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2日，清朝反动军队借口搜捕曲诗文，在马连庄一带肆意"奸淫抢掠"。群众持棍、棒、锄、矛，奋起反抗，一鼓作气，全歼清军官兵300人。7月3日，曲诗文于南岚村宣布起义，号召群众奋起同清朝反动统治阶级斗争。起义军以马山埠为根据地，屯驻数万人，"又分众为四路，驻守要害"，"附城要隘设卡"驻重兵。全县农民群起响应，起义队伍迅速发展到十几万人。7月6日，曲诗文率众攻打莱阳县城。他亲赴阵前，指挥大军昼夜猛攻。莱阳敌军惶恐万分。山东巡抚孙宝琦急调登州镇总兵李安堂、第五镇第一协统领叶长盛带大军镇压。李安堂是一个十分凶狠狡诈的家伙，他一面乘乡民不备，"乘夜进兵"，一面又施展"和平解决"的故伎，诱胁起义军缴械投降。曲诗文坚定果敢，坚决拒绝了敌人所谓的"调解"，在莱阳城下同清军大战。接着，清军向马山埠根据地猛扑。起义军实力不敌，遭到失败。莱阳附近的海阳、荣成、曹州农民也卷入这一斗争，曲诗文联合招远郭福年谋求再次起义，未果。1914年，曲诗文被捕杀。
莱阳抗捐抗税及各地人民的斗争，闹得清统治者陷入不知所措的困境，表明新政遭到人民的普遍抵制和憎恶。
《民立报》创刊
10月11日，《民立报》在上海创刊，于右任主办，自任社长，宋教仁、范光启、景耀月、章士钊等先后主编，徐天复、吕志伊、马君武、王无生等编撰，沈缦云、庞青城、孙性廉、张人杰等资助。日出四大张，最高销售量逾2万。内容分论说、批评、纪事、丛录、图画5部，师承《民呼日报》、《民吁日报》的宗旨，提倡国民独立精神，以建立独立之民族和独立之国家。抨击清政府的腐败，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鼓吹民族民主革命，呼号推翻封建专制政府。1911年成为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机关报。《民立报》从创刊到最后被查封，主要有以下一些内容。
.揭露清廷伪立宪骗局。对清廷伪立宪的闹剧，《民立报》给予大胆揭露和抨击，号召国民抛弃幻想，团结起来，挽救国家。《民立报》发表的首篇社论《中国万岁！国民万岁！》指出："有独立之言论，始产独立之民族，始能卫其独立之国家。言论也，民族也，国家也，相依为命。"1910年10月12日，该报发表《人道主义论》的社论，主张以人道主义治国，既反对专制主义，又反对资产阶级集团专制，主张全民的民权主义，民不分贵贱贫富，均可参政，使国家政权成为全民意志的代表者和执行者。1910年4月12日，该报发表《告袁篇》的社论，揭露清廷伪立宪阴谋，表示要推翻清政府的决心。此后，该报揭露"中央资政院"和各省"谘议局"均为装饰品，各级官吏一如既往仍专横腐败。1910年11月13日发表的《从国民道德上推论中国之存亡》的社论，对中央资政院和各省谘议局进行了揭露，指出："官吏之钳制舆论，以固权尸位之私计者，其人尚不足深责，若中央资政院与各省谘议局，……朝廷仅稍假词色，即不难中夺其为民请命之怀，转而仰鼻息于三数权贵，乃至一啼一笑，亦惟相公之颐指是视，功名富贵逼人来矣，国利民益，直不暇复劳其计虑。充其极，苟可以利便一己之事，虽捐弃吾民之生命财产，以为若辈荣崇代价，亦竟有悍然而勿恤者矣。……受全国人民付托之重者，其道德之汩没也如彼。为学界、实业界之领袖者，其道德之堕落也又如此。今日之中国尚有如何之希翼，而有恃无恐乎？人心已死，天意难回，既无外忧，亦将内溃。"号召国民抛弃清廷，以免上当受骗。
.号召推翻清政府。1911年8月下旬，四川保路运动迅猛发展，该报大量报道四川路潮的消息，声援路潮，揭露清廷。赵尔丰血腥镇压川民后，该报给予连篇抨击，宋教仁在9月28日所写的《葡国改革之成功》的社论，宣传效法葡国革命，推翻清廷，他叙述了葡国政治如何腐败、国王无道、政府专制、人民忍无可忍，遂起而革命，一昼夜间便推翻国王。我国国民也不堪忍受清廷的残暴统治，也可效法葡国，推翻清政府，另建新国家。
武昌起义后，1911年10月13日，该报发表《长江上流之血水》的文章，声援武昌起义："黄鹤楼头兮，忽树革命旗。……革命党者万恶政府之产儿，故有倒行逆施之政府，欲求天下不乱不可得也，何耶？制造革命党也。天乎！天乎！谁为祸首，使天下糜烂至此，政府尚不自罪？！"10月10日，该报曾发表《论共和之秩序》的文章，宣传共和国为自然或天然秩序之国家，远远优于君主立宪之国制，随后该报又发表一系列文章，论及建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力主建都南京。12月24日，该报发表了《欢迎孙中山先生归国辞》，对孙中山极为推崇："先生所主持者，民族、民权、民生三大旨耳，著著实行，诚为祖国造无量福也。……黄浦之滨，数百万众，拍手扬巾，欢欣鼓舞者，为欢迎先生而来也。欢迎先生者，欢迎东亚自由之神而造福生民于无穷远尽也。"12月30日，该报报道了孙中山当选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临时大总统的消息。
.揭露袁世凯。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该报反对与袁世凯议和，主张乘胜前进，倾覆清廷。1912年1月6日，该报发表《论国民当尽瘁于共和》的社论，指出："吾国民不可不力自策励，以为共和牺牲，则共和之徽弥久弥盛。故国民俱当以苟有益于共和者，则无不为，苟有损于共和者，则不为。无论其关于一己与否，要皆均克誓此心，为共和尽瘁。"激励国民誓死保卫共和，反对与袁世凯或与清廷议和，认为不能对袁报有幻想，贻误战机，而应直捣清廷，除掉袁凶，巩固民国之根基。袁世凯窃得总统职位后，该报转而拥护建都北京，从反对议和走向反对总统负责制，主张政党内阁负责制，以限制袁的权力过分膨胀，但仍与袁政府保持特殊合作，这一点是孙中山所支持的。孙中山也主张实行政党内阁负责制。所以该报大力宣传孙中山、黄兴与袁世凯、黎元洪合作，认为四人合作则民国可以统一，各党可密切合作，各党关系可正常化，因为当时发动反袁的条件还不成熟。
年3月20日，宋教仁被袁世凯派人刺杀后，该报连续报道宋案，刊载大量悼念文章、诗词及追查凶手的消息。3月29日后，该报把斗争矛头指向了袁世凯，怀疑袁与宋案有关，指责其为"亡清民贼"，呼吁选举时唾弃民贼，选出天下信赖之人。4月22日，该报发表《袁世凯论》，指责其无道德，无学术，且有称帝之嫌。"袁世凯为人之道德如何？吾人未尝闻其道德之事，亦未尝闻其奖励道德之事。"又引其胞弟的话说："吾家数代忠诚，数世清德，至兄则大失，二十年来兄之所为均与先母相背。"
月27日，该报公布袁世凯为谋杀宋教仁之元凶，29日、30日，刊布《数袁世凯十大罪状布告国民》的社论，指出"世凯狼子野心，包藏祸谋，乘资畔援，肆行凶逆。狙击勋良，摧挠栋梁，将以倾覆共和，颠危中夏。此实天讨所当政，国法所不宥也。今数其十罪，与我四百兆昆弟共弃之"。
此外，该报还曾就关于社会主义学说、广借外债、蒙藏问题等进行讨论和宣传，紧扣时代脉搏。虽也发表了一些不同意见的文章，但该报的主流是好的，对唤醒国民、动员革命力量，促成辛亥革命起r重大作用，是激进民主主义的革命报纸。由于该报揭露袁世凯为刺杀宋教仁之元凶，刊发孙中山的《讨袁通电》和黄兴的《誓师文告》，惹怒了袁世凯，1913年9月4日，袁世凯查封了《民立报》，该报共出1036号。
橡皮股票风潮
上海因橡皮股票投机买卖骗局而引起的一次金融风潮。
年，英国商人麦边在上海设立以经营橡胶园、采掘石油和煤，以及采伐木材等业务为名的兰格志（橡胶产地名）拓植公司。该公司是个并无业务的空头公司。1908年～1909年间，世界橡胶价格大涨，该公司乘机大做公告，捏造经营事实，以及每季发放股息、股票可向银行押款等谎言，骗取社会信誉，抬高该公司所发股票的市场价格。其他外商洋行群起效尤，纷纷组织新的橡胶公司，广募股份，暗中拉抬股票价格，造成橡胶股票持续上涨的假象。
在众多外商有组织的联合操纵下，各橡胶公司的股票价格扶摇直上。中国的那些崇洋而贪婪的商人、买办、官僚、地主等竞相争购橡胶股票。到1910年3月底，兰格志公司股票价格竟被抬到超过票面价值27到28倍。其他成立不久的橡胶公司的股票，其市价也都超过票面面值的十几倍或五六倍。
年7月，幕后操纵的外商已趁高价将橡皮股票脱手，潜离上海，远走外洋。这时，上海外商银行宣布停止接受股票抵押，并开始追索以前所做橡胶股票抵押放款。顿时，橡皮股票价格暴跌，股票有卖无买，随即成为废纸。
至此，参与投机和卷人橡胶股票抵押款的上海金融业行庄，或者周转不灵，或者受累倒闭，金融市场发生极大恐慌。著名的正元、谦余、兆康三家钱庄首先宣告倒闭。紧接着，其他几家钱庄也陷入困境。上述钱庄所出庄票有很大部分已经流入外国投机家和外商银行手中。于是，外商银行出面要求清政府负责清偿债务，否则他们就停止同中国钱庄的资金通融。
为了避免更大的金融危机，清政府被迫派上海道蔡乃煌向外商银行商量借款。1910年8月4日，双方订立《维持上海市面借款》合同，由汇丰、麦加利等9家外商银行向清政府借款规银350万两。外商银行所持的上述三家倒闭钱庄的庄票，共值139.9万两，由借款中扣除。因此，清政府实际借到的不足211万两规银。除此之外，外商银行还根据借款合同的苛刻条件，汇集前后倒闭钱庄的未付庄票六七十万两，也要求清政府援上述"三庄"成例代为清偿。
年10月7日，外商银行又突然宣布拒绝收受21家钱庄的庄票。第二天，经营国内汇兑有重要地位的源丰润票号已无法维持，被迫倒闭。这家票号在全国各地有分号17处，倒闭之后所亏欠的公私款项共达2000余万银两，其影响不仅上海一地，更波及于外埠和别省。清政府无可奈何之下，又派两江总督张人骏再向上海外商银行商借《维持江南市面借款》。
年12月11日，汇丰、东方汇理和德华三家银行答应借款给清政府。随后，清政府向上述三家银行借贷规银共300万两，年息7厘，期限6年，并以江苏盐厘担保。
据估计，通过这次橡皮股票风潮，外国"冒险家"们从中国掠走资金达几千万两规银。此次股票风潮延续时间之长，影响面之广，是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
版权问题与《著作权律》的颁布
9月，中美、中日在议订新商约的过程中，美、日两国代表向中国提出了保护其国民在华版权的问题。当时清管学大臣张百熙闻讯，急电中国谈判代表，予以拒绝。这是中国打开国门60余年以来第一次关于版权问题与西方各国进行交涉。
中国出现涉外版权问题始于甲午战争前后，当时许多外国传教士来到中国并出版中文刊物，因其广泛介绍了西方先进的科技文化知识和政治学说，受到国人的极大推重和关注，故这些书刊多被广为翻印。1894年英美传教士的在华出版机构"同文书会"改名为"广学会"，并向中国官方提出保护其出版物的版权问题，得到允准。中国上海的出版机构在出版新书和译著的过程中也遇到同样的问题，遂也援引"广学会"之例请求上海道保护其新书版权，也多获批准。这实为中国现代版权观念之滥觞。1898年7月，光绪帝根据维新派的请求，对此问题特颁谕旨："各省市民著有新书，……准其专利售卖。"以法律的形式保护了出版界的权利。
年9月，中、英两国签订了《续议通商行船条约》；美、日两国援引"利益均沾"的原则也开始同中国政府进行谈判。谈判之前商议内容只限于经济方面，并未涉及版权问题。但在谈判过程中，美、日代表根据当时通行的国际版权组织的有关规定，提出这一问题，而当时中方谈判代表吕海寰、盛宣怀不仅没有任何准备，而且也仅懂一些商务知识和一般的国际谈判程式，对版权问题并不了解，因此对美、日代表的要求并未加以拒绝。正是在此情形下，张百熙提出了拒绝就此问题谈判的建议。
张百熙，字冶秋，湖南长沙人，1847年生，1874年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散馆后授编修，历任国子监祭酒、会试副主考官、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工部、吏部、户部、邮传部尚书等要职，1902年为管学大臣兼京师大学堂总办。正是这种经历使他比其他人更明白版权问题的重要和与中国出版事业的利害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