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传彩/口述周海滨/撰述
北京后海南沿26号院，张伯驹潘素故居，朱门灰墙，静谧怡人。在院子里一棵已有百年的丁香树下，张伯驹潘素的独女，79岁的画家张传彩老人，把与父亲张伯驹在一起的日子对我娓娓道来。
时间指向2011年6月21日。
一捐献国宝买公债
张传彩展示了一张1956年的“褒奖状”，上写“张伯驹潘素先生将所藏晋陆机平复帖卷……黄庭坚草书卷等珍贵法书等共八件捐献国家化私为公……”，“褒奖状”的书写及签发者为时任文化部部长的沈雁冰。
文化部为此举行捐献仪式，并奖励三万元。对于这三万元奖金，张伯驹坚持不受，怕沾上了“卖画”之嫌。郑振铎劝说，这不是卖画款，只是一种鼓励。张伯驹夫妇收下钱后，拿去买了公债。
实际上，这次捐献因公债而起。
1956年，新中国成立后首次发行公债，文化部动员张伯驹等文化人士购买公债。饭后，在文化部机关大会议室又继续开小会。参加会的，除了几位部领导外，还有一批文化界知名人士。会议由副部长郑振铎主持，不再谈买公债的意义，而是抓落实。当然，在这个时候，购买的金额也反映了态度。在1955年前，中共实行供给制，大部分东西都是统一发的，现金津贴很少，干部手中并没有多少现金。在这次座谈式的小会上，部长沈雁冰自报买五千元公债，副部长夏衍买四千元。作为党外人士的郑振铎报了八千元。接着，会场便沉默了。郑振铎环顾会场，最后把目光落在了张伯驹身上。在与会的几十个人中，他是被公认最有钱的人。但张伯驹已不是昔日的巨富公子了。
父亲母亲将珍藏的八件国宝级的法书捐给国家的消息，在中国文化界引起震动。文化部为此举行捐献仪式，并奖励三万元人民币，国内各大报都发了消息。
在捐献国宝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一顶“右派分子”的帽子戴在了张伯驹的头上。
二因戏剧而“右派”
1956年，张伯驹发起成立“北京京剧基本艺术研究社”和“北方昆曲剧院”，组织演出。这时，文化部要求挖掘传统剧目。他对文艺突出政治早有看法，曾比喻说：“譬如炒了一盘好菜，能表明政治观点有什么问题吗？吃饱了，吃好了，工作有精神了，这就是政治了。”
1957年8月30日、31日，戏剧界、国画界联合，连续两天举行了张伯驹批判会。张传彩说：“被打成右派的时候，单位里头还让我们划清界限呢，我都有点不服。可是我父亲说，‘哎，这个没什么，人嘛，犯错误都有的’，他会原谅别人。他说，‘我只要自己没有亏待党，我是没有反过它说一句它不好，我心很坦然。’”
这是一出戏引起的。
1957年4月10日，文化部组织召开了第二届全国戏曲剧目工作会议，文化部副部长刘芝明就贯彻“双百”精神在开幕式上提出：“今后戏曲节目要大胆地放，要放手，还要放心，越放越灿烂，使鲜花更多地出现。”
从“双百”方针的提出到全国戏曲剧目工作会议，张伯驹的确兴奋起来了。在“发扬国粹，保护遗产”的大旗下，他将老人们组织起来，成立了“老艺人演出委员会”，策划每周演出一次，推出老戏《宁武关》、《祥梅寺》。他对老人们说：“这两出戏演出来，叫他们看看。”
张伯驹女婿楼宇栋撰文解释说：“《宁武关》里有声泪俱下的唱腔，有繁重的武功，有唱念做打的妥帖铺排。不具备相当技术水准的文武老生，是过不了《宁武关》的。而《祥梅寺》则是京剧打基础的武行戏，其中的舞蹈性动作，没有功力的演员也无法登台演出。这个时候的张伯驹满脑子是纯艺术，他根本不去想这两出戏里的反面角色李自成、黄巢是何等人？是共产党推崇的农民革命领袖，是犯忌的。”
此外，张伯驹尤其关注《马思远》的解禁复演。
《马思远》一剧是老演员于连泉（1900-1967，花旦演员，艺名小翠花）的拿手戏。内部演出那天晚上，邓小平、聂荣臻、彭真等受邀观看。据《文汇报》驻北京记者谢蔚明回忆：“内部公演的那天晚上，文艺界人士都请到了，中央和北京市的邓小平、聂荣臻、彭真等领导人也入座观摩。开幕前，张伯驹以晚会组织者的身份站在大幕前致辞，讲话内容和记者招待会上讲的差不多。戏开场后，扮演马思远老婆赵玉的筱翠花，在这出戏中完全是个淫荡妇人的形象，杀夫情节又给人以恐怖感，从开戏到散场，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始终表情严肃，直至退席。当时我预感到《马思远》正式公演不可能。”次日，新华社发通稿，《文汇报》刊发。
很快，反右开始。梅兰芳、周信芳、程砚秋联名发表文章，倡议戏曲界不演“坏戏”，因《海慧寺》剧中有淫杀恐怖成分，“北京京剧基本艺术研究社”被指为始作俑者。张伯驹等几个人被牵连进去，成为戏曲界最早的“右派”。
《马思远》作为坏戏受到批判，积极为《马思远》鼓吹的谢蔚明，《北京日报》记者曹尔泗及新华社记者，也都成了右派。谢蔚明被判刑十年，送往北大荒劳动教养。
“右派”张伯驹的北京市民盟委员资格被取消。“其他的这个协会、那个学会的兼职虽然没听说取消，不过人家也不找他了。”在批判会上，批判他挖掘整理的《宁武关》、《祥梅寺》无一不是站在封建王朝的立场上，歪曲伟大的农民起义。
一天，荀慧生奉命参加批判张伯驹的大会。会前，荀慧生和张伯驹邂逅，二人行“道路以目”之礼。回去后，荀慧生对夫人张伟君说：“看来张先生禁受得住，不要紧。”
据楼宇栋分析，给张伯驹戴上“右派分子”帽子不完全是《马思远》，还有他的“右派言论”：
1956年10月5日。中午，在部机关外篮球场，张对秘书处的赵文中说：“既然讲了民主党派和共产党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就要有个互相的样子，不能只走形式，伸手算一票。从法律上，便要有保证。否则，干脆取消，反倒痛痛快快，直截了当。”
1956年11月18日，下午，在机关会议室，讨论现代戏的创作问题。张发言说：“文艺不一定都要为政治服务，也可欣赏，陶冶性情。从这一点来说，对社会主义建设也是有好处的。换句话说，炒一盘好菜，能表明政治观点有什么毛病吗？吃好了，吃饱了，工作有精神了，也就是政治了。”
1956年12月31日，在部机关新年茶话会上，张发言说：“每逢佳节倍思亲，这是古话了。我有一些朋友去了台湾，应当说，其中也有一些是好人，艰苦朴素，两袖清风。他们只是走错了路，跟错了人，从人品上说，并不是坏人。如果强调阶级性，便把别的都一笔勾销，是不对的。”
1957年4月，在部举行的整风工作会上，张说：“共产党早该清一清了，不能扒拉脑袋算一个，什么人都是共产党。一个字不识的党员，能懂马列主义么？据我看，一百个党员里面，有九十个不懂马列主义。”
1957年6月，在部机关整风小组会上，张发言说：“黄绍竑的话，我看就有几分道理。”
1957年9月，在整风小组会后，张对我说：“丁玲、陈企霞她们那样讲，也是无可厚非。提意见，就有可能对，有可能不对，用心是好的就行。”
1957年10月1日，有人亲眼看见，张同黄绍竑在一起，谈了足有一个小时。黄是极右分子，旧官僚，曾经任国民党政府的内政部长，监察院副院长，同张很谈得来。
楼宇栋在《张伯驹》一书中推测：据说，这个材料曾到康生手上，是康生在上面批了“极右”两个字。还有一说，张伯驹捐献十多件国宝，康生看后极为恼火，他认为张伯驹“玩”了他，这么多晋唐名迹不给他看，只给看几件明清的东西，这不是明显地对自己的蔑视吗？此说的真实性如何，不得而知。
在被批判的时候，张伯驹很恼火，他曾说：“我把这样多书画捐给国家，你们这样做，怕对共产党的影响不好吧”。
这招致了更严厉的批判：“你的财产本来就是官僚资本，是早就该没收为国有的。”
张伯驹质问批判者：“我们今天不是也讲忠吗？那么我们统战是统战周遇吉呢，还是统战开城迎李自成的太监呢？”
由于回击很犀利，张伯驹的发言权被剥夺了。京剧界的老艺人开始上阵：“你算什么名票，唱戏的声音像蚊子叫！”
张伯驹被打成为右派的消息传到陈毅那里，陈毅很不高兴，他说：“乱弹琴，张伯驹把那样的珍宝捐给国家，就是砍了我的脑壳，也不会相信他反党、反社会主义！”1960年，吉林省委书记于毅夫赴京开会，陈毅和于毅夫谈起张伯驹。他说：“我有一个好朋友，叫张伯驹，目前境遇不太好，吉林省能否给安排一下工作？”于毅夫当即答应下来，遂与省委宣传部长宋振庭谈及此事。而宋振庭原是陈毅的部下。
1961年，“摘帽右派”张伯驹接到来自吉林的一封信：
伯驹先生并慧素女士：
吉林地处东北腹地，物阜民丰，百业待举。现省博物馆急需要有经验的人才。若伯驹先生身体允许，可否考虑来吉林工作。
翘盼赐复。
又：慧素女士可一同调来吉林，在省艺术专科学校任职。
中共吉林省宣传部宋振庭
张伯驹并不知道这是陈毅的安排。来信虽然诚恳热情，但他顾虑重重地给宋振庭回了一封信：
宋先生振庭足下台鉴：
捧读来书，不胜惶恐。我因齿落唇钝，多有舛错，名列右派，实非所志。若能为国家工作，赎过万一，自荣幸万分，若有不便，亦盼函告。
张伯驹
几天后，宋振庭复函：
伯驹先生并慧素女士：
关于聘请二位来吉林任职事，已经有关部门批复。若无不妥，希能尽速来吉。一应调转手续，以后再办。
中共吉林省委宣传部宋振庭
张伯驹见右派之事并没有引起吉林省委宣传部担心。于是，回信决定去吉林任职。张伯驹自此开始了在吉林的生活。
三一代高士
张伯驹与张学良、溥侗、袁克文并称“民国四公子”。有人评价说，张伯驹30岁开始学书法、诗词，却能诗词歌赋无所不晓，琴棋书画无所不通。已近而立之年开始收藏法书名画，却存有李白的真迹，收有杜牧的字，藏有范仲淹的手卷。他散尽家财，收藏号称天下第一山水画的《游春图》和天下第一法书《平复帖》，为的是避免国宝流失海外。
张伯驹集收藏家、书画家、诗词家、戏剧家于一身。因而，他的府中常常高朋满座。常来常往者有词人夏仁虎（枝巢）、寇梦碧、黄君坦；画家叶恭绰、陈半丁、陶心如、刘海粟；书法家萧仲美；戏坛泰斗梅兰芳、余叔岩等，张大千也常临其家。他们赋诗论画，唱和填词，追忆往事，同桌共饮。
父亲是个奇人，父亲老家在河南项城，是个旧官僚家庭，兄弟姐妹唯独他不抽大烟不喝酒，他的弟弟张家驹就因为吃喝嫖赌，把家里的地都卖了。父亲在袁世凯的模范团待过一段时间，20岁毕业后，在吴佩孚、张作霖部任职，升至旅长。直到第二次直奉战争后，他对军阀混战的局面彻底失望，从此放弃行伍仕途，协助祖父打理银行，任盐业银行常务董事。
1916年，袁世凯称帝，张伯驹在《续洪宪纪事诗补注》中写道：“人生短促，世事渺茫。痴者为权势名利相争夺杀伐，一部《资治通鉴》，不过成王败寇。皇帝也，总统也，执政也，大元帅也，沐猴冠带，等而视之可矣，固不止袁氏有假皇也。”
张伯驹说：“克定本无雄才大略，洪宪时以太子自居，见人对其行跪拜礼则喜。”“（项城）诸子皆有皇子印。一日余至项城八子克轸室，见其案上皇八子印，余笑谓曰：‘使项城为王，君印文为何？’相顾一笑。”袁世凯称帝失败，张伯驹这样解读失败原因：“项城子无李世民，弟无赵光义，亦失败之一因。”
1927年，张伯驹正值而立之年。一次，他从北京西河沿的盐业银行拐到了琉璃厂，在出售古玩字画的小摊边散步。一件康熙皇帝的御笔书法引起了他的注意，只见上面的四个大字“丛碧山房”写得结构严谨、气势恢弘。有评论说，清代十帝中只有康熙帝的书法可入行家的法眼，张伯驹以一千元大洋的价格将其买下。回去后，将自己的表字改为“丛碧”，并把弓弦胡同的宅院命名为“丛碧山房”。张伯驹收藏生涯由此开端。
从此，张伯驹为了收藏文物，大把地花钱。可是，在其母亲看来，他是个不成器的叛逆：“家里什么事情都不管，出去做官也不干，只知道花钱买字画，唉，随他去吧。”所以家里的人都不喜欢他。
父亲并非铁石心肠，何尝不爱自己的母亲？他为此曾十分苦恼。既然自己过继到这一房来，理应继承父业和财产，中兴家业，光宗耀祖，可自己的性格却与此格格不入，不仅厌倦仕途，对经商同样没有兴趣。很多亲友规劝他，不要使年迈多病的祖母过分伤心。父亲无奈，最后答应任盐业银行董事兼总稽核之职。
但张伯驹只是挂了个常务董事之名，很少问津银行之事。张伯驹在盐业银行挂名任职，每年要到上海查账两次。说是查账，实则游玩，查账之事则由他的助手杨西铭办。因为常在青楼走动，撞上潘素。
潘素，原称潘妃，1915年生于苏州。其弹得一手好琵琶，时为海上青楼艺人，在上海西藏路、汕头路口“张帜迎客”，是个当红的倌人。
潘妃谈吐大方，受“苏州片子”的影响，也能挥毫作画。张伯驹初见潘素，提笔就是一副嵌字联：“潘步掌中轻，十里香尘生罗袜；妃弹塞上曲，千秋胡语入琵琶。”不仅把“潘妃”两字嵌入其中，而且把她比作赵飞燕和王昭君，将善弹琵琶的特点也概括其中。
父亲自比明末四公子之一的冒辟疆，他要把母亲培养成董小宛式的人物。所以母亲嫁给父亲后，改名潘素，父亲给她一个爱称--慧素。
张伯驹的书法在青年时代已小有名气，他早年师法二王，中年学习钟繇，练就了深厚的功底。1940年，他斥4.5万大洋巨资，购得《蔡忠惠君谟自书诗册》。从此，他手摹神追，书风为之大变。蔡忠惠即蔡襄。
京剧方面，张伯驹经历成熟到鼎盛阶段。1928年，张伯驹与余叔岩相识，此后，交往频繁。余叔岩被京剧史上公认为是继程长庚、谭鑫培之后的第三个里程碑式的人物之一，以醇厚的韵味和典雅的风格享誉当时。除京剧之外，他们在文物、书画、金石、收藏等方面，也有共同爱好，与张伯驹十余年的交往中，他传授张伯驹整出的戏就有四五十部，后来张伯驹成为余派艺术传承的重要人物。
张伯驹票友生涯中，最得意的有三件事，一是他与余叔岩合作，编写了一部《近代剧韵》，总结京剧发展实践，系统介绍京剧十三韵。二是召集银行界同人筹集五万元基金，约同梅兰芳、余叔岩等人，与1931年创立“北平国剧协会”。三是他四十岁生日时，为了庆寿并为河南旱灾筹集捐款，他出演《空城计》中的诸葛亮。
四“冬天炖肘子熬白菜……只吃白菜喝汤”
父亲喜欢女孩子，我生了一对双胞胎女儿，父亲特别喜欢，从小带她们出去玩，到莫斯科餐厅去吃饭，这与和我母亲关系好是有关系的，夫妻感情好，对孩子就好，爱屋及乌。母亲则喜欢男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