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巨额利益诱使下，花旗银行的大股东很快同意了银行管理层关于建立关联公司的计划。1911年7月，花旗银行的关联公司——花旗公司在纽约成立了，该公司受花旗银行的詹姆斯·史蒂尔曼、弗兰克·范德尼普以及史蒂芬·帕尔玛的直接领导，注册资本为1000万美元。
此前花旗银行一直受联邦法律的约束，不能自由地进行股权交易。自从有了花旗公司这个面具后，花旗银行便开始明目张胆地收购其他银行的股权。起初，花旗公司收购的对象基本都是纽约市的小银行，随着胃口的增大，它逐渐对华尔街的大银行展开了攻势。国民商业银行是纽约市的第二大银行。1911年3月，花旗银行通过其关联公司从共同人寿保险公司手中购买了国民商业银行9800股的股份。此时，国民商业银行的大股东除花旗银行之外，还有JP摩根银行以及第一国民银行，所占股份彼此之间相差不大。为了夺取国民商业银行的控制权，三家银行巨头明争暗斗了好长时间。最后，在花旗银行的主导下，三家机构决定将它们持有的股份合起来，组建一个委员会来共同管理国民商业银行。
当时美国前几大商业银行分别为花旗银行、JP摩根银行、第一国民银行、大通国民银行、汉诺威国民银行以及国民商业银行，其中花旗银行拥有汉诺威国民银行的控制权，而第一国民银行则对大通国民银行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在花旗银行、JP摩根银行以及第一国民银行拿下国民商业银行的控制权后，美国银行业的大半江山已经落入了这三家银行的囊中。
通过掌握银行控股权的隐蔽方式，华尔街几个金融巨头将全国范围内多数银行的利益糅合在一起，并达到了实际控制美国金融业的目的。此时，“奥德里奇计划”通过与否已经毫无意义，这些人已经得到他们想要的。
反垄断是一个冷笑话
渐渐地，华尔街银行家建立关联公司的垄断阴谋被美国政府所察觉，一些官员对这一“货币托拉斯”感到十分担忧，他们担心银行家在美国的石油、钢铁、食品等行业中掌握过多权力，从而损害了政府和自身的利益。1911年7月，美国总检察长乔治·W威克山姆（George WWickersham）对外宣布将向国会提交议案，申请对花旗公司是否违反《国民银行法》一事展开调查。银行家也有自己在政治上的后台，其中就包括时任美国财政部长的麦克维格。作为美国政府中最大的“挺银派”，麦克维格则在公开场合表示，花旗公司的建立并不违反法律。一时间，双方剑拔弩张，火药味十足。
在1910年美国中期选举中，民主党人在国会众议院中获得了较多的席位，这意味着作为共和党人的威廉·H塔夫特总统将面临来自国会的强大压力，其执政前景堪忧。为了支撑其摇摇欲坠的政治前途，甚至为下一届总统大选做准备，塔夫特迫不得已吹响了反对银行垄断的号角，以此将反对者的注意力转移到反银行垄断的问题上面。对政治家来说，法律上的合不合规已变得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捞取政治资本，如何顺应民意。
然而，塔夫特在反对银行业垄断方面没有走得太远，这种被政治驾驭的反垄断行动不可能取得任何实质性的结果，到后来甚至连他自己都不清楚自己的态度是什么了。塔夫特这种窘境遭到了媒体的极力讽刺，《纽约时报》在1911年8月25日曾撰文评论道：“如果总统认为银行建立关联公司的做法是违法的，他就应该敦促国会出重拳整治银行家的垄断行为；如果他判定银行这种做法是合法的，那就应该高调同意建立货币托拉斯，然后再等着被议员控告……如今，人们并不知道总统究竟想要干什么……”
虽说塔夫特在反对货币托拉斯方面没有什么建树，但他还是惹怒了华尔街的银行巨头。塔夫特一直敦促国会以立法的方式对银行业进行改革，而这种改革或多或少都会损害到华尔街大亨的利益。此时，塔夫特在政府和华尔街两面都讨不到好，处境更加尴尬。最后，塔夫特不得不用逃避的方法，尽量避免对反货币托拉斯事宜作出决定。此后美国进入总统大选时期，国会的反垄断调查被迫停止了一段时间。
花旗银行抓住这难得的喘息机会，命令花旗公司出售它所持有的美国州立银行和国民银行的股份。截至1911年11月14日，花旗公司已将它所有的“危险股权”抛得一干二净，花旗银行因此躲过一劫。
由于罗斯福与塔夫特之间的党内斗争，再加上塔夫特在任期间的无所作为，共和党在1912年总统大选中一败涂地，美国新一届总统由民主党人士伍德罗·威尔逊当选。总统大选为华尔街金融巨头们提供了一个绝佳的贿赂机会，他们通过资助竞选活动来讨好日后的总统，而这种变相的贿赂也不违反任何法律。因此在竞选总统期间，威尔逊虽然信誓旦旦地表示将“为大企业而反对托拉斯”，并把货币托拉斯视为“所有垄断势力中最危险的东西”，但实际上，这些表态只不过是假惺惺的政治辞令罢了，他并没有提出任何具有实质性的反垄断计划。此外，威尔逊对中央银行问题一直含糊其辞，他不赞同此前的“奥德里奇计划”，却又找不到一个像样的银行改革方向，只是暗示民众将会建立一个系统性的、制度性的储备，以减少因金融恐慌而发生危机的可能性。
威尔逊逐渐意识到，要想获得民众的支持，就必须在整治和规范银行方面有所作为。于是，威尔逊安排手下草拟银行改革法案，而这一重任就交到了弗吉尼亚州国会议员、民主党人士卡特·格拉斯的手上。虽然格拉斯身为国会银行和货币委员会分支机构的主管，但他实际上对银行情况不是十分了解，更谈不上设计一套具有中央银行权力，而又不受华尔街控制的储备体系。
根据威尔逊的指示，1912年底，格拉斯向威尔逊提交了一份由他助手H派克·威尼斯（HParker Willis）完成的银行改革草案，该草案与“奥德里奇计划”在储备银行的功能设计上是相似的，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体系的结构和管理方面。格拉斯提案建议政府建立一个由多家分散且独立的地区性银行而组成的储备体系，而不是一家在美国各地拥有很多分支机构的中央银行。此外，这些独立的地区性银行由专门的联邦储备委员会管理，该委员会直接对总统负责。
格拉斯议案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华尔街巨头的金融控制力，所以遭到了以花旗银行为首的金融大亨的强烈反对。他们表示，当前美国银行体制中最大的诟病在于有太多分散的、地区性的储备银行，这些银行之间往往存在着激烈的竞争，所以独立于银行之外的储备委员会不可能很好地协调和管理这些银行，只有成立一个由众多银行家共同组成的中央银行，将所有的外部争斗转化成内部事务，才能更好地解决问题。在这些银行家看来，格拉斯议案最大的缺陷就是将政府对信用体系的控制与银行的积极管理分离开了。
此后，华尔街银行家一直想方设法阻挠国会通过格拉斯议案。1913年10月，华尔街人联合国会参议院银行和货币委员会也草拟了一份银行改革提案，力求建立一个由银行共同拥有和管理的中央银行体系，其目的就是与格拉斯议案唱对台戏，反对银行地区分散化和政府对银行的控制。事实上，该议案反映出华尔街金融巨头对银行业的垄断野心，毕竟美国的银行业已掌握在少数人手中。
华尔街人的议案虽然赢得了参议院银行与货币委员会的支持，但遭到了威尔逊总统的反对。总统指出，他对格拉斯议案相当满意。银行巨头与格拉斯双方随即在各种场合辩论自己议案的优点。最后，经过参议院的激烈辩论之后，威尔逊总统于1913年12月23日签署了《联邦储备法》，并形成了12个地区性的储备银行，它们在由总统指定的7位联邦储备委员会委员的协调和监督下开展工作。
如果你以为华尔街人失败了，那就大错特错了。
随着《联邦储备法》的颁布施行，联邦储备委员会已成为美国银行体系的领导者。有了这“银行的银行”，美国政府不再向华尔街的大银行家们咨询经济政策方面的看法，转而向联邦储备委员会征求意见。这个机构的出现确实在一定的程度上减少了华尔街银行巨头对美国银行体系的影响力，但令人没有想到的是，这一切也为华尔街银行大亨们提供了在国内和海外市场寻求新机遇的自由。
此前，华尔街的银行巨头们一直扮演着公共政策工具的角色，在政府的强压下，它们不敢有过于明显的投资动作。在联邦储备委员会承担了稳定全国货币体系的职责后，这些贪婪的野兽便摆脱了道德上的束缚，不用再为维持经济和社会的稳定而献计献策、身先士卒。此后，华尔街银行巨头纷纷调整发展战略，它们在原有商业银行业务基础上，又在国内外市场上开展起投资银行业务，以图发展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全能型银行。
在《联邦储备法》确立以前，有人曾对商业银行从事投资银行业务的行为表示过疑虑，但没有引起政府的关注。政府建立联邦储备体系的初衷是为了避免金融危机的再次发生，为此，《联邦储备法》赋予了联邦储备银行好几项商业银行所没有的特权，其中包括以商业票据和政府债券为基础发行纸币，持有政府法定储备并代理支配，以及对其他银行提交的商业票据进行再贴现等。这些联邦储备银行已经替代了华尔街银行巨头过去所承担的许多职能。政府并不想将它们赶尽杀绝，如果再将它们的投资银行业务剥夺，那么必将引起银行业的大动乱。所以，政府允许华尔街银行巨头们开展投资银行业务。
此时在美国国内，由于大企业更愿意直接到债券市场进行融资，所以华尔街的大银行只能将业务对象放在规模较小的企业上。随着双方信贷业务量的增加，银行大亨发现，这些中小公司借助贷款壮大之后，往往能给银行带来超出想象的业务量和收益。渐渐地，银行巨头们在各领域开始对中小企业进行直接投资，并获得了丰厚的回报。而在国外，银行大亨们利用雄厚资金和政治优势投资国外大企业，并且争先恐后地在海外成立分支机构。像JP摩根银行、花旗银行等华尔街巨头凭借投资银行业务，暗中主导了美国各行各业乃至海外市场的发展，它们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具有“全国性”，更像是一家全国性的银行了。
金钱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与政治、资本结合而成的金钱势力。对这些金钱势力来说，任何限制法律不过官员给它们开的一句玩笑。不管有什么样的法律出台，它们总能轻松面对，应付自如，并且在最后实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甚至是金钱和资本上的垄断。
华尔街无视银行改革法案
大萧条下的美国银行业
在美国的历史上，20世纪20年代绝对是值得人们永远记忆的一段时光。美国人民先是沉醉于1922~1929年的经济繁荣的美梦中，然后他们又经历了经济由“天堂”到“地狱”的自由落体式的转换。而这一切，让人们看到了金融世界的疯狂与残酷。
1929年劳工节过后，美国股市开始不断走低，先前市场上那种股市即将涨到天上去的呼声也逐渐销声匿迹，换来的是紧张、恐慌和一些令人泄气的言论，听上去就像是穿过墓地的呼啸声。即便如此，市场中的人们还是愿意相信那些利好的观点和预测。《华尔街日报》写道：股票市场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上涨和下跌，但长期趋势将是好的。就连耶鲁大学著名的经济学教授欧文·费雪（Irving Fisher）也预测美国股市将会向利好的方向发展。
1929年9月5日，名不见经传投资顾问罗杰·巴布森在马萨诸塞州的一个午餐会上表示：“我认为，或早或晚，一场股市的大崩盘将会来临。”巴布森的言论在不久之后就得到了证实。就在当天下午，纽约股市突然掉头向下开始暴跌，到收盘时，很多股票下跌了6~10美元。在收盘前1小时内，证交所股票交易量竟然达到了惊人的200万股。此后，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决定撤出股市，股票跌势如同滚雪球一般，一发不可收拾。
10月24日，美国股市又经历了惨痛的一天，史称“黑色星期四”。清晨，华尔街上空阴云密布。在此之前，美国各大股票经纪公司手中已经积压了庞大的卖单，他们虎视眈眈地盯着纽约股市，只等开盘铃声的响起。人们根本无法想象当天股市的疯狂场景，卖空的单子如暴雨一样倾泻到市场中，所有的股票价格开盘后立即狂跌。随着空头们无情地砸出大量卖单，纽约证券交易所已经完全被尖叫和哭泣之声所笼罩，焦急的投资们拥挤在交易大厅内外，只能等待命运的安排。据统计，当天股市交易量达到惊人的1200万股，有数百亿美元的市值凭空蒸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