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的更突出的表现，是千方百计地把下流无耻的行径隐藏在“正经”的外衣下。利蓓加一无所有，全靠用赌博、讹诈和姿色来支撑其腐朽的寄生生活。《名利场》写道，滑铁卢战后，大胆妄为的大批英国流氓混进欧洲各国，罗登夫妇“可以算是第一批骗子里的角色。”他们像别的态度蛮横的英国流氓一样，“欺骗旅馆老板，拿了假支票到老实的银行家那里去诓钱，定了马车买了首饰不付账，和不懂事的过路客人斗牌，做了圈套赢他们的钱。”除了赌博和诈骗，利蓓加还用自己特有的姿色，闪烁的绿眼睛、美丽的卷发、动人的歌喉、俏皮的谈吐勾引着一群花花公子和达官贵人，连驰骋疆场的德夫托将军和朝廷显贵司丹恩勋爵这帮风月老手都倒在她的怀里，成了她的靠山和摇钱树。十分明显，利蓓加干的是丧失良心、尊严、道德的勾当，但“却喜欢有良家妇女的名声。”因为她的经历告诉她，只有伪装成“上等人”，才能攀高结贵，满足名利的欲望。为此，她信口胡诌外祖母家的高贵身世，努力“学着上流人的一套做作”，顶着克劳莱上校太太的身份出入交际场所。但是，单靠这些是不够的，伪装正经必须取得上流社会的公认。于是她撒娇卖乖要司丹恩勋爵令他夫人邀她参加岗脱大厦的宴会，因为“能够踏进这重门的，才算得上有体面享特权的贵客”。此外，利蓓加还通过勾搭大伯，在嫂子引见下觐见了国王。作者幽默地写道：“经过这次大典，她就算声名清白，好象御前大臣给了她一张德行完美的证书。”
利蓓加不仅善于伪装，还善于窥测时机，见风使舵，好象一条变色龙，能适应各种环境，又象一个惯于察言观色的高等术士，能把提名利场中各色人物的心理，从容应付。她初出校门在爱米丽亚家做客，就一眼看出乔斯是自命不凡的大傻瓜，于是投其所好，对乔斯装出又崇拜又多情的样子，如果不是乔治暗中破坏，恐怕已成为乔斯·奥特笠太太了。不久，她从繁华的伦敦到人烟稀少的乡间，在毕脱·克劳莱男爵家做教师，很快熟谙了这个家族中勾心斗角的关系，用八面玲珑，上下奉承的策略，在缝隙里站稳脚跟，控制了这个乡间贵族之家的主宰——毕脱爵士，又很快讨得了有7万镑存款的克劳莱小姐的欢心，并把蛮横的赌棍流氓罗登弄得伏伏帖帖。在布鲁塞尔和巴黎，她从容周旋于将军、王公之间。回到伦敦后，面对着权势盖天的政客、情场老手司丹恩侯爵，她巧妙地装出天真烂漫、需要人保护的“依人小鸟”的样子，搞得司丹恩侯爵如醉如痴。利蓓加象一个“天才”的演员，会逼真地扮演各种各样的角色。她不但用诡计和姿色骗取钱财，混进上流社会，而且还替罗登骗得了总督的职衔。即使由于同司丹恩侯爵的暧昧关系被揭穿而声名狼藉、流落江湖，最后还弄到了乔斯死后的一笔人寿保险金。
利蓓加的性格深深铭刻着资本主义社会唯利是图、尔虞我诈、道德败坏的印记。她的经历象一面镜子曲折而真实地照出了当时社会道德习俗和风尚的丑相。
《名利场》不但成功地塑造了女冒险家利蓓加的典型，而且通过一系列资产阶级和贵族形象的塑造，广泛地揭露和尖锐地批判了19世纪前半期英国社会的金钱统治和门第权势。
《名利场》反映的是资本主义社会，因此作品中描写的资产者形象对展示当时的社会面貌有重要的意义。恩格斯说：“在资产阶级看来，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不是为了金钱而存在的，连他们本身也不例外，因为他们活着就是为了赚钱。”资产阶级的这种特点，比较集中地体现在奥斯本身上。奥斯本道貌岸然，喜欢自吹是“老老实实做买卖的英国人。”萨克雷把他放在尖锐的矛盾中，用犀利的笔锋揭开了“老老实实”的实质。原来，奥斯本出身卑微，靠证券经纪人赛特笠的栽培，才跃居为伦敦蜡烛业的巨头和市中心有信用的大财东。但是，由于，1815年3月拿破仑在加恩登陆，路易十八仓促逃难，整个欧洲人心惶惶，公债跌价，赛特笠老头倾家荡产了。按一般常理，奥斯本应该报答恩情，支援赛特笠。但事实恰恰相反，在债权人会议中，对赛特笠“最强硬、最不放松、最狠毒、最轻蔑”的就是奥斯本。在以金钱为灵魂的奥斯本看来，破产是最大的罪过，何况又牵累自己受了损失；另外，他也想用证实对方“行为恶劣”的办法来掩饰自己的忘恩负义。通过恩将仇报这个典型事件，《名利场》揭露了遮掩在“老老实实”外衣下的满身铜臭的暴发户的极端利己主义本质。奥斯本的冷酷、自私，同样表现在他对儿子婚姻的态度上。先前，他支持乔治与爱米丽亚订婚，那时赛特笠的钱超过奥斯本1万多英镑。赛特笠破产后，奥斯本马上给爱米丽亚一封措辞恶毒的信，说是她的父亲行为恶劣到这步田地，两家之间的婚约当然应该取消，同时威迫乔治立刻向又黑又丑而家资万贯的施瓦滋小姐求婚。乔治拒绝时，奥斯本先生“脸上气得发青，两只眼睛就象红炭一般。”后来，在都宾的撮合下，乔治与爱朱丽亚秘密结婚。奥斯本得知后，烧毁遗嘱，取消了乔治的继承权，并且亲自出马向施瓦滋小姐求婚。萨克雷通过对奥斯本的行为的精确描写，二个道貌岸然、利欲熏心的资本家形象跃然纸上。通过这个形象，使我们看到，在资本家眼里，一切都是商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奥斯本很有钱，他常以此自豪，但作为英国特定时代的资本家，他也象当时许多势利的暴发户一样，深感自己社会地位低微，他对贵族的态度，就是这种心理的反映。作品写道：“每逢他遇见有身份的人物，便卑躬屈节，勋爵长，勋爵短，那样子只有英国的自由公民才做得出。”为了满足虚荣，也为了提高地位，奥斯本袭用与自己无亲无故的奥斯本公爵家的纹章，要儿子结交贵族子弟，花多少钱都行。儿子死后，他把孙子打扮得“活脱儿是个西城大爷。”“幻想自己的孙子进大学，做议员，说不定还能封为男爵。”他想到自己可能成为贵族之家的老祖宗，“浑身暖融融的”。奥斯本垂涎贵族门第的势利心理，反映了资产阶级迫切要求有与自己的经济地位相称的社会地位的愿望。《名利场》通过典型事件和个性化的言行、心理的描写，赤裸裸地暴露了奥斯本冷酷、自私、伪善的本质，使读者看到，奥斯本的生活目的是无止境地扩大财富和提高地位。他同《名利场》中的大多数人一样，也是崇拜金钱和权势的追名逐利之徒。
19世纪初的英国，随着资产阶级的胜利，贵族没落了，但他们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恩格斯说：“在英国，资产阶级从来没有掌握过全权。甚至1832年的胜利，也还是让土地贵族几乎独占了政府的所有的高级职位。”像《名利场》中描写的有一连串吓人头衔的司丹恩勋爵就是出身名门望族的权贵。在《名利场》中，他是上流社会的头面人物，有金钱有地位，处处显出有教养的样子。他并不尊重妻子，却在大庭广众之中对妻子彬彬有礼，赢得人们的啧啧称赞。他的谈吐、装腔作势的本领，连利蓓加也十分佩服。但揭开老底，司丹恩的行径却不光彩：“早年出名的大胆，赌钱的本领是了不起的。他和福克斯先生曾经连赌两天两夜。国内最尊贵的大人物都输过钱给他。据说他的爵位也是牌桌上赢来的。”当这个赌棍在《名利场》中出现的时候，又成了整日整夜沉溺在宴会和情妇怀抱中的酒色之徒。为了博得利蓓加的欢心，他不但责令老婆、媳妇在岗脱大厦宴会上接待利蓓加，还私下安插她的丈夫罗登去担任考文脱莱岛的总督。表面上看，他气宇不凡，目空一切，骨子里虚弱得很。当罗登撞见了妻子同司丹恩的幽会，把司丹恩勋爵打了一顿，并送去决斗书，司丹恩勋爵却不敢决斗。活现出色厉内荏的丑相。最为可笑的是，司丹恩勋爵死后，社会舆论却大肆颂扬他的品德、才学、善举。“他死了，贫苦的人们失去了依靠，艺术失去了提倡者，社会上少了一件光华灿烂的装饰，英国少了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和爱国志士”。《名利场》通过司丹恩勋爵显赫的地位和下流的品行，生前的丑恶行迹与死后舆论对他的颂扬的鲜明对照，把有教养的、在一切庄严场合体面地代表民族的英国贵族的腐朽、堕落的寄生虫本质，刻画得入木三分。
《名利场》的作者像一个高等画师，他用讽刺的笔触勾画出了中上等社会形形色色的追名逐利之徒：除了满身铜臭的暴发户，腐朽堕落的贵族，闯荡江湖的骗子，还有肠肥脑满的吸血鬼，口是心非的寄生虫，心灵空虚的纨绔子弟，没有品德的牧师，以及披着军官外衣的流氓赌棍等等。《名利场》通过他们之间尔虞我诈关系的描写，撕下了贵族、资产阶级伪道德的面纱，逼真地暴露出他们自私、冷酷、虚伪、专横的真面目，提供了一幅19世纪上半期英国资本主义社会向权势低头、向金钱屈膝的五光十色的图画。作品形象画面显示的思想意义，远远超出了作品结尾“浮名浮利，一切虚空”的说教。
纵观《名利场》，作者对资本主义社会丑相的揭露是无情的，讽刺是尖刻的，嘲笑是辛辣的。但萨克雷象其他资产阶级进步作家一样有其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他尖锐地揭露资本主义的罪恶，又不触及其根本制度。他笔下的人物，除司丹恩勋爵和毕脱从男爵等少数几个形象是可鄙可笑的外，对其他人物的批判都留有余地，如：忘恩负义、冷酷无情的奥斯本先生晚年悔过；罗登浪子回头，对利蓓加的行为时有回护，等等。至于好人都宾和爱米丽亚，有情人终成眷属。这场趣剧的收场，表明作者写这部小说的目的是给人照照镜子，启人深思，促人从善，告诫人们：“你们追求的东西多么无聊，你们追求那些东西的人也多么无聊！”萨克雷幻想通过“促进人与人之间的爱”来消除社会罪恶，这当然是不可能实现的。
萨克雷认为；“小说的艺术就是表现自然，最大限度地传达真实感——悲剧或诗歌的目的是引起各种感情，人物的动作和语言都带有英雄气概，但在客厅的戏剧里，外衣就是外衣，火钩子就是火钩子。”《名利场》实践了这一现实主义艺术观点，取得了巨大的思想成就和艺术成就。
《名利场》的现实主义艺术特色，突出地表现在人物创造方面。
萨克雷塑造人物，重视环境与性格的关系，能从环境的变化中去描写性格的发展。如，利蓓加在平克顿女校半教半读，受到校长平克顿小姐的歧视，十分愤懑，离校时，把校长视为至宝的约翰生大字典摔到车外，就是受环境歧视而引起的反抗情绪的典型表现。走出校门，到爱米丽亚家做客，优裕的生活环境，使利蓓加感到金钱的魔力，但在笼络乔斯的过程中，看出她还是涉世未深的姑娘。到毕脱·克劳莱从男爵家做教师，一去深感地位低微，但她并未象在平克顿女校那样采取傲世嫉俗的态度，相反用逆来顺受、上下奉承的办法站稳了脚跟，说明在环境影响下，她性格已有进一步的变化。同一无所有的罗登私奔后，利蓓加想通过结婚的合法手段获得金钱、地位的幻想彻底破灭，才混迹江湖，逐步走上招摇撞骗的道路。后来，利蓓加混入上流社会，在醉生梦死的环境下，名利的欲望越来越大，混世的手段日益“高明”，道德也愈来愈堕落。《名利场》较好地写出了环境对人物的影响，经历在性格上打下的烙印。
巧妙地运用对比的方法显示性格，是《名利场》人物刻画的另一个特点。象利蓓加和爱米丽亚，乔治和都宾，这是不同性格的对比。写赛特笠破产前：红光满面，衣着考究，声音洪亮，说话俏皮；破产后：干瘪憔悴，低声下气，疯疯傻傻，衣服破旧。这是人物性格的前后对比。写毕脱老头用幻想和现实对照的手法，先写利蓓加幻想中的男爵：气宇轩昂，衣着华丽，傲气凌人；再写现实中的毕脱从男爵：模样猥琐，衣服破旧，感情鄙俗。这一比较，更显出毕脱老头破落的丑相。对克劳莱小姐，作者专揭她言行的矛盾。克劳莱小姐满口“平等”，有时她的言论“豁达得连伏尔泰先生也不能再苛求”。实际上却保守腐朽，金钱门第观念极重，当她听到亲侄罗登与一无所有的利蓓加结婚的消息，当场气得晕死过去。两相对照，克劳莱小姐口是心非的虚伪面目，昭然若揭。《名利场》有时拿同一个人在同一场面中的不同行为加以对比，如爱米丽亚和利蓓加离校的场景中，平克顿小姐对富有的爱米丽亚媚态可掬，对贫困的利蓓加盛气凌人，活现出一副势利相。《名利场》是一部讽刺小说，作品中的反面人物大都把冷酷、自私、趋炎附势的行为遮掩在道德、地位、教养的漂亮外衣下，用对比的方法揭开他们言行不一、表里不一、前后矛盾的丑态，不但笔墨经济，而且使这批丑角的面目显得更为可鄙可笑。这样大大加强了作品的幽默感和讽刺的力量。
《名利场》描写了上至国家大臣，下至马夫走卒社会各阶层各色各样的人物。萨克雷按人物在作品中的地位，分别采用了不同的具体手法。如奥斯本是作品中主要的资产阶级暴发户形象，作者浓墨重彩，从外貌、语言、行动、心理和习惯等多方面地绘出了他唯利是图的本相。书中奥斯本焚毁遗嘱的场景已成为世界文学中心理刻画的著名场面。对处于陪衬地位的赛特笠，作者则多用白描的手法，略写了他不甘心失败的打算和大拍卖的情景，简洁地勾勒出赛特笠这个被赶出市场的破产经纪人的窘态。但是，在《名利场》中不管作者采取何种手法，都精心选用典型的特征和细节来刻画人物的性格。如，奥斯本的女婿白洛克听到乔治违背父意、私娶爱米丽亚的消息时，“喜欢得全身抖了一抖，小眼睛里放出光来，他想乔治先生干下这样的糊涂事，说不定倒是玛利亚多得3万镑嫁妆，远超过以前的希望，乐得望着她嘻嘻的笑。”奥斯本老头一死，“白洛克急急忙忙从市中心赶来。‘他留给那孩子多少钱？不能给他一半吧？当然应该是3份平分啦！’”由于抓住了人物典型的心理言行，寥寥几笔，把认钱不认亲的市侩白洛克，写得神情惟妙惟肖。
《名利场》另一个艺术特色是采用夹叙夹议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