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军本应乘胜前进，据三道桥，夺取滠口，占据有利地形，阻止清军沿铁路线南下进攻汉口。但旧军官出身的何锡蕃对民军的力量估计不足，既不敢大胆进攻，也没有在三道桥修筑坚固的防御工事，认为刘家庙与租界相近，敌人必不敢贸然进攻，因此把防线设在刘家庙附近。这样，每至夜间，清军就越过三道桥，向民军进攻。对此，革命党人十分不满，强烈要求并自动组织敢死队，向敌人发起攻击。但这时敌人喘息已定，并占据三道桥有利地形，以机枪多挺，堵塞路隘，民军进攻遭到失败。指挥官何锡蕃自感指挥不力，引咎辞职。
军政府于10月24日任命原清军第二十九标统带张景良为汉口前线总指挥。可是张景良到汉口后，既不召开军事会议，又不下令作战，采取拖延态度。这时，清军大部陆续南下，前锋抵达滠口。10月26日，清海陆军开始大举反扑，敌舰潜过武昌青山革命军的炮兵阵地，未遇狙击即到达造纸厂附近江面，向民军阵地猛烈炮击，民军牺牲500多人。在炮舰掩护之下，清步兵也向刘家庙发起进攻。经过3天的激烈战斗，民军伤亡2000余人，被迫退人市区。在民军苦战过程中，担任前敌总指挥的张景良逃离前线，与张彪暗中勾结，被汉口军政分府领导人詹大悲处以死刑。
正当民军处于极端不利的关键时刻，10月29日午后，革命党重要领导人黄兴自上海到达武昌，毅然承担起前线总指挥的重任。黄兴亲临前线指挥，给正在苦战中的民军以很大鼓舞，士气为之大振。但这时清军也已因袁世凯的复出而加强了力量。10月27日，清政府召回荫昌，授袁世凯为钦差大臣，冯国璋为第一军总统，段祺瑞为第二军总统。10月29日，冯国璋到达汉口，接统第一军；30日，袁世凯自彰德南下，进驻湖北孝感，亲自督阵。至此，清军兵力已达1万多人，且配备了许多机枪和大炮，而在汉口的民军仅有5000人左右。
为扭转不利局面，黄兴于29日指挥各军攻击敌方大智门阵地，一度击溃敌军，因敌人大量援军赶到，民军反攻未获成功。第二天，在市区内民军与清军展开了激烈的巷战。为破坏革命军的顽强阻击，冯国璋竟丧心病狂地下令纵火。大火从歆生路花楼街一直烧到满春茶园，又从满春茶园烧至斫口，一连三昼夜不熄，十余里街道皆被夷为焦土。民军的将士们在烈火中坚持了三天三夜，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战斗。11月1日夜，汉口失陷，黄兴渡江返回武昌。
汉口失陷以后，开始进人汉阳保卫战阶段。由于双方均需要重新部署兵力，前半个月战事暂时呈沉寂状态。黄兴于11月4日在汉阳伯牙台（后移昭忠祠）组成战时总司令部，以李书城为参谋长，正式接防备战。到11月11日，黄兴所辖防守汉阳的民军各部计有：鄂军第一协蒋肇鉴两标，第四协张廷辅两标，第三协熊秉坤两标，第二协第四标，工程、辎重各一营，炮队一团；援鄂湘军第一协王隆中、第二协甘兴典各部，总兵力约2万余人。清军占领汉口后，即以左翼扼长江沿岸，右翼由京汉铁路进至玉带门停车场之北，后方预备队屯于孝感，总兵力约3万余人。
在势均力敌、各有优劣的情况下，是进攻还是防守？民军内部出现严重分歧，黄兴主张进攻。11月16日夜，黄兴决定分兵三路反攻汉口。第一路由鄂军第三协协统成炳荣率所部从武昌青山渡江，在汉口湛家矶登陆，进攻刘家庙，击清军后路以为牵制；第二路以步兵第六标标统杨选青率领所部，由汉阳东北岸渡江，在汉口龙王庙登陆，以为助攻；第三路是主攻部队，以湘军第一协为右翼，湘军第二协为中央，以鄂军第五协为左翼，在襄河（汉水在襄阳以下之别称）琴塘口军桥渡河，向汉口玉带门一带进攻。
战事开始后，第三路右翼湘军王隆中部进展迅速，将敌人打退至韩家墩；左翼进展迟缓，进攻失利；居中湘军指挥甘兴典更是临阵慌乱，首先率部退却。王隆中部孤军奋战，最后也不得不退至汉阳。其他两路则因指挥员的贻误，根本未能按时发动。反攻汉口失利，民军形势日益被动。
月21日，清军一路从孝感绕道至蔡甸，强渡汉水，民军堵截未成，退守三眼桥；另一路清军从舵落琴断口架设浮桥渡过汉水，向民军右翼阵地美娘山、仙女山进攻，形成对汉阳的两翼包围形势。此后数日，双方在汉阳外围的重要据点展开了激烈的争夺。美娘山失守后，民军管带祁国钧率几十人，勇敢冲锋，一举夺回美娘山；磨盘山被清军占领，革命党人组织108人的敢死队，乘夜冲上磨盘山山顶，奋勇肉搏，全歼敌军。直到11月24日，清军才最后夺得美娘山和仙女山。这时，黄兴将主力集结在十里堡一线，先后组织两次反攻，均告失利。26日，清军夺得磨盘山、扁担山两处阵地之后，以猛烈炮火轰击十里堡。黄兴速调各军阻击，但指挥不灵，湘军将领甘兴典擅自率部撤回湖南，王隆中部苦战疲惫，也退至武昌。黄兴只得决定撤离汉阳。11月27日，敌占龟山；下午，汉阳陷落。
当日晚，黄兴从武昌乘船离鄂，武昌的湖北军政府已面临危机。但从全国形势来看，此时海军已经归向革命，江浙联军占领了南京，各省纷纷独立；清廷已处于土崩瓦解的困境。鉴于此，袁世凯施展一打一拉、以拉为主的策略，命占领汉阳的冯国璋暂不渡江攻武昌，只从龟山用重炮轰击武昌，对黎元洪施加压力，暗地里则通过帝国主义使团加紧进行停战议和的活动。这样，武昌起义后掀起的革命战争，在湖北基本上停顿下来。
持续40余天的武汉保卫战，虽然由于敌我力量过于悬殊、指挥不统一、部分旧军官不能用命、士兵新募、军事部署失误等原因，遭受了重大挫折，但是，这场保卫战是辛亥革命期间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它有效地保卫了首义之区和第一个革命政权；广大革命军将士在战争中所表现出的英勇无畏、自我牺牲和顽强奋战的精神，为全国人民树立了一个英勇抗敌的典范，鼓舞了革命人民的斗志；武汉保卫战将清兵主力吸引到湖北长达一个半月，这对各省革命党人发动起义是极大的支援，有力地促进了革命在全国范围内的发展。
国民协会成立
自武昌起义至1913年底，新成立的公开的团体就有680多个，其中政治类的团体310多个。在这些团体中，不少既无章程纲领，又无固定的机构组织，旋起旋灭，在报上登个发起宣言后，就完事大吉了，真正有一定政治影响的政党政团不过10余个。国民协会便是其中之一。
年10月，由张嘉墩、伍光建等人发起组织国民协会。名誉会长为唐文治，干事总长温宗尧，干事22人。成立后不久，唐、温借故辞去，国民协会改举唐绍仪为名誉总理，杨士琦、袁树勋为协理。国民协会的政纲为统一国权、培养元气、发达民力。后来制定九点政见：（1）实行厘定行政区域。（2）提倡实行地方自治。（3）奖励移民实边。（4）期望整顿并充实海陆军备。（5）促进整理财政及刷新经济政策。（6）保护农林、矿产者予以奖励。（7）谋求振兴实业教育。（8）注重国民外交。（9）期望司法独立。国民协会的成员主要是立宪派和旧官吏，及与立宪派联系密切的知识分子。
国民协会发起之时，正是各地响应武昌起义之际。受迅猛发展的革命形势的推动，国民协会持赞同革命、支持共和的态度。它宣布："本会以谋求中华民国之统一、促进共和政体之完成为目的"，"赞助临时政府之成立"。1911年12月下旬，国民协会针对袁世凯在南北议和中提出的改清帝为联邦国王、实行"虚君共和"的方案通电反对，指出君主专制已"万无存理"，民主共和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清帝必须退位。1912年1月初，它又联合共和促进会、共和建设会等团体发表公启，号召人民"一鼓作气，坚持到底"，争取共和制度的早日实现。但在赞同共和的同时，国民协会又有明显的妥协倾向。它唯恐战祸延长，"伏莽乘之因而窃发"，会招致帝国主义干涉。国民协会积极主张与袁世凯议和，对袁寄以厚望，企图以妥协让步换取共和。所以，当袁世凯表示赞同共和、窃取了临时大总统职务后，国民协会便转而拥袁世凯，称袁世凯是建立共和的"元勋"，公开支持袁世凯在北京就职，攻击同盟会坚持南下就职、定都南京的主张是"直欲陷中国于无政府之地位"。当国民协会被袁世凯走卒杨士琦、袁树勋"主宰"后，它更加露骨地反对同盟会，以同盟会的反对派自居。在陆征祥内阁风潮中，它毫无掩饰地为袁世凯张目，指斥同盟会挟持私见，制造混乱，"陷国家于无政府之危"，为袁世凯出谋划策，建议袁世凯"勿拘牵临时约法之虚文"，"毅然独断，速组内阁"。完全成为袁世凯的政治附庸。
从袁记政府成立到第一届国会组成为止，为对抗同盟会和国民党，在袁世凯的操纵下，立宪派和旧官僚的大小政团，拼凑成共和、民主两党，与国民党形成三足鼎立之势。1912年8月。汤化龙、林长民等经与袁世凯暗中协商，把他们所控制的共和建设讨论会、国民协会、共和统一党、共和俱乐部、共和促进会、国民新政社等团体合并，于27日组成民主党，后推梁启超为领袖，该党企图成为第三党，在国民党、共和党之间举足轻重，它实则是袁世凯的傀儡。次年与共和党合并成立进步党，在国会中与国民党对立，为袁效劳。
"十九信条"颁布
"十九信条"，全称《宪法内重大信条十九条》，是1911年11月清政府为挽救即将垮台的命运而采取的欺骗措施之一。武昌起义后，革命烈火迅速燃遍全国。尤其使清政府感到震惊的是，继湖南、陕西、江西宣布独立后，10月29日山西宣布独立，革命烽火已燃到北方。同一天，驻滦州的陆军20镇统制张绍曾、协统蓝天蔚等在袁世凯的指使下，通电清廷，提出在本年内召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制定宪法、特赦国事犯、削除皇族特权等12项要求，表示如果清廷不允，就要率军进攻北京。
载沣见到电报后，大惊失色，其他皇族亲贵也均感"大势去矣"。在这种形势下，清廷被迫让步，并继续玩弄欺骗伎俩。10月30日，载沣以宣统帝名义下诏"罪己"，承认三年来"促行新治，而官绅或借为网利之图；更改旧制，而权豪或只为自便之计；民财之取已多，而未办一利民之事；司法之诏屡下，而实无一守法之人"。表示从即日起，"誓与我国军民维新更始，实行宪政"。接着便宣布解散皇族内阁、解除党禁，命资政院起草宪法。第二天，清廷又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全权筹组新内阁。
月3日，清政府颁布了由资政院草拟的《宪法内重大信条十九条》。在确认中国要继续保持清王朝的君主制，大清帝国皇统万世不易，皇帝神圣不可侵犯的前提下，仿照英国资产阶级宪法，规定"皇帝之权以宪法所规定者为限"，"宪法由资政院起草，议决后皇帝颁布之"，"宪法改正提案权属于国会"。国会具有宣战、媾和及决定财政预决算的权力。宣布实行责任内阁制，总理大臣由国会公举、皇帝任命，皇族不得担任总理大臣、其他国务大臣以及各省行政长官。
与1908年清政府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相比较，"十九信条"对君主至高无上的权力有所削减，加强了议会的权力。然而，形势已经急速地向前发展了，革命党人以武器的批判，不仅宣告了君主专制的垮台，而且君主立宪制也为全国多数人所唾弃。因此，清王朝企图以此达到消弭革命、阻挡民主共和潮流的目的，自然是无法实现的。但这个"十九信条"却为袁世凯出任全权内阁总理大臣提供了合法根据。资政院根据"十九信条"于11月9日正式选举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13日，袁世凯由汉口来到北京，3天后组成了新内阁。从此以后，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军阀集团实际上掌握了清王朝的实权。
中国社会党成立
中国社会党是中国有史以来一切政治团体中第一个"自承认为党者"，也是中国第一个宣布自己为社会主义者的政党。1911年11月5日成立于上海，主要发起者、组织者和领导者是江亢虎。
江亢虎，江西弋阳人。原名绍诠，号洪水、亢庐。早年就读于北京东文学堂。1901年赴日本考察政治，不久回国，被袁世凯聘为北洋编译局总办兼《北洋官报》总纂。1910年经日本至欧洲游历，目睹世界社会主义潮流不可阻挡，立志回国后倡导社会主义。1911年6月1日，江亢虎在杭州惠兴女校作《社会主义与女学之关系》的演讲，宣扬社会主义要从女子做起，这是他在国内第一次打出社会主义的旗号。随后他避居上海，于7月10日在张园发起成立"社会主义研究会"，宣言以"研究广义的社会主义"为宗旨，"介绍西来之学说，发挥古人之思想。交通近世之言论，一切公平的眼光，论理学的论法出之"。当场50余人人会，这是中国社会党的前身。
月5日，江亢虎以社会主义研究会发起人名义召集特别会，提议将该会改组为社会党，提出了八条党纲："一、赞同共和；二、融化种界；三、改良法律，尊重个人；四、破除世袭遗产制度；五、组织公共机关，普及平民教育；六、振兴直接生利之事业，奖励劳动家；七、专征地税，罢免一切税；八、限制军备，并力军备以外之竞争。"他的提议得到全场一致通过，中国社会党上海本部从此成立。
该党党员多数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工商业者和破产农民、手工业者、其它劳动者以及失业群众。在南方各省及京津等地都建有支部，到年底时号称有500个支部、52万党员。这个数字虽有夸大，但全国有不少地方曾一度挂过中国社会党招牌，有不少人听说过"社会主义"这个名词，则是事实。1912年1月5日，该党又成立南京分部。该党所鼓吹的社会主义并不是科学社会主义，而是中国封建主义、西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的混合体。江亢虎曾于1903年就宣传"元国家、无家庭、无宗教"的三无主义，他提出"欲求安乐，必举其苦的根本掀翻之，由有宗教转变而为无宗教，由有国家变而为无国家，由有家庭变而为无家庭"。但他又与一般无政府主义者不同，他不笼统否定政治，而"持无国界而有政治之说"。在方法手段上，他认为"党同伐异，流血相寻，民族之革命，国际之战争，教团之仇杀，皆社会大义所不取者也"。他不主张用暴力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又不要求改变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性质，消灭雇佣劳动的剥削制度和阶级。他在中国社会党的党旗上写上了"遗产归公"、"教育平等"两个口号。显然这是受第二国际右倾机会主义的影响，与科学社会主义相距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