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先生年轻时生过肺结核，患过忧郁症。结婚时，算命先生说他只能活到三十五岁。他觉得算命先生没有算错，是医学改变了他的寿命。周先生现在有“三不主义”：一不立遗嘱，二不过生日，三不过年节。日常生活越来越简单，生活需要也越来越少。饮食上，很多荤菜不能吃，不吃油煎肉类，主要吃鸡蛋、青菜、牛奶、豆腐四样。但是牛奶和鸡蛋都不能多吃，鸡蛋一天一个，不吃蛋黄。上下午各喝一杯红茶。穿衣服也简单，别人送的漂亮衣服没有机会穿，因为不出门，穿出来也觉得不自由。喜欢小房间，有利于听觉。旅游也发生困难，不能走长路。
每天早晨，周先生的第一件事是仔细看《参考消息》，他觉得《参考消息》内容比较多，很多重要的新闻就在字里行间。香港朋友每周都寄给他英文杂志。现在专业书看得少了，看历史、文化方面的书比较多，文艺书本来就很少看。最近，周先生正在看美国小学六年级的教科书，其中让小学生知道古代历史的编书方法很有启发性，他想把这本教科书介绍给国内搞教育的人看。
现在，周先生平均每个月在内地或香港报刊发表一篇文章，基本都是杂文，内容不止于语言闲谈，更多是对新事物的思考。
周有光祖上为常州望族，他的太太是“张家四姐妹”中的老二张允和。张家四姐妹，个个蕙心兰质，大姐张元和的夫君是昆曲名家顾传玠，老三张兆和是沈从文的夫人，老四张充和嫁给了德裔美籍汉学家傅汉思。
南方都市报：你和你太太两家都家学渊源，有学者还专门研究“张家四姐妹”，当作现代文化史上的一个缩影，你自己是怎么看“张家四姐妹”的？
周有光：张家四姐妹的名气很大，（大笑）不光在中国，在外国都有很大的影响，前两年美国耶鲁大学的金安平女士撰写了一本《合肥四姐妹》。张家作为一个大家，开始于我老伴张允和的曾祖父张树声，张树声是跟随李鸿章打仗出身的，“张家”与“李家”相并列。李鸿章因母亲去世，清朝大官允许回家守孝三个月，李鸿章回乡丁忧的时候，职务就是由张树声代理的。张树声的官做得很大，任过直隶总督、两广总督、两江总督。所以下一代人也做了很大的官，到第三代张允和的父亲张吉友，生于清朝末年，受了新思想的影响。他知道家里有钱、有地位，但总这样下去不行，就决定离开安徽，到上海、苏州兴办新式教育。他用父亲传下来的财产，广办学校。后来，他在苏州办乐益女子学校，很成功。他跟蔡元培、蒋梦麟等当时许多有名的教育家结成朋友，帮助他把学校办好。他不接受外界捐款，别人想办法搞捐款，他恰恰相反，有捐款也不要。（笑）当时有一个笑话，他的本家嘲笑他：“这个人笨得要死，钱不花在自己的儿女身上，花在别人的儿女身上。”其实，他在当时确实比较先进、开明，他的财产专门用来办教育，他对下一代主张，自己的钱不给儿女，只给儿女教育。我的老伴兄弟姐妹一共十个，四个女的--“张家四姐妹”，受到了当时比较好的教育。不仅是新的大学教育，传统国学的基础也比较好。叶圣陶在我丈人的学校教过书，叶老讲过一句话：“九如巷张家的四个才女，谁娶了她们都会幸福一辈子。”（大笑）南方都市报：你和张允和相爱的经历是怎样的？
周有光：我与我的老伴张允和结识，是因为我的九妹在张允和父亲办的学校里读书，并且与张允和是同班同学，这样张允和就经常来我家玩。我和她从认识到结婚的八年时间里，可以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很普通的往来，主要在苏州；第二个阶段，到了上海开始交朋友，但是还不算是恋爱；第三个阶段，当时我的一个老师在浙江杭州创办新式学院，要我去教书，我大概教了两年。而她本来在上海大学读书，正好赶上浙江军阀与江苏军阀打仗，苏州到上海的交通瘫痪了。于是她就到杭州的之江大学借读，我当时在杭州教书。在杭州的一段时间，就是恋爱阶段。（笑）我给你讲一个有趣的事情：一个礼拜天，我们一同到杭州灵隐寺，从山路步行上去。灵隐寺在当时规模很大，环境幽美，现在只剩下了当中几间房子。当时恋爱跟现在不同，两个人距离至少要有一尺，不能手牵手，那时候是男女自由恋爱的开头，很拘束的。有趣的是，有一个和尚跟在我们后边听我们讲话，我们走累了，就在一棵树旁边坐下来，和尚也跟着坐下来，听我们讲话。听了半天，和尚问我：“这个外国人来到中国几年了？”他以为张允和是外国人，可能因为张允和的鼻子比普通人高一些。我就开玩笑说：“她来中国三年了。”和尚于是说：“怪不得她中国话讲得那么好！”（大笑）后来我们都离开杭州，结婚了。结婚之后，我丈人给张允和两千块钱做嫁妆，那个时候两千块还是一个不小的数目，我们就用这两千块去日本读了一年书。我们七十多年的婚姻的确是很幸福。
南方都市报：听说你们结婚以后从来没有吵过架？
周有光：别人都说我们结婚七十多年来没有吵架，就因为我们的亲戚经常向我们的保姆询问此事。其实我们也有吵架，不过我们吵架不会高声谩骂，不会让保姆听到的，也没有闹几个小时的，一般是三两句话就吵完了。还有一点，我们吵架通常不是为了两个人的问题，而是因为其他人的问题。的确，我们的婚姻生活是很和谐的。到了北京，一直到我老伴三年前去世，我们每天上午十点钟喝茶，有的时候也喝咖啡，吃一点小点心。喝茶的时候，我们两个举杯齐眉，这当然是有一点好玩，更是双方互相敬重的一种表达。下午三四点钟，我们又喝茶，又举杯齐眉。有朋友来家里特别是记者，看到我们举杯齐眉，都觉得有趣得不得了。（大笑）这就对家庭和谐起到作用。还有，我们相信外国哲学家的一句话：“不要生气！”许多人问我们长寿之道，我们想不出什么道理，可是我们相信不要生气。因为，外国一个哲学家说：“生气是用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这是完全对的。譬如，夫妇俩为了孩子生气，孩子做错了一点事情，就大动干戈，实际上就是惩罚自己。我们相信这个话很有道理。所以，我和老伴从相识到相恋到结婚的过程，好像是很平坦的。
南方都市报：“张家四姐妹”中大姐张元和和昆曲名角顾传玠好像没有像你们这样平坦？
周有光：与我们相比，大姐张元和与顾传玠的情况就曲折一些。张元和在上海读大学，人漂亮，读书也好，是大学里的“校花”，被捧得不得了，再加上张家地位，对她的婚姻很不利，一般男孩子不敢问津。所以，一直找不到合适的朋友。后来，张元和非常喜欢昆曲，擅唱擅演，而顾传玠是当时最著名的昆曲演员。张元和因为喜欢昆曲和顾传玠相识，顾传玠想要追求她，她不敢接近顾传玠，因为当时演员的地位很低。所以拖了很多年，到抗日战争的时候才在上海结婚。举个例子，我们有一个非常有钱的亲戚，是上海一个银行的董事长。这位大银行家也是考古家，自己在上海有一栋七层楼的房子，最高一层是他的古董，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甲骨文。我和张允和结婚后就去上海拜访老长辈，受到了他的热情接待。我早年搞经济学，在大学教书，因此他很看重我。但是，张元和与顾传玠结婚后一起去看他，他不见，搞得张元和很尴尬。这个例子就说明，张元和结婚晚就是因为封建思想严重的年代看不到艺术家的价值，看不起演员。
南方都市报：张兆和与沈从文的相爱也是很有一番波折的？
周有光：当时张兆和在胡适做校长的著名学府中国公学读书，沈从文在那里教书。沈从文追求张兆和，写了很多情书给张兆和。张兆和一封也不看，还生气了，她拿了信告到胡适那里，说沈从文是我的老师，还写这样的信给我。胡适的思想跟张兆和不一样，他说，沈从文没有结婚，因为倾慕你，给你写信，这不能算是错误。那是一个思想转变的时代，有很古老的思想，也有很新的思想，同时存在。胡适甚至讲：我是安徽人，你的爸爸也是安徽人，如果让我去跟你的爸爸讲结婚的事，我也愿意。（大笑）结果，张兆和气得不得了，就走了……时间一长，两个人就慢慢好起来，后来还结了婚。（笑）他们结婚以后也相处得很好。我们这一生，遇到抗日战争、“文化大革命”，颠簸是很大的，能够有这样的婚姻已经很不容易。
南方都市报：张充和和汉学家傅汉思的爱情又是怎样的？
周有光：当时张充和在北京大学读书，傅汉思在北京大学教书，是德裔美国人。在校园里就相识了，后来二人发生恋爱。解放之前，二人回到美国。今天四对夫妇，顾传玠、张元和，张允和、沈从文，张兆和、傅思汉都离我而去，张充和还生活在美国。张充和受到的传统教育最多，是书法家。张家的叔祖母没有孩子，喜欢张充和，把她过继了。叔祖母请一流的国学家教张充和，所以她的古文造诣比其他姐妹都高。二○○四年十月，她回国在北京和苏州举行个人书法绘画展览。
周有光与沈从文是连襟，在生活与学术上多有交流。周有光眼里的沈从文有一种特别的真实感与亲切感。
南方都市报：你和沈从文先生的交往是怎样的，你觉得沈从文是什么样的人？
周有光：一九五五年我到了北京，沈从文也在北京，我们就经常来往。而解放前，因为我在国外，与他没有什么往来。沈从文是一个很“奇怪”的人，他生于湘西凤凰，那儿今天都比较闭塞，更不用说当年。但是他家是书香门第，后来慢慢衰败。他小时候阅读了很多古书，但连小学都没有毕业。然后为找工作糊口，当了军队里边的一个文书员。当时军队很穷，他就把箱子当桌子在上面写字。在“五四”时代，北京、上海出版了很多外国小说译著，特别是法国小说，这些东西引起沈从文的很大兴趣，也使得他受到了新思想的影响。后来，他想办法进了北京，“乡下人进城了”。（笑）但是他了不起的是，什么都是靠自修成才。因为他没有进过新式学校，不懂英文、法文，但是他大量阅读了法国译著，自己写的小说很像法国小说的味道。我想起爱因斯坦讲过一句话：一个人活到六七十岁，大概有十三年做工作，有十七年是业余时间，此外是吃饭睡觉的时间。一个人能不能成才，关键在于能否利用你的十七年，能够利用业余时间的人就能成才，否则就不能成才。这句话非常有道理。
沈从文还有一点了不起，解放以后沈从文被郭沫若定性为“粉红色文人”。因为沈从文与胡适关系好，胡适当年被贬得一无是处，所以沈从文也受到牵连，被安排到故宫博物院当解说员，别人都以为他很不高兴，他一点都不在乎。他说：“我正好有这个机会接触那么多古董！”于是，他就研究古代服饰，后来写成《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这也证明，沈从文度量大，一点架子没有，这也是他了不起的地方。沈从文如果多活两年，很有可能得诺贝尔文学奖。
南方都市报：听说你有一个外号叫“周百科”，就是沈从文先生给你起的？
周有光：“周百科”是沈从文一个开玩笑的话。（大笑）到了后来就更有趣，改革开放时期，中美两国要搞文化合作工作，当中有一项就是要翻译美国的《不列颠百科全书》。其实，《不列颠百科全书》本来是英国的，是因为“二战”期间英国的很多企业都卖给了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也是如此。我们翻译《不列颠百科全书》，当时国内购买力很差，二三十本都买不起，压缩成为《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到了一九八五年以后，又扩大翻译。中国方面三个人是刘尊棋、钱伟长和我，美国方面有三个人，六个人成立了联合编审委员会。这样子，人家更给我开玩笑，叫我“周百科”（笑）。这个外号就是这样起来的。
周有光和张允和结婚后，拿了张家给张允和的两千块钱嫁妆到日本留学，后来又到美国工作和学习，更有幸面见爱因斯坦。这种经历今天看来，富有传奇色彩。
南方都市报：你先是到日本留学，后来又到美国工作。具体情况是怎样的？
周有光：我的留学应当说很不顺利。第一步到日本去留学，当时年轻，糊涂得很，有“左”倾思想。一九三三年，大学毕业我就去日本学日文，很快就学会了日语，我那时候有一种“左”倾思想，想跟随河上肇先生，当时他是“左”倾的经济学家，我对他十分钦佩。我本来在著名的东京大学读书，而他在京都大学教书。京都也称西京。我就去考西京大学，结果跑到西京大学，而河上肇被逮捕。当时日本不承认中国的学分，在日本读博士要读三年，而美国只要一年两年就可以。而日本的课程我在国内读过，我不愿意重新再读一遍。我的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跟美国是接轨的，但是与日本不接轨。所以，我在日本就只读了一年，主要也不是读经济，因为那些经济课程我都修过。我基本上都是在学日文，一年时间我的日文已经不错，连日本人都称赞。而当时我夫人张允和在日本怀孕了，提前回了上海，我也随后就回了上海。
回国以后我就准备去美国读书，但是当时钱不够。我就找工作，准备攒钱去美国。结果却遇到抗日战争，全家逃难到后方。在四川的八年，是最困难的年头。我在重庆搞银行搞经济，当时国民党政府在重庆要确保后方有东西吃、有衣服穿，于是国民党的经济部成立了一个农本局，在很多银行找人去农本局做事，实际相当于农业银行，用于抗战时期。我就调去了农本局，担任重庆办事处的副主任，管辖四川。在农本局的事情，我都几乎忘记了。
最近，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中国现代经济史，他们找我谈农本局的事情，我感觉就像做梦一样。他们找出以前在农本局的杂志和我发表的文章给我看，让我回想起了很多以前的事情。我还是觉得以前农本局的工作做得不错，打仗最怕后方没有饭吃、没有衣服穿，我们借用美国的办法，通过金融，帮助地主、农民维持农业、棉花生产。所以，抗战八年，后方没有粮荒、没有棉花荒。可以说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应当说还是成功的。
抗战胜利以后，农本局取消，我们就回到银行。银行派我到美国，负责银行与美国的联络工作。一九四五年我就去了美国纽约。在美国的时候，我主要是工作，周末去读书。当时很用功，一下班我就到纽约非常著名的公共图书馆读书，晚上十点才回家。晚饭也在图书馆里吃，很便宜、实惠。图书馆非常好，因为每天都去，图书馆的人就问我研究什么，我说我研究经济，他们就以为我是搞研究工作的，就给了条件很方便的“研究生房间”，我借的书不会被拿走，可以放在里边。我就利用每天下午晚上来读书。周六周日我在大学里听课，因为工作的原因，我没有修学位。经济上的原因，我没有办法脱产读书修学位。当时很矛盾，内心考虑要不要辞去工作拿学位。而我也在美国很大的一个信托银行工作，在美国已经做到了中上层水平。这些对于毕业生也是不容易做到的。所以，我没有辞去工作，而是利用业余时间充分读书、学习。
南方都市报：有人写文章说，你是屈指可数的与爱因斯坦面谈过的中国人，你在美国时与爱因斯坦交往的情况是怎么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