国的歌德，俄国的普希金，意大利的曼佐尼，美国的库伯，都很推崇司各特的历史小说，他们自己的作品在不同的程度上也都受过司各特历史小说的影响。
奥列佛·退斯特
《奥列佛·退斯特》是英国作家狄更斯的长篇小说，写于1838年。
一个年轻孕妇在贫民收容所生下一个男婴后死去。管理人本布尔为孤儿取名奥列佛，把他送给一个专靠剥削小孩生活费为生的老太婆寄养。9年后，把他领回收容所，让他干活。一次奥列佛因吃不饱要求再添点稀粥，被本布尔关押起来。本布尔贴出告示，愿领奥列佛者得酬金5镑。10岁的奥列佛成了殡仪馆的学徒。他不堪忍受虐待而出逃，跑到伦敦落入贼帮手中。第一次随人行窃就代人受过，被打伤进了警察局。后又在一天夜里随惯窃赛克斯等人去一大宅行窃，被主人开枪打伤。最后被“仁慈的”老绅士及其夫人收养。一个叫蒙克斯的人勾结贼首法琴，要求把奥列佛培养成惯窃。原来蒙克斯和奥列佛是同父异母兄弟。他父亲死前留下遗嘱规定，如果奥列佛行为不端，那份遗产归蒙克斯。这就是蒙克斯陷害奥列佛的原因。善恶终于得到了报应。蒙克斯死在美国的狱中；法琴被绞死；奥列佛接受一份遗产，过上了幸福生活。
作品真实生动地描写了英国下层社会的黑暗生活，对劳苦民众的不幸遭遇寄予了深切同情，对资产阶级的伪善面目进行了大胆揭露，颇为感人。
艰难时世
《艰难时世》是英国作家狄更斯的作品。
狄更斯早想就写一部反映劳资矛盾的小说。1838年他到北部工业区曼彻斯特等地参观时，看到那里工人的悲惨处境非常吃惊，想要对这现象作“有力的一击”。但是，这个愿望过了10多年才实现。
50年代初，工人运动的滚滚浪潮虽然已经消退，但由于资产阶级肆无忌惮地压榨工人，一些工业城市仍不断爆发罢工斗争。正当狄更斯开始写作《艰难时世》时，普莱斯顿的工人正在举行罢工斗争，狄更斯曾到那里去了解罢工情况。他担心人民的不满情绪一旦爆发出来，国家将受到猛烈的震动。狄更斯认识到当时劳资之间矛盾的尖锐性和严重性，并意识到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资产阶级只顾赚钱，不管工人死活。因此他决心在作品中对曼彻斯特学派功利主义加以迎头痛击。在写给他朋友查尔斯·耐特的信中，他这样谈到《艰难时世》的写作意图：“我的讽刺对准那些只知数字和平均数而不知其他的人，这些人是这时代的最邪恶的最重大的弊病的代表。”从作品看来，他的创作意图确是得到了很好的表现。
小说有两条平行的情节线索：一条表现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另一条表现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作者的讽刺锋芒对准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葛擂硬和庞得贝，通过葛擂硬的家庭生活与社会活动的展现，以及关于庞得贝和工人之间的矛盾的描写，深刻地揭露了资产阶级功利主义哲学的反动实质和它的危害性。
葛擂硬是资产阶级功利主义者在政治思想领域的代表，而庞得贝则是实业界号称“硬头皮、铁拳头”的凶狠人物，是葛擂硬哲学的支持者、追随者。他们沆瀣一气，狼狈为奸，主宰着那个烟雾弥漫、象征大不列颠的焦煤镇。
葛擂硬原是退休的五金商人，后来成为焦煤镇区域的国会议员。这个人物的身份地位暗示了当日统治英国的是些什么人。作者讽刺英国议会是一架“声音嘈杂而相当肮脏的机器”，说那些议员是“专门讲究度量衡、专门会背乘法表”，“对其他任何事情却装聋作哑、视而不见”的行尸走肉般的“贵人”。葛擂硬就是这班“贵人”中的一个。这表明了，像葛擂硬这样的人物决不止一个，而有许许多多。这些表面冠冕堂皇，骨子里却无半点“人性”的家伙正是这个社会的产物，同时他们又主宰着这个社会。葛擂硬以其议员身份，起着纽带作用，把焦煤镇这小小的工业市镇同那架“声音嘈杂而相当肮脏”的国家机器联结起来，这样，焦煤镇作为大不列颠的缩影就更富于典型性了；而葛擂硬的活动也在更加广阔的社会背景上展开，从而暗示，葛擂硬哲学像妖风毒雾，不仅笼罩着焦煤镇，而且弥漫于整个大不列颠。
作者不仅揭示了这个人物和他所由产生的社会制度之间的内在联系，而且用解剖刀一样锋利无情的笔，剖开葛擂硬哲学这神秘之果，把它那龌龊的、饱含毒汁的内容展示给读者。狄更斯用概括而形象化的语言，切中要害地描述了葛擂硬哲学的精髓：“人从生到死的生活每一步都应是一种隔着柜台的现金买卖关系。如果我们不是这样地登上天堂的话，那儿也就没有我们的事。”在葛擂硬看来，人与人之间，除了现金买卖关系没有别的，因此，感情、幻想、义侠行为、仁爱精神、娱乐嗜好之类这些与现金买卖无关的东西是要不得的，通统应该清除。基于这个铁的原则，他只许用“事实”——就是能用来赚钱或与金钱收益密切相关的东西——来教育孩子们。于是，他那5个孩子成天被关在牢房似的教室里，被数字、概念、科学标本种种“事实”塞得昏头涨脑，儿童的天真、孩提的幻想全遭扼杀，全被拔除。孩子们必须懂得大熊星座的俗名，可不许唱流行的童谣：“眨眼的、眨眼的小星星，你究竟是什么，引起了我的好奇心！”就是去偷看一下马戏，也被认为是堕落行为。他自己在口袋里经常装着尺子、天平和乘法表，以便随时准确地计算出“人性任何部分”的分量和数量，确定它在交易中的作用和价值。葛擂硬就是这样一个“专门讲实际的人”。这个形象鞭辟入里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它的深刻的社会意义，不在于展示资产阶级守财奴的性格，而在于刻画这号人如何用生意人的眼光，看待世间万物，如何把人类精神生活中一切美好的、富于诗意的东西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作品的深刻之处，不仅在于揭露了资产阶级功利主义的丑恶和荒谬，而且还在于生动地展现了它所造成的恶果，从而揭示了它对社会的危害性。这恶果主要从露易莎和汤姆两个形象体现出来。
在葛擂硬的功利主义思想毒害、摧残下，露易莎和汤姆失去了童年的欢乐——儿童应有的感情、兴趣和爱好。他们成年累月过着囚徒似的生活，和外面的世界，特别是和下层社会完全隔绝。结果他们成了精神上畸形的人，病态的人；他们不仅对社会现实一无所知，而且思想空虚，感情贫乏，连生活的信心也丧失了，年纪轻轻便滋长了悲观厌世思想。露易莎和汤姆的性格不同，他们的命运也不大一样。露易莎脆弱得象一株弱柳，她默默地忍受着精神上的痛苦。在她眼里，生活毫无意义，她也从未感受到生活的丝毫乐趣，只觉得生命象炉中的火花一样。在精神生活极端贫乏的情况下，她把少女的柔情全部倾注在对弟弟的友爱之中。她父亲把婚姻看作一桩买卖，把她许给了年纪比她大30岁的资本家庞得贝；她对此没有异议，而象羔羊似的顺从。自然，不幸的婚姻加剧了她心灵的痛苦。正当她濒于绝望的时候，花花公子赫德豪士往她枯涸的心田里播下爱情的种子。可是她太懦弱了，爱情刚萌芽，她就恐惧地将它摧折了。露易莎的悲剧控诉了资产阶级功利主义哲学摧残青春，葬送爱情和幸福的罪行。
至于汤姆的命运，具有另一层意义。他脱离牢笼似的石屋之后，纵情于吃喝玩乐，以此作为对葛擂硬哲学的报复。可是，他的“报复”，只是以一种形式的利己主义对抗另一种形式的利己主义，是“以毒攻毒”，因此，他越是往报复的路上走，就在罪恶的泥沼里陷得越深，终于变成一个卑鄙自私、冷酷无情而又麻木不仁的恶魔式人物。汤姆的堕落，再一次宣告葛擂硬功利主义教育的破产，表明这种教育无法造就“纯正有为”的人才，只能产生社会的蠹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