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新潮涌动(1910-1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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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1910年(1)

1910年初,各省谘议局代表在北京组织"请愿国会代表团",向清政府发动第一次请愿,要求一年内即开国会,结果为清廷所拒。立宪派又组织"国会请愿同志会",于6月向都察院递送10份请愿书,发动了第二次请愿,结果又遭清廷严厉训斥:立宪派仍不甘心,遂利用9月资政院开院之机由资政院请将代表团第三次上奏转交上达,各省督抚也联电军机处,要求开国会和建立责任内阁。清政府在多方压力下只得宣布缩短预备立宪期限,于1913年(宣统5年)召开国会,先厘定官制,设立内阁,并下令各省代表团解散,不得再行请愿。对此,直隶、奉天等地代表仍不甘心,准备再次请愿,遭到清廷严厉弹压。

革命党人倪映典在广州策动新军起义,被清水师提督李准镇压;光复会在同盟会之外另行恢复组织,在东京设总部,举章炳麟、陶成章为正、副会长:湖北革命团体群治学社更名为振武学社;孙中山在美成立"美洲同盟总会",创办机关报《少年中国晨报》。年底,孙中山与黄兴、赵声、胡汉民等人在槟榔屿召开秘密会议,计划在广州再次发动起义。喻培伦、黄复生、汪精卫在北京谋炸摄政王载沣,事泄后黄、汪被捕:同盟会员邓佐治在美国旧金山谋刺考察宪政的海军大臣载洵未果。

本年,清廷颁行币制则例,国币单位定名为"元",暂就银为本位:湖南长沙再次发生抢米风潮,数万饥民焚毁巡抚衙门、外国洋行和教堂,并波及江苏、浙江、江西、湖北等省,旋被镇压;山东莱阳等地人民在曲诗文带领下为抗捐抗税而发动起义:第二次《日俄密约》签订,双方重申第一次密约中划分中国东北地区"势力范围"的界限,并相约为宰割我东北地区实行军事同盟。清廷诏准黎大均等呈请商办鄂境粤汉、川汉铁路,批准在湖北设立粤汉、川汉铁路公司;因达赖出走印度,清廷革其名号;于右任在上海创立《民立报》;詹大悲在汉口发行《大江白话报》,后改名《大江报》。

国会请愿运动

世纪初,随着清政府推行"新政",资产阶级爱国运动和革命运动的兴起,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政治代表也积极行动起来,重新议论起开国会、立宪法的问题:他们认为要发展资本主义,就必须改良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治组织,开国会、立宪法,实行君主立宪。只有这样,才能"安上全下",即缓和阶级矛盾,消弭革命,抵御外侮,争得资本主义发展的有利条件,并使本阶层获得参政的权益,保障自身的经济利益。这样,要求实行君主立宪,就成了这一时期改良派的政治纲领及其活动的中心内容,故改良派也被称立宪派。为此,他们开展了一场延续八九年之久的立宪运动。

立宪派又分为海外和国内两个部分。海外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戊戌变法失败后,他们受清政府通缉,成为"国事要犯",在国内无立足之地,逃往国外,在华侨中建立保皇会,宣传保皇、立宪,反对革命,在国内外有相当的影响。这部分人也被称为保皇派。国内以较大的商办企业主、商办路矿公司的主持人以及与他们在政治、经济上有联系的知名人士为代表,如大生纱厂和通海垦牧公司的主办人张謇、浙江铁路公司总理汤寿潜、湖北铁路协会首脑汤化龙、首倡湖南"铁路股东会"的谭延闾等,都是立宪派里声名显赫的人物。同身居国外的立宪派比较,他们有较强的政治、经济实力,是国内立宪运动的发起者和组织者。

立宪运动的酝酿,起于1903年。这一年,广西会党举起了反清义旗,同时又先后发生了"拒俄"、"拒法"运动和《苏报》案事件,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也得到迅速的发展。在此形势下,"立宪之说以起"。接着,日俄战争和1905年的俄国革命,又给立宪派的要求提供了最新的例证。从此"立宪之声,洋洋遍全国矣"。在立宪派的鼓动下,一部分汉族官僚出于同满洲贵族争夺权力的目的,也先后向清廷奏请立宪;他们并不属于立宪派,但其活动却壮大了立宪运动的声势,从此,立宪运动也就从酝酿逐渐进人实行的阶段。

年9月,清政府正式宣布"预备立宪"。对此,立宪派欢欣若狂,认为多年来倡导的宪政终于有了实现的征兆。为了准备参与政权,立宪派在各地相继建立起了自己的团体。在国外,康有为于1907年3月改保皇会为国民宪政会;10月,梁启超在日本东京成立政闻社。在国内,有江浙地区的预备立宪公会、湖北的宪政筹备会、湖南的宪政公会、广东的自治会等。这些团体的共同目标,就是要求政府召开具有制订法律、监督政府职权的国会,建立有实权的责任内阁。

可是,通过清政府的官制改革,他们很快发现,清廷并无立宪的诚意,只不过是"假立宪之名,以行专制之实"。为了迫使清政府真立宪,立宪派联合起来,采取"匍匐都门,积诚罄哀"的方式,举行了轮番的国会请愿,把立宪运动推向了高潮。

首先提出国会请愿问题的是宪政讲习所的实际主持人杨度。1907年秋,宪政讲习所的主要成员领衔给清廷上了第一份要求速开国会的请愿书。1908年,全国各省的立宪派陆续派代表入京请愿;一些留学生、海外华侨以至清廷的驻外使节、官僚也纷纷电请或奏请开国会。一时全国上下,形成了一股要求速开国会的高潮。对此,清政府在采取查禁政闻社的严厉措施、压制立宪派的请愿的同时,继续玩弄骗术,许诺定期九年召集国会,公布了《钦定宪法大纲》和"九年筹备清单"。此后各省立宪派都投入筹开谘议局的活动,请愿运动遂暂告沉寂。

年10月,各省谘议局同时开幕,立宪派取得了合法活动的讲坛,决定以谘议局为阵地,再度发起国会请愿,同年底,江苏谘议局议长张謇召集16省谘议局代表在上海开会,决定组成赴京请愿代表团。1910年1月16日,"请愿国会代表团"33人向都察院呈递请愿书,要求一年内即开国会。清政府以"筹备既未完全,国民知识程度又未画一"为理由,予以拒绝。

第一次请愿失败后,请愿代表团遵照"诚不已,则请亦不已"的方针,立即部署第二次请愿。他们在北京组织国会请愿同志会;在各省召开大会,募集捐款,征集签名,推选人京代表。据说各省参加签名请愿的竟达30万人之多。在此基础上,1910年6月16日,请愿代表以全国各种社会团体名义向都察院递了10份请愿书,结果又遭到拒绝,清廷并警告立宪派"毋得再行渎请"。

第二次请愿失败,立宪派"决为第三次准备,誓死不懈"。8月,各省谘议局联合会在北京召开,决议向即将开会的资政院提出要求速开国会的提案。9月资政院开会后,立宪派正式发动第三次请愿;资政院通过请求速开国会的提案;各省督抚也联电军机处,提出速开国会和建立责任内阁的要求。在各方面压力下,清政府被迫允许缩短"预备立宪"的期限,将9年改为5年,在国会召开前两年先成立新内阁,同时下令遣散各地请愿代表。

这时,以张謇为代表的江、浙上层分子决定奉命停止请愿,其它各省仍然要求再缩短预备期限,但步调已不一致,无法组织起统一的行动。12月,奉天省(辽宁)第四次请愿代表启程赴京,天津学界群起响应。清政府感到形势紧迫,即下令将正在北京活动的东三省请愿代表押送回籍,接着又下达镇压学生请愿活动的命令,并将天津学界请愿活动的组织者温世霖遣戍新疆。至此,各省立宪派代表纷纷失望而去,各地请愿活动被迫停止。

《南社丛刻》出版

南社是辛亥革命时期进步的文学团体,由陈去病、高旭、柳亚子等发起,1909年成立于苏州。社名取"操南音不忘其旧"之意。鼓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反对清王朝专制统治。早期参加者多为同盟会成员,先后人社者达千人以上,遍布全国各地。每年"雅集"两次,1910年元月在上海出版《南社丛刻》,不定期出版。柳亚子、高旭、陈去病、苏曼殊等编撰,设南社文选、诗录、词选三大类,专刊本社成员作品,经费靠社费及社员捐助,免费赠送社员,多余部分对外销售,发行22集,1923年12月停刊。

南社创建人是陈去病、高旭和柳亚子。陈去病,江苏吴江人,字巢南,19(13年赴日本,主《江苏》笔政,曾参加拒俄义勇队。1904年回国,先后主持《警钟日报》、《二十世纪大舞台》、《国粹学报》等刊物。1905年,《警钟日报》和《二十世纪大舞台》被清政府查禁,陈去病在上海、杭州等地继续从事革命活动。1906年在杭州组织秋社,以纪念秋瑾。高旭,江苏金山(今属上海市)人,字天梅,号剑公,1904年留学日本东京法政大学,1905年加人同盟会,1906年归国担任同盟会江苏支部长,在上海设立分会机关——夏寓,在上海创办健行公学,先后编辑《觉民》、《醒狮》、《复报》等刊物,后受到清政府监视,遂撤除机关、关闭学校,隐蔽于金山。柳亚子,江苏吴江人,1903年在家乡加人中国教育会,随后到上海爱国学社读书,1906年加入同盟会和光复会,创办《复报》,旨在光复中华。1909年,陈去病、高旭、柳亚子发起南社。

在南社第一次"雅集"上,陈、高、柳商定出版《南社丛刻》,推选陈去病、高旭、庞树柏为编辑员,第一集于1910年元月出版,陈去病在发刊词《南社诗文词选叙》中说:"自古羁人、贬官、寡妇、逋臣、才子、狂生、遗民、逸士,苟其遭逢堪轲,诧傺穷途,志屈难伸,身存若殁,莫不寄托豪素,抒写心情。……南社之作,得毋类欤!然而语长心重,本非无疾以呻吟;兴住情来,毕竟伤时而涕泣。寥寥车辙,不同几、复当年;落落襟怀,差比河汾诸老。"表达了南社成员忧国忧民,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情怀。在第三次雅集上,柳亚子对一、二集编辑体例不满,提议修改条例,规定按诗、文、词分类编排,每集诗、文各40页,词录20页,改选景耀月、宁调元、王钟麟任编辑员,三人都未到任,第三、四集由柳亚子、俞剑华代编,第五、六、七集由柳亚子一人代编。后因柳亚子提出编辑员为一人制,并自荐担任,与高旭产生分歧,柳于1912年10月"自请出社",由于缺乏主持人,各项活动难以开展,南社遂重订条例,规定设南社主任一人,主持社务,由社员选举产生。1914年5月,柳亚子复社,当选主任。同年下半年,编辑出版第九至十二集。1918年,因社内思想分歧,组织涣散,柳亚子辞去主任职务。1923年曹锟贿选总统,南社中有19名国会议员受贿,威信扫地,同年12月第二十二集出版后,《南社丛刻》停刊。

从《南社丛刻》的内容来看,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宣传爱国主义思想。《南社丛刻》中刊载了不少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作品,充满革命热情和牺牲精神。高旭的《醉中写赠剑华》一诗就充满革命激情:"铁血世界仗强力,文字虽工究奚益,生当掷笔取封侯,上马提刀去杀贼。高生歌泣真无聊,俞生尔亦人中豪,冷落人间两宝剑,匣中狂吼时未遭。两剑未知孰利钝,他连谁竟除……"张光厚《中秋》诗云:"横马蛮刀逼汴梁,金辽妖气太披猖。如何台阁皆朱子,不见汤阴出岳王。侠气成虹临易水,乱民如鲫起芒砀。萧郎三十今将到,准备干戈扫战场。"作品充满英雄主义气概。

揭露列强侵略中国的罪行。1907年,江浙两省反对清政府出卖国家权益,掀起保卫沪杭甬铁路权的斗争。高旭写了《路亡国亡歌》:"诸公知否欧风美雨横渡太平洋,帝国侵略主义其势日扩张。二十世纪大恐怖,疾雷掩耳不及防。倘使我民一心一身一脑一胆与之竟,彼虽狡焉思启难逞强权强。抑何肺肝自压抑之自聋瞽之取夭札,开门揖盗礼意将。偌大利权自放弃,不啻赠作陆军屯驻场。……千年睡狮或者一朝醒,狂呼大啸起搏击。危哉诸公何不思,梁亡鱼烂今其时。若不转还大祸至,磨刀砺剑争来问罪危乎危。"

悼念英烈和抨击清朝统治者。《南社丛刻》有不少悼念英烈的诗文。1911年,广州黄花岗起义失败后,雷铁压写了《哭广州殉义诸烈士》一诗:"誓抵黄龙聚义兵,复仇匪羡帝王名。却怜涿鹿干戈起,辜负昆阳雷雨声。子弟八干殉项羽,英雄五百死田横。胡儿漫喜根株尽,得遇春风草又生。"《南社丛刻》中有不少抨击清朝统治者的作品,蔡寅《既非显长官》一诗刻划出清朝官吏的丑态:"既非显长官,又非名太史,骜岸入官衙,门状片白纸。放炮开中门,笋舆竟进里,直抵花厅口,恭迓如星使。下舆一握手,何曾与半跽,急急延上座,倾耳听辞首。……借问此何人,闻道一亡士。主人礼何隆,因佗外国士。"把清朝官吏对外国洋人奴颜卑膝的丑态描写得淋漓尽致。

《南社丛刻》作为一种文学刊物,提出了各种不同的文学主张。南社提倡国学,反对清末没落的学术风气。辛亥时期,不少南社成员提出文学要为社会政治服务,提倡民族主义精神,建立爱国主义文学。高旭提出文学作品在内容上要反映时代特征和社会需要,要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变革。民国以后,南社部分成员政治上趋于消极,文学思想逐渐保守。在文学改革方面,马君武、苏曼殊、任鸿隽提出吸收两方资本主义文化,开创中国新文学道路的观点,但未被多数南社成员重视。柳亚子等人还提倡"唐风"的观点,以去除清末文坛上的衰败气息,开创新学新风,在南社中引发唐宋诗之争,社员思想日见分歧。

南社作为近代规模最大、影响广泛的文学团体,创作出很多在思想上、艺术上有新意的作品,《南社丛刻》成为研究南社和辛亥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文学的重要史料。

广州新军起义

又称庚戌广州新军之役,是1910年2月12日同盟会在广州依靠新军发动的一次反清武装起义。同盟会在发动西南边境起义时,部分革命党人已投身新军队伍或各军事学堂着手运动军队,但当时党人依靠的主力仍为会党。河口起义失败后,他们感到会党组织涣散,难于节制,转而以运动新军为重点。

在广州最早拟利用防营发动起义的是朱执信。朱执信,原名大符,广东番禺人,1904年留学日本,次年加入同盟会,任评议部议员兼书记,经常为《民报》撰文,宣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反对改良主义,并发表《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介绍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活动和《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的某些内容。1906年他回广东,以教书为掩护,从事革命活动。之后,同盟会员葛谦等也深入广州防营中发展革命组织。1908年11月,朱执信、赵声等集会,拟乘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相继死去之机,依靠葛谦等所能掌握的力量发动起义,因计划泄漏而失败。

这次事件前不久,倪映典来到广州。倪映典,一名瑞,字炳章,安徽合肥人。1904年人安徽武备练军学堂,毕业后又入炮兵学堂。1906年任江南新军第九镇炮兵队官,参加同盟会,后在军中的革命活动被人告发,只得离军南行,因赵声的关系得任新军炮兵二营右队二排排长。以此为掩护,通过讲故事的方法。向下级军官和士兵宣传革命,发展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