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登山运动员登上珠穆朗玛峰喜玛拉雅山珠穆朗玛峰是世界第一高峰，位于中国西南边陲，海拔高度为8848.13米。由于山高、峰陡、崖险，使世界各国登山爱好者都以攀登珠峰为极大荣耀。自1953年以来，各国登山队已先后十多次攀上珠峰，中国则于1960年5月25日首次从北坡登上这一世界最高峰。此后中国登山运动员多次征服珠峰。
3月19日，在队长史占春的率领下队员们来到珠穆朗玛峰北山脚下，开始了首次攀登珠峰的征程。登山队员们先在海拔5120米的珠峰下建立了大本营。从3月25日开始，冒着漫天风雪进行了3次适应性行军，先后在5400米、5900米、6400米、7007米、7600米、8100米、8300米的高度，建立起低山和高山营地。5月17日，登山队员从山下海拔5120米的大本营出发，经过了一周的艰苦行军，又在珠穆朗玛峰海拔8500米的高度建成了最后一个高山营地——"突击营地"。
月24日北京时间9时30分，突击主峰的第四次行军开始了。中国登山健儿克服了高山极度缺氧和摄氏零下40度左右的严寒等重重困难，王富洲、贡布（藏族）、屈银华3名登山队员，终于在25日黎明北京时间4时20分，胜利地登上了海拔8882米（原测定高度）的珠穆朗玛顶峰，在世界登山史上第一次创造了从北坡征服珠穆朗玛峰的记录。他们把一面国旗和毛泽东的一座石膏塑像、并按国际惯例签名留放顶峰。所有参加登山的其他成员都为成功地攀登顶峰做出了贡献。登山队队长史占春和王凤桐，到达了海拔8600米处，为攀登顶峰找到了一条安全的路线。还有13名队员越过风化严重极易崩塌的"黄色地带"，运送物资或建立营地，到达了8500米的高度。他们是：许竟（副队长）、多加（藏族）、刘连满（他们三人是突击主峰预备组，因天气变化，未能参加突击主峰）；石竞、拉八才仁（藏族）、邬宗岳、群贝坚赞（藏族）、索南多吉（藏族）、米马（藏族）、云登（藏族）、茨仁（藏族）、米马扎西（藏族）、却加（藏族）。负责运输物资和建立高山营地工作到达8100米高度的有：张俊岩、刘大义、衡虎林、成天高、张小路、马保昌、多吉甫（藏族）、谢武成（藏族）、塔木君（藏族）、扎西（藏族）等共29人。他们于30日13时30分安全返回大本营。
3月中旬，我国登山队1名女队员和8名男队员再次由北坡向珠穆朗玛峰攀登。登山队在海拔5000米的绒布寺建立了大本营，前后经过4次适应性行军，分别在不同海拔的高处，设立了5个高山营地。5月17日的第5次行军中，在海拔8200米和8680米的高处建立了第6个高山营地和突击营地。5月27日晨，9名男女登山队员离开8680米的突击营地向峰顶挺进。经过6个半小时的顽强拼搏，9名队员于北京时间14时30分胜利地登上了顶峰。他们在珠峰峰顶展开了鲜艳的五星红旗，竖立起一个写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登山队"字样的红色代表性测量觇标，拍摄了顶峰的照片和影片，并测量了顶峰覆雪深度，采集了冰雪样品和岩石标本，还做了无线电遥测心电图，为我国精确测定珠穆朗玛峰的高度和有关科学研究创造了非常重要的条件，提供了十分珍贵的资料。这9名队员中，女运动员是中国登山队副队长潘多（藏族）。男运动员是索南罗布（藏族）、罗则（藏族）、侯生福（汉族）、桑珠（藏族）、大平措（藏族）、贡嘎巴桑（藏族）、次仁多吉（藏族）、阿布钦（藏族）。他们在顶峰逗留了1小时10分钟。5月30日北京时间13时10分，登山队员安全返回海拔5000米的登山大本营。
3月攀登珠穆朗玛峰的壮举，是由中国、日本和尼泊尔登山运动员组成的联合登山队完成的。1985年，中国登山协会向日本、尼泊尔登山界提出三国联合组队，由南北两侧同时双跨珠峰的倡议。这一倡议得到该三国登山界的响应。并于1987年2月24日在北京正式签订《中日尼1988年珠穆朗玛／萨加玛塔友好登山议定书》。议定书规定，中、日、尼三国登山队员联合组队并分兵两路，在珠穆朗玛峰的南侧和北侧同时向峰顶冲击，在地球之颠会师后，南面登顶的由北侧下山，北侧登顶的由南侧下山。
该次登山活动由中国登山协会主席史占春、日本山岳协会会长今西寿雄、尼泊尔王国登山协会主席库玛尔·卡德3人任联合登山队总队长，其中史占春为首席总队长，总指挥部设在北京，统一指挥北南两侧的登山活动。中、日、尼3方各有运动员28名。中国登山队的28名运动员当中，有19名藏族运动员和1名维吾尔族运动员，队长为曾曙生。
三国联合登山队的全体成员于1988年3月2日在西藏的协格尔会师。6日，登山队员全部进入距珠峰峰顶直线距离约17公里、海拔高度5154米的绒布河谷的大本营驻地。中方南侧队从拉萨出发，经叶拉木山口进人尼泊尔，向珠峰南侧大本营挺进。3月10日，北侧大本营举行开营仪式，中、日、尼三国队员分别身穿红蓝绿3色登山服，由三国登山队长宁志义、重广恒夫、塔什藏布共同升起了三国国旗。同日，北京总指挥部电台同北侧大本营电台正式开通。12日，北侧三国友好登山队派出9人先遣队开始了第一次适应性行军，后因遭遇大风雪而被迫撤回。16日，风雪暂停，三国登山队抓住时机各自派出4人向前进营地进发，开始第一次行军。后又因大风雪而被迫于18日在海拔6500米的前进营地就地待命。22日，大风减弱，以中方队员次仁多吉、加拉、嘎亚、达穷为前驱的三国修路队抓住时机，奋力打通北坳第一险关——北坳冰墙，为三国登山队在海拔8200米处建营及突击顶峰铺设了"通天之路"。4月1日，北侧开始第二次行军，10名登山队员在北坳顶建立起4号营地。就在这一天，三国南侧登山队经过9天的行军到达海拔5350米的大本营。中方南侧登山队到达后，立即率队上山侦察行军路线。北侧队员则于4月7日至9日，相继打通了7790米的5号营地和8300米的6号营地。16日，北侧队结束第二次行军，全体人员撤回大本营休整。此时，南侧队于4月19日在打通了海拔7980米的南坳顶路线时，因受阻于暴风雪而于21日被迫撤回大本营。23日，南侧队打通南坳天险之后，继续攀高设营。双跨珠峰的最后拼搏终于全面展开，5月1日三国登山队北侧队和南侧队的第一突击队开始向高山营地挺进。他们的组成是：北侧队的队员——中国的次仁多吉、李志新，日本的山田升、山本宗彦，尼泊尔的昂·拉克巴和拉克巴·索那。南侧队员是——中国的大次仁、仁青平措，日本的北村贡、矶野刚太，尼泊尔的安格·瑞塔、凯希。5月3日，北侧突击队打通到海拔8530米的道路。就在这一天南北第二突击的中方队员全部开始向上运动。5月4日傍晚，南侧突击队员仁青平措、大次仁、安格·普巴挺进到8500米的突击营地待命，准备与位于北侧海拔8680米突击营地内的三国突击队员同时冲顶。
冲顶的时刻终于来临，5日0时17分，三国联合登山队首席总队长史占春通过无线电台发出了总突击的命令后，南北两侧突击队员分别出发向顶峰冲击。12时42分，中国北侧队员次仁多吉率先登顶。14时23分，他与随后从北侧登顶的日本队员山田升、尼泊尔队员昂·拉克巴在峰顶创纪录地停留99分钟后，便先向南侧跨越。14时20分，中方北侧支援队员李志新第四个登顶，l小时后，他与随后登顶的尼泊尔支援队员拉克巴·索那按原路下撤。15时53分，南侧中国队员大次仁第一个从南侧登顶，32分钟后，仁青平措和尼泊尔队员安格·普巴也到达峰顶。16时5分，中国队员大次仁和日本队员山本宗彦分别从南北两侧登顶，相会于地球之颠。这一时刻被认为是实现人类壮举的历史瞬间。5月5日，中、日、尼三国勇士12人相继征服了世界第一峰。17时整，中方的大次仁、仁青平措和尼泊尔的安格·普巴开始从峰顶向北侧跨越，从而实现了人类双跨珠峰的伟大梦想。
月7日晚，中、日、尼三国联合登山队首席总队长史占春满怀豪情地宣布：三国攀登、跨越珠穆朗玛峰的12名队员已全部下撤到安全地带，三国联合攀登、跨越珠穆朗玛峰的行动圆满结束。
全国文教群英会年6月1日至11日，全国教育和文化、卫生、体育、新闻方面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和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出席会议的有来自28个省、市、自治区和中央机关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各部队的代表共6000多名。这是新中国诞生以来文教战线上一次空前盛大的群英会。党和国家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宋庆龄、董必武、邓小平等出席了大会。国务院副总理陆定一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向大会致祝词。周恩来总理、陈毅、李富春副总理在会上发表讲话。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林枫向大会作了《大搞文化革命，实现工农群众知识化，知识分子劳动化》的报告。报告总结了建国以来文化革命的进程及其成就，论述了文教战线的根本任务。指出解放以来，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坚决肃清文化教育领域里的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的影响。同时大量地兴办社会主义文化教育事业，确立了无产阶级对文化教育事业的领导权。这样，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教育事业也相应地有了很大的发展。目前我国已经扫除了一亿以上的文盲，学龄儿童的就学率达到80％以上，全日制中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学生达到1290万人，超过旧中国最高年份（1946年）5.8倍。全日制高等学校学生达到8l万多人，超过旧中国最高年份（1947年）4.2倍，农业中学和各级各类的业余教育更如雨后春笋，发展极快。广大学校把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起来，消除了资产阶级教育理论与实际脱节的影响，开创了学与用相结合的新局面，从而为培养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开辟了一条宽广的道路。报告提出要高速度地发展文教事业，普及和提高全民教育。为此，全国要进一步建立更完整的教育体系，培养自己需要的人才。生产部门和厂矿企业也要大办教育事业，按照各部门的特点，建立自己的教育体系，培养本部门所需要的人才。中小学的教学改革的原则是适当缩短年限，适当提高程度，适当控制学时，适当增加劳动。高等学校进行教学改革的原则是不降低学生的基础科学知识水平，必须提高水平和学习更为广博的知识，不增加师生劳动强度，必须保证劳逸结合。要使学生在科学知识和劳动技能方面，都成为"一专多能"的人。报告认为，为了普及和提高全民教育事业，必须在全国包括各个地区在内进一步建立起更完整的教育体系。省、市、自治区、县、人民公社，都应该考虑教育事业的合理布局，大办各级各类全日制、半日制学校和业余教育，和发展各项文化、卫生、体育等事业。
报告特别强调学习和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在这个斗争中无往而不胜的最重要的保证。几年来在文化教育工作者中间，广泛地开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著作的学习，不断地进行思想改造。这就大大提高了人们的政治思想水平和思想觉悟程度，使得人们在同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中增强了免疫力和战斗力。这也大大提高了人们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方法分析事物的能力，从而比较自觉地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进行创造性的工作。文化教育工作者必须把自己的政治思想水平提到新的高度，才能更有力地推动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文化革命新高潮。
李先念、陈毅分别就当前经济情况、国际形势作了报告。刘宁一、胡克实、杨之华、萧华、徐冰、张劲夫、吴玉章、杨秀峰、沈雁冰、李德全、黄中、曾三分别在会上讲了话。有28个代表团、3000多个先进单位、2700多个先进工作者和特邀代表在会上受奖。6月1日、6月12日，《人民日报》分别发表社论《迎接新的更大的文化革命高潮》、《永远做文化革命的促进派》。
国民经济出现严重困难及为克服困难所采取的初步措施由于1960年上半年的高指标、"共产风"等错误比1958年还要严重，影响范围也更广泛，因而造成了比1959年上半年更为严重的国民经济困难。第一，农业、轻工业生产下降。1960年，农业总产值只完成415亿元，在1959年大幅度下降的情况下，又下降了12.6％；1960年粮食实产1435亿公斤，比1957年的1950.5亿公斤减少了26％以上，比1959年减产265亿公斤，甚至低于1951年的1437亿公斤；棉花产量2126万担，比1957年的3280万担减少35％以上；油料产量3405万担，比1957年的7542万担减少一半多；粮、棉的产量降到了1951年的水平，油料产量甚至比1949年还低。其他主要农副产品的产量也大幅度下降。轻工业总产值只完成550亿元，比1959年下降9％。棉纱、布、食糖等主要轻工业品的产量也下降了28％一60％，这是建国10多年来从未有过的现象。第二，市场供应紧张。由于重工业发展过快，基本建设战线太长，1960年全民所有制职工人数高达5044万人，比1957年增加2593万人。全民和集体所有制职工的工资总额也由1957年的217.6亿元增加到324.1亿元。加上巨额赤字，1960年社会购买力就从1957年的675.1亿元猛增到716.7亿元。这样，在农业、轻工业生产大幅度下降的情况下，1960年的市场供应出现了比1959年上半年更为紧张的状况。社会商品购买力大于社会商品零售额74.8亿元，差额占当年社会购买方的10.4％，年终未实现的购买力总额达到了176.4亿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