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想谈谈宽松的教育环境的重要性。我的曾外孙六岁从美国回来，在看英文的福尔摩斯。他们不评什么“三好学生”，认为评等级排队会使其他学生产生自卑心理；老师并不布置家庭作业，他们回家后没有作业。读书都是自动的，不是强迫的。这种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与我们现在的很不一样。我在中学时，每学期也要考试排队，平时则没有，老师也不会处分成绩差的学生，不会看不起他们。处分学生不是一个好办法，那会压抑学生的思想和精神，影响完善人格的发展。在北大百年校庆时，美国哈佛大学校长说，我们培养学生，要使文科学生了解理科，理科学生欣赏文科；大学的目的不是培养专家，而是培养完整的人格，是一个完整的教育。这同我们提倡的全面发展相近。比较苏联的教育和美国的教育，苏联是培养专家，出来就是很好的工程师；美国不去培养高级工程师，但大学生未来发展的可能性很大。现在，对于两种教育模式的利弊得失应该是清楚的。
记者：是实行专才教育还是通才教育，教育界曾有长期争论，现在倾向培养通才基础上的专才。现在中小学学校教育中还存在一种现象，就是一些学校倡导英才教育，提倡培养精英人才、领袖人物。
周先生：你有什么资格培养领袖人才？领袖人才是在社会中自然产生的，不是学校教育能够培养的。中学阶段应该给学生兴趣培养提供机会，你给他灌输东西，脑子装得满满的，他就没有自己的空间和兴趣去学东西了。沈从文早年很穷，没有老师指导，小学都没有毕业，他的学问是自学来的。他自己说是“乡巴佬进京”，谁理他？他写的小说像法国小说，但他不懂外文，他是自己看翻译小说学会的，这完全凭兴趣。有人看小说，看到半夜还不休息，是因为有兴趣。
记者：您认为中小学教育的基础是什么？
周先生：中小学是打基础的阶段，其中国文是基础，最重要；英文也是基础，要拿起来就能写。中文学好不在于教师教了多少，很多人喜欢看小说，通过大量阅读就学好了。
记者：您从小上新学堂，大学上了教会学校，后又留学海外，上世纪三十年代到了日本，四十年代再去美国，一九四九年回国。这种复杂的经历是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一些知识分子的典型经历，造就了一代学者在学识上融通古今中外，品格上突显独立之精神和自由之意志。您认为我们现在教育应该如何处理好继承传统和面向未来的关系，如何处理好学习西方文化和弘扬传统文化的关系？
周先生：我为什么要写文化的文章呢，有许多人笼统谈东方文化、西方文化，这是不对的。你要谈文化，首先要知道世界文化史，特别是近现代文化史。我认为，现在每个国家的文化实际包含两部分，一部分叫国际现代文化，其中最重要的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这一部分是现代整个世界文化的共同部分。古代没有现代文化，它是十九世纪慢慢形成的。今天是全球化时代，必须是全球化文化，以国际现代文化为主，国际现代文化是大家共同的，这是文化的主要方面。二是传统文化，每个国家不一样的，包括本国的文史哲，包括本国的宗教、艺术，具有本国特色的。笼统讲东方、西方文化为什么不对？西欧文化和美国文化放在一起才是西方文化。东方文化含西亚、南亚和东亚文化。我写了篇《漫谈西化》，专门谈这个问题。中国所讲的西方，最早是指西域，后来是西天（印度），最后才指西欧，这是三个西方。糊里糊涂说西方文化是不对的。中国是三个“东方”之一，有自己的传统文化。我比较了三所大学课程，中国今天有名大学的课程主要来自欧美，四分之三是外国的，物理、数学、化学是外国的，是国际现代文化，四分之一是国内的，是传统文化；传统文化在缩小，国际现代文化在扩大。我们现在处于双文化时代，任何一个国家都是既有国际现代文化，又有本国传统文化。一个人也一样，可以容纳两种文化，并不矛盾。我既能听昆曲，又能听现代音乐，因为人本身就是矛盾的。西方宗教是信上帝的，科学是反宗教的，两者矛盾，但我知道很多生物学家都去作礼拜，信上帝。
记者：最后，大家都想知道，您经历了整整一个世纪的风风雨雨，是如何做到保持健康的身体、良好的心态和乐观向上精神的？现在的老师很辛苦，压力很大，很多教师身心处于亚健康状态，你能否给教师传授一些“秘方”，以拥有健康的体魄和乐观向上的精神。
周先生：一要保持乐观的态度，要相信进化论，相信历史总是在进步，后人超过前人的。二要多动脑，多思考。上帝给我们一个大脑，不是用来吃饭的，是用来思考问题的，思考问题会让人身心年轻。
（访问者胡苇，即胡艳，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原载《中国教师》，二○○四年四月。）
汉语的今天
--百岁学者周有光教授访谈
赵丽明
汉语的今天--怎么看英文汉字混用？
要不要保持汉语纯洁性呢？
二○○六年是《关于公布〈汉字简化方案〉的决议》和《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发布五十周年。二○○六年三月三十一日至四月一日，由教育部、国家语委以及中国语言学会、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世界汉语教学学会、中国文字学会、全国汉语方言学会、中国辞书学会、中国语文报刊协会共同发起，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承办的纪念会和“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常委会议厅隆重召开。国务委员陈至立，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嘉璐，教育部副部长、国家语委主任赵沁平及一些著名语言学家等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多年以来，在国际上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语言文字工作发言人的周有光老先生，对此早有精辟的阐述，他多次谈到这个问题。最近，我们又拜访了一○一岁的周有光先生。
周有光：你今天电话里不是说有两个问题吗？我们谈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
赵丽明：第一个问题，先聊聊近些年来，外来语，还有许多字母词都到汉语里来了。如何看待这种现象呢？
周有光：哦，这是不可避免的，这叫“洋泾浜”。“洋泾浜”最厉害是日本，日本文里本来大部分都是“洋泾浜”。“电灯”，灯本来日本没有的，是从中国传过去的，所以“灯”日本话跟中国差不多的。后来呢就不行了，变成英文了，成日本英语了。日本呢，先吸收德语、荷兰语，后来是英语。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大量吸收英语，多到惊人。一个日本教授讲笑话，“nihong”就是日本嘛，现在“nihong”没有啦，只剩一个“Japan”啦。（笑）假如仔细研究日本的语言，日本大部分的老词都是中国去的，新的词是欧洲去的，它自己的词大概百分比少得不得了。这是一个好事情还是坏事情呢，至今有争论。我们要维持汉字的纯洁性，反对外来词的侵略，这是没有办法的，要接受外来的文化，就要吸收外来的词汇，这是必然的。所以我写过一篇文章，我就讲这个问题，可能在这里面。（翻书）赵丽明：这个问题谈完以后不再说了啊，爷爷，累了。
周有光：不不，没关系，和你们聊天很高兴。我写了一篇文章叫《文化传播和熟语翻译》。
中国在春秋战国时代，语言是不一样的，文字也是不一样的，“语言异声，文字异形”。以后就相互学习，“书同文”以后就有了一个共同的“通语”。后来，到了汉朝末年，印度佛教传进来了，对中国文化影响非常大。佛教传进来，它不仅是一个宗教，不仅是几个菩萨，它带来的是印度的文化。首先是建筑技术，中国人原本是不会造楼房的，造楼房是印度来的。中医，我们去研究一下中医，里面大部分是从印度来的，这个最近我才知道。文艺复兴之前，印度文化是非常高的。文艺复兴以后，就把印度甩在后边了。印度对我们的语言影响很大。我们许多词汇都是印度词汇，我这篇文章里面就举了许多例子。许多我们常用的词汇，实际是印度来的。比如说运动员，有种子运动员，对吧？种子这个字是印度话翻译过来的。我们常常说，我很烦恼，烦恼就是从印度来的。许多话都是从印度来的。中国话词汇大多是单音节的词，双音节比较少。印度翻译过来，单音节就不够用了。大量的双音节就是从印度翻译过来的，创造了许多新的词来适应翻译的需要。所以你说我们语言纯洁，印度文化一来我们的语言就不纯洁啦？这是第一个时期外来词影响我们。
第二个时期是清朝末年到民国初年。大家都知道严复翻译西洋书。他翻译书很不容易，可是他翻译的书后来大家都不看了，都看从日本翻译过来的书了。譬如我们现在讲“社会学”，这是从日本来的，严复翻译是叫“群学”，sociology，翻译得很好，可是现在没有人用了。再比如“政治”“经济”这些词，中国古代就有，不过不是现在这个意思。日本把它们借去用，用了以后中国又从出口转内销。外来词分两种，一种是音译，这个很明显；一种是意译，用久了就不知道了。假如你抵抗外来词，不用外来词，那么文化就不能进步了。所以要吸收外国文化，你不可能不吸收外国词汇。
赵丽明：英文和汉字混在一起用。要不要保持汉语的纯洁性，要不要规范呢？
周有光：纯洁这两个字，天下没有纯洁的，英文是世界上作用最大、流通最广的，它是最不纯洁的。没有纯洁的语言。规范是需要的，规范是按照客观的情况来加工，不是根本改变，根本改变是不可能的。规范里面有不合理的东西，因为它已经成了习惯了，这个规范有它的限度，规范是必须要的。汉语的词汇太不规范，这是需要规范的。比如说，一个potato有几十种讲法，我们北京人叫土豆，上海叫洋山芋，（笑）这么多种叫法没有必要，可以规范。
两种语言相接触以后，必然要相互影响。比如上海的“洋泾浜”，为什么洋泾浜要在上海发生呢？因为上海在从前是跟外国接触最多的地方，现在“洋泾浜”最多的地方是广州、香港。香港话里有许多外来语，我看他们讲话，70％是广东话，30％是英国话。他们打球不叫打球，叫“打ball”。（笑）ball是受英文影响的。就有这么一种现象。所以要纯洁很困难。英语怎么变成一种非常发达的语言呢，就是因为英语一直在传播，它长时间吸收外来文化，是最不纯洁的。（笑）纯洁都是相对的。
所以说，语言相互影响这是一个自然现象，这一点要弄清楚，这不是病态。可是这样一来，词汇甚至语法就乱了。比如说：这个人很美国的；这个人很中国的。这种说法原来是不行的，看来语法也在变。
为什么现在我们感觉到乱呢？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因为中国长期封闭，忽然一开放，当然会发生这个乱的现象。第二呢，现在全球化越来越厉害，新的词汇越来越多。今天我看报，webster（著名的《韦氏字典》）收了一百个新的字，“google”都收进去了。我刚把它剪下来的，有一百个词收进去了。英国方面他们每年也要研究词汇的变化，现在还不知道怎么样，结果还没有出来。每一种文字都在变。
政府、学术界该怎么做？--“彗星词”与规范化赵丽明：面对汉语汉字当前这种情况，政府、学术界该怎么做？
周有光：我想学术界就是要研究，学术界不能做结论，只能提出建议，可是学术界的研究非常重要，违背学术规律的东西是不可能成立的。
语言文字不是一成不变的，变了以后需要规范。已经变了还没有规范，在这个阶段当中，发生一些混乱也是自然现象，没有关系的。因为语言，特别是词汇，它不讲道理的，它不是先有一个规则，再按照规则来变动的。你不知道它怎么变，要等它稳定以后再规范化。
字母词进入中文来发生两个问题，第一跟我们语言不符合，第二跟汉字发生矛盾。汉字跟字母放在一起怎么排呢，它有种种的问题。是不是承认它？我的看法是这样子的：这是一个过渡时期，我们现在还不能肯定哪些字母词会稳定下来，哪些不稳定。例如“卡拉OK”很是流行了二十多年，现在又不流行了，呵呵。
赵丽明：您都知道它不流行了？
周有光：有些词你要看它是不是稳定，一时很难判断。有的词是“彗星词”，它起来很快，走掉也很快。比如“批林批孔”，一下子就没有了。
赵丽明：您这个词真好，彗星词，曾经很亮，在历史长河中只是一闪而过。
周有光：哎，所以你要等待一段时间，观察它的变化，等它稳定了，再加以规范化。你规范得太早也没有用！你规定“不许有外来词”，也没有用处。现在的网上语言，我是完全看不懂，呵呵……你说它是对还是不对，目前很难下一个结论。因为有些现象是一种偶尔的现象，临时的现象，它还没有稳定。不合适的东西自然会淘汰，要过了一段时间再加以规范。人为规范的作用很小，要顺自然的趋势来规范，违背了趋势，你的规范没有人遵守。（笑）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赵丽明：您说得太对了！
周有光：（笑着说）我的话也不一定对！我这个人过时了。现在每个人都有一个手机，手机可以发短信，可以有好多用处。所以我买了一个手机，结果给了保姆用，我的耳朵不灵。（笑）我的儿子教保姆怎么用手机。她小学毕业，她后来又自己看了很多东西。所以她的程度至少有初中生的程度。我的电脑也主要是她用，不是我用，因为我不灵了。
赵丽明：您这儿是个学校！（周先生笑）您刚才讲的规范问题应当给国家语委、教育部讲讲。
周有光：我也不清楚他们。不久之前教育部开了一次招待新闻记者的会，他们请我去，我去了，他们说我们教育部成立以来，第一次请一○○岁的人来。（笑）这就是那次拍的照。（指着墙上的照片。照片上写着：著名语言学家及相关人士与记者见面会二○○六年三月二十二日教育部）怎么研究汉字呢？--必须了解世界才能了解中国学生：我们在学习文字学，想请教周爷爷，我们怎么研究汉字、研究古文字呢？
周有光：中国研究古文字，南开大学有一个中心；当然那种研究是好的，不过没有走出中国原来的范围。我不反对原来的研究方法。但是你一定不能限于这个范围。《说文》这个系统是好的，但是最大的缺点就是只知道汉语汉字，旁的都不知道，这当然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