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清廷成立"皇族内阁"，使原先对清廷预备立宪寄予很大希望的立宪派大为失望，国内阶级矛盾更趋激化。为缓和财政危机，谋求帝国主义的经济支持，清政府又推出"铁路国有"计划，强行收回已决定商办的铁路，且与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签订《粤汉、川汉铁路借款合同》。清政府的倒行逆施激起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湘、鄂、粤、川四省人民纷纷掀起了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并使这场运动终成为辛亥革命的导火线。
孙中山、黄兴等人经过长期准备，于4月在广州举行了规模最大的黄花岗起义，虽然失败，但却极大振奋了革命党人的斗志。与此同时，湖北革命党人蒋翊武、詹大悲等将振武学社改名为文学社，成为在湖北地区与共进会并存的革命组织。7月，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在上海成立，在其努力下，湖北的文学社和共进会联合起来，成立革命军事机关，共同准备发动武装起义。
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紧接着革命党人占领汉口、汉阳，成立湖北军政府，推黎元洪为都督，建立了革命政权。在武昌起义带动下，从10月中旬到11月下旬仅仅一个半月多一点的时间，全国就有湖南、陕西、山西、云南、江西、上海、贵州、浙江、江苏、广西、安徽、福建、山东、广东和四川15个省区先后宣布起义或独立，脱离清朝的统治。不久江浙联军又攻占了南京：吴禄贞、阎锡山也曾计议组织燕晋联军，直取北京，推翻清廷，不幸事泄，吴禄贞被袁世凯刺杀。梁启超等人也从海外回国，准备实施自己的政治主张。帝国主义各国看到革命形势发展迅速，不敢贸然干涉，表示"严守中立"，却在暗中支持清政府。
面对遍地烽火的革命形势，清朝统治者急忙抛出了"十九信条"，企图缓和局势；重新启用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全权组织责任内阁，并派北洋军队迅速南下，企图扑灭革命烈火。武汉三镇的革命军民在黄兴等人率领下与反动军队进行了英勇斗争，有力地保卫了武昌革命政权。11月，独立各省都督府派代表赴武昌，讨论筹组中央临时政府问题。袁世凯利用这一时机向革命党人表示希望"南北和谈"，以为自己谋求临时大总统职位。‘孙中山在得知武昌起义的消息后从欧洲返回国内，被17省代表选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是年，英兵在云南挑起"片马事件"，外蒙古库伦活佛哲布尊丹巴宣布独立，游美肄业馆改名为清华学堂。
文学社成立
文学社是1911年1月30日湖北革命党人在武昌成立的资产阶级革命团体。为了推动湖北地区革命运动的发展，1903年，湖北地区倾向革命的知识分子经常在武昌花园山聚会，酝酿建立革命组织。1904年7月13日，革命组织科学补习所在武昌正式建立，在知识分子和新军中开展革命的宣传和组织工作。不久因华兴会长沙起义失败，科学补习所受到株连，无形瓦解。
接着革命党人又利用美国基督教中华圣公会在武昌附设的一个阅报室日知会，进行革命活动；1906年建立正式组织，亦称日知会，尔后日知会实际成了同盟会湖北分会。日知会遭到破坏后，革命党人以新军为基础，又相继建立了军队同盟会、群治学社、振武学社。1910年9月18日，振武学社在武昌黄土坡召开成立大会，推杨王鹏为社长，李六如为文书兼庶务，制定了更严密的制度：各标、营、队分别设立代表；干部会议非标代表不得参与；各营接受代表的命令行动，不得互相了解彼此的情况。振武学社成立后，工作进展顺利，很快发展至千人。其情况为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黎元洪侦知，但他不愿扩大事态，仅将杨王鹏、李六如等人开除出营了事。后代为主持社务的蒋翊武决定静观待变。蒋翊武，字伯夔，湖南澧州（澧县）人。1903年人常德师范，次年因参与华兴会革命活动被开除。他于1905年抵沪，肄业中国公学，与杨卓林等刊行《竞业旬报》，宣传革命。1909年，投湖北新军，先后加入群治学社和振武学社。当年底，在各标营党人催促下，蒋翊武约集詹大悲、刘复基等人在阅马场集贤酒馆集会，与会"同志多主张复振武之旧观。詹大悲以’振武社已为官厅侦知，而振武二字，尤易注目，不如另改名称，重新组织为愈"‘，大家一致同意这一意见，为避清廷耳目，遂将团体更名为文学社，推詹大悲起草简章。
年1月30日，蒋翊武等及各标代表，在黄鹤楼的风度楼举行会议，宣告文学社成立，推蒋翊武为社长，詹大悲为文书部长，刘复基为评议部长。社章公开标明"以联合同志研究文学"为宗旨，实际则为"推翻清朝专制，反对康、梁的保皇政策，拥护孙文的革命主张"。会后，文学社迅速扩大组织，仅一个多月，除马八标外，在湖北新军各单位都发展了社员。3月15日，文学社举行第一次代表会议，会议增选30标的王宪章任副社长；派革命党人章裕昆到马八标发展社员；将詹大悲主办的《大江报》免费送各营队一份，加强宣传；除继续深入新军外，还加强与商学两界的联系。文学社继承了群治、振武学社始终在新军中开展革命工作的传统及各项秘密工作规则，并注意加以改进。他们埋头苦干，深入新军士兵，进行细致的发动工作，意欲将新军中除满人与官长外，全体运动成熟，一举"拔赵易汉"，这便是所谓"抬营主义"。故文学社成立后，组织发展很快。黄花岗起义失败后，清政府加强了对新军的管制。为此，文学社决定由刘复基出营寄居阅马场文昌阁，进行联络。5月10日，在武昌小朝街85号设立文学社机关部；不久又设立阳夏支部，负责驻汉口、汉阳及河南信阳的四十二标社务。到这年夏季，新军中的文学社员已达3000之众，成为湖北新军中一支巨大的革命力量。
当时，除文学社在新军中发展组织外，共进会也在新军各标中发展会员，并且发展得很快；有些会员甚至同时参加了两个组织，因此互相之间必然产生一些摩擦和冲突。且文学社的领导成员绝大多数是下层知识分子出身的新军士兵，而共进会的领导成员大都是归国的留日学生，这也使双方不免产生了隔阂和戒心。然而当时革命形势的发展，迫切需要两个革命团体联合起来，共同对敌。在同盟会中部总会的帮助下，于9月24日文学社与共进会联合成立革命领导机关。10月10日，发动武昌起义，并取得胜利，从而推动了革命在全国的发展。此后，文学社在湖北反对黎元洪等旧势力篡权斗争中，起了巨大作用，其中不少成员遭到黎的屠杀。1912年4月，文学社与同盟会鄂省支部合并。
温生才刺孚琦
温生才，字练生，广东梅县人。1870年生。自幼家贫，长期投身行伍当兵，半生奔走，饱经风霜，后卖身往南洋霹雳埠做工。因阅读《扬州十日记》等书，反清思想勃发，参加同盟会。革命热情日增，经常参加反满演讲。后来又听到孙中山演说三民主义，非常信服，立意为排满献出生命。1909年，参加南洋华侨组织的暗杀团。后回国，本想北上燕京，谋刺满官，无奈川资无几，介绍无人，只得屈身广九铁路做佣工，等待时机。1910年广州新军起义前，温生才曾想谋刺广州将军增祺，因无炸药作罢。后增祺被召人京，都统孚琦接任广州将军职。1911年3月底，温生才由香港再次到广州，谋刺广州将军孚琦。在给怡保同盟会李孝章等人的信中，说："看满贱种太无人道，恨火焚心，时刻不能耐。自从徐、汪二君事失败后，继起无人。弟思欲步二君后尘，因手无寸铁，亦无鬼炮，莫奈何，暂忍。能得手有鬼炮时，一定有好戏看。弟心已决，死之日即生之年，从此永别矣！"
年4月8日，华侨飞行家冯如在广州燕塘演试飞机，广州将军孚琦等官吏都前往观看。温生才在东门外一茶馆相机行事，见有卫队前后护拥，呵道而来，知是孚琦到，便突然冲出，排开卫队，左手攀轿，右手出枪。卫队、轿夫因事出突然，四散逃走。温生才连击四枪，于孚琦毕命后缓步向东校场走去。当温生才发枪时，谘议局守卫巡士郑家森闻声大惊，发现游人四散逃避，温生才独自四面顾盼，后又将枪丢弃，从容而行。郑家森尾随其后，温生才行至竹林时，便将外衫脱掉，扔到林中。跟踪一段时间后，前方出现站岗的巡警，郑家森便上前将温生才抱住，并叫巡士协助，温生才被擒获。
审讯中，温生才谈笑自若。清吏让他招供，他云："晚饭未吃，懒得说话。"清吏送来饭菜，他随吃随谈："与孚琦并无仇怨。不过近来苛细杂捐，抽剥已极，民不聊生，皆由满人专制，害我同胞。故欲先杀满官后杀满族，为四万万国民申气。"询以何不约帮手，答云"此事非比乡中械斗，人多可壮声威，若所约者，偶一不慎，泄露出来，岂不误事。况人多也属无用，即如昨日将军前呼后拥百十人之多，何以我一声枪即尽情跑光？"清吏询以同党，答云："此系一人所做之事，并无同党。"清吏吓以刑法厉害，温轻蔑地答道："何不将来试呀？"4月11日，李准提讯，问至行刺情形，温眉飞色舞，双手拍腿，声言放第一枪见各卫队走散，心甚畅快，后连放三枪，见均中要害，更为欣慰。李准问及同党及主谋姓名，不供；施以严刑，喝用四人踩杠，双足受伤，不能行走，但至死不供。
温生才被交到番禺县收押，常有差役4人勇丁10人轮流看守，其手、脚、颈项均用铁链锁牢，不能举动，吃饭用役人喂。4月15日在赴刑场途中，神色自若，毫无惧色，沿途自言自笑。温生才大声说："今日我代同胞报仇，各同胞务须振奋做人方好！""许多事归我一人担任，快死快生，再来击贼。"当时两旁观者人山人海，与平日处决囚犯迥异，兵警重列，禁止路人观看。番禺知事一到，喝令行刑，温生才为国英勇就义。
黄花岗起义
亦称辛亥广州之役，是1911年4月27日同盟会在广州发动的反清武装起义。
广州新军起义失败后，同盟会的许多干部产生了悲观情绪。当时在美国活动的孙中山洞察到国内各种社会矛盾正在激化，革命时机日趋成熟，积极推动同盟会再举行一次大规模的起义。1910年11月13日，孙中山在马来亚的槟榔屿，召集黄兴、赵声、胡汉民等同盟会的重要骨干以及国内外的代表秘密会议，讨论继续发动起义的有关问题。统一思想后，决定：筹集巨款，以新军为骨干，联络防营、警察与会党，聚集同盟会的主要精干力量，在广州发动起义，然后北伐推翻清王朝。
年1月18日，黄兴抵达香港，主持起义的筹备工作。月底成立了作为起义领导机关的统筹部，黄兴、赵声分任正副部长，下设八课：（1）调度课，负责运动新旧军队，由姚雨平任课长；（2）交通课，负责联络江、浙、皖、鄂、湘、桂、闽、滇各路，赵声兼课长；（3）储备课，负责购运军械，胡毅生为课长；（4）编制课，负责草定规则，陈炯明为课长；（5）秘书课，负责文件，胡汉民为课长；（6）出纳课，负责出纳财政，李海云为课长；（7）调查课，负责侦察敌情，罗炳扬为课长；（8）总务课，负责其他杂务，洪承点为课长。
各课均加紧了起义的准备工作。一是筹饷购械。槟城会议后，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即分赴海外各地，向广大爱国华侨演说革命形势，募集起义经费，在侨胞的慷慨资助下，共收"义捐"157213（银）元，超过了孙中山原计划募款13万元的设想，保证了起义所需的经费。同时，革命党人又分别到日本及南洋各国购置枪支弹药，潜运到广州城内各秘密机关。二是组织起义力量。除分派革命党人去长江流域各省联络党人响应外，重点派专人发动广州新军、防营、巡警以及联络番禺、南海、三水、顺德、惠州等地会党参加。考虑到以往历次起义中临时联络的军队、会党常不听指挥的教训，这次精选一批青年党人及志士组成一支"选锋"队，充当敢死队，任务是首先在城内发难，打乱清政府在广州的指挥机构，夺取军械库，打开城门，引入驻在城外的新军，一举占领广州。这支选锋队初定为500人，后增定为800人。国内外志士得到要组织"选锋"的消息，抱定以身殉事业的决心，争相踊跃赴义。革命党人方声洞、林觉民等不少人写下了遗书，向亲人诀别。三是派人潜入广州，先后设立大小机关38处，作为革命党人活动及储存枪械的据点。
各项起义准备工作大体就绪后，黄兴于1911年4月8日主持召开了统筹部的发难会议，决定10路进攻计划。因赵声曾任新军标统，有丰富的军事学识和指挥经验，故确定赵声为总司令，黄兴为副；定于13日发难。不料就在统筹部开会这天，广州城内发生了同盟会员温生才枪杀清署理广州将军孚琦的事件；且由香港运炸弹至广州时又为清兵查出，清广东当局因此加强了戒备；加之美洲华侨的捐款及由日本购运的部分枪弹也未送到。鉴于上述情况，统筹部将发难日期推至4月26日。因赵声在广州任过标统，相识者较多，不便过早露面，黄兴于4月23日亲至广州主持起义事宜，在两广总督署的小东营五号建立起义指挥部。考虑到购置的枪械尚未运到，黄兴将起义日期改为4月27日。
此时清广东当局对起义计划已有所闻，粤督张鸣岐、水师提督李准加强了防范和戒备，有些储存手枪、炸药等的重要据点相继遭到清方军警的袭击和破坏。这样，革命党人对是否按期举义出现了分歧：陈炯明等主张缓期再举；林文等主张立即起义。在众说纷纭面前，黄兴一度举棋不定。26日晨，黄兴决定改期再举，"令各部即速解散，以免搜捕之祸"，于是电香港总部"省城疫发，儿女勿回家"，暗示速即停止将在香港集合待命的大批革命党人继续派来广州。可是又考虑到这次起义经过革命党人精心准备，动员了革命党内的众多骨干力量，筹集了较为雄厚的财力、物力；而当时改期实际等于取消，会造成消极的思想影响，因此经一天思考，黄兴和部分革命党人下决心拚个人的一死来酬答国人，决定如期发动。
当晚，黄兴电告总部要赵声速令选锋队员前来参加次日的起义。接着黄兴召集会议讨论发难事项，发难时间定在次日下午5时30分。鉴于人员已减少，将原定10路进攻的计划改为4路：黄兴率队攻打两广总督署；姚雨平率队攻小北门，占飞来庙，迎新军与防营入城；陈炯明率队攻巡警教练所；胡毅生以20余人守大南门。但香港方面于26日晚上10时接黄兴电报，因300多名选锋队员于次日无法到达广州，急电黄兴再展期一日；黄接电后决定不再延期。而第二天起义时，姚雨平、陈炯明、胡毅生三路又均未发动，最后只剩下黄兴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