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远古时期，月神就被列为“六宗”（六种祭祀的对象——日、月、星、河、海、岱）之一。《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载，“以实柴祀日月星辰，”就是把供奉的祭品放在柴薪上燃烧。在周代已经产生春分祭日、秋分祭月的习俗，后代一直延续“春分朝日于东郊，秋分夕月于西郊”的传统。现在北京东郊的日坛、西郊的月坛就是明清两代祭祀日月的场所。秋分之夕祭月，自然希望见到月亮，但是由于秋分的日期在农历中并不固定，可以出现在八月初，也可以出现在八月末，如果出现在下半月，甚至月末，这时祭月就很难见到月亮，因而魏晋以后，民间就把祭月的活动固定在仲秋望日，即八月十五。这一天整夜都可以看到满月，而且八月秋高气爽，“月到中秋分外明”，实在是祭月的最佳时间了。至于正式定名为中秋节，则是宋代的事了。
祭月一般在月亮升起后进行，在露天设案。有的地方所用供物有月饼，瓜果、毛豆枝、鸡冠花，萝卜、藕等。祭拜时，因月属阴，多由妇人先拜，男人后拜，也有“男人不拜月”的规矩。祭月完毕，一家还要吃“团圆酒”、“赏月饭”，这天回娘家探亲的妇女也必须回家“团圆”。
作为祭月的最主要的物品月饼，祭供后由全家分食。由子月饼象征团圆，反映了人民的美好愿望，所以有些地方又称它“团圆饼”。
据传说，月饼出现于唐代，至宋代更盛。到了近代，月饼不仅成为四时生产的传统糕点，而且制作、风味也因地而异。如苏州的苏式月饼，广东的广式月饼，北京、宁波、潮汕，云南等地生产的京式、宁式、潮式、滇式月饼等等，都别具特色；就是同一地区所产的月饼也因其馅心成分、制作工艺、饼面花形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各号，如果仁、豆沙、莲蓉、火腿、蛋黄叉烧、嫦娥奔月月饼等等。
重阳节
农历九月初九，为我国传统的“重阳节”。
重阳之说来自《易经》。该书称阳爻为九，故九为阳数，九月九日，两阳相重，称为“重阳”，又称“重九”。爱国诗人屈原在他的《远游》诗中，曾有“集重阳入帝宫兮”的句子，这说明重阳节在战国时已经有了。
到了汉代，据说汉高祖刘邦的爱妃戚夫人，被吕后残害死后，其侍女贾某也被逐出宫，后来嫁给平民为妻。有一次她谈起每年九月九日，在皇宫中饮菊花酒、吃“蓬饵”、带茱萸，以求长寿的故事。从此，重阳节在民间也广泛流行开来。
重阳节的风俗很多，主要有登高，插茱萸，饮菊花酒和赏菊等活动。
登高，原是我国古代的一项娱乐活动，据西汉的《长安志》说，汉京城长安的近郊有一高台，每年重九节日，就有很多人登高游玩观景。
到了三国时候，登高活动更为普遍，改为每年一次，登高发展到登山。唐代著名诗人王维在《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诗中写道：“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真切地写出了重阳登高活动和诗人与友人的深厚情谊，极为后人称诵。
在天高气爽的佳节，山上的果实、药材都已成熟，人们登高远眺，流连美景，是别有情趣的。清代，在宫城的御花园里，甚至还有专供皇帝在重阳登高的假山，由此可见古人对重阳节的重视。
插茱萸，古书记载说，可“辟除恶气而御初寒”。茱萸是一种常绿小乔木，有吴荣萸和食茱萸之分，都可入药，但功效以吴茱萸为佳。用它制作成药或酿制成茱萸酒，有温中、止痛，理气等功效，可治腹痛、吐泻、便泌、消化不良等症。它的叶可治霍乱，根可杀虫，如果把茱萸放在身上，可避蚊虫叮咬。可见，古人插茱萸的习俗是有道理的。
饮菊花酒，据南宋吴自牧《梦梁录》说，“今世人以菊花，茱萸，浮以酒饮之。盖茱萸名‘辟邪翁’，菊花为‘延寿客’。”从医学角度来看，用菊花泡成酒可以明目，治头昏，降血压等，看来饮菊花酒对人体是有益的。
赏菊更是重阳一大乐趣。北宋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记有北宋开封“九月重阳，都下赏菊”的盛况。到了清代，有些地方在重阳前后举行菊花大会，倾城出动看菊花，一般三五年或十年举办一次，若是六十（一甲子）年一次的大会更是盛况空前。在菊花会上，有各式各样的赛诗会，还有画家作画，十分热闹。
冬至
在现代人看来，冬至只是一个节气，而不是节日，但在古代，它不但是节日，而且是个重要的节日。冬至是一年中白天最短、夜间最长的一天，从此白昼逐渐延长。古人认为此刻阴气达到极点，阳气即将回升，所谓“冬至一阳生”，“气始于冬至”，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古人一直把冬至看作节气的起点，并且当作新年来过，其隆重程度仅次于新年，远远超过其他节日。即使在正月初一成为民间的最重要的节日以后，冬至仍然是很受重视的，直到晚近才发生变化。
汉代以前，每逢冬至都要停止一切工作。就是说冬至前后，人们都要安身静体，什么事都不干：君王不听政，百官不工作，商旅也要停止外出。为什么要这样呢？这是为了扶助刚刚处于上升状态的微弱阳气，使之更快地上升，所以要尽量减少消耗。
因为冬至标志着阳气上升，春天将至，是个吉日，所以还要庆贺。隋代冬至日皇太子要入宫向皇帝祝贺，群官和客使也要入贺。唐宋两代，每年冬至或其次日，皇帝都要接受朝贺，官员们也要互相拜贺。明洪武二十六年制定正旦、冬至朝贺仪，并称冬至为“履长之节”、“履长之庆”。嘉靖二十一年又规定冬至前三日、后三日百官俱穿吉服，通政司不奏事，与元旦同。明英宗正统十四年己巳（公元1449年）废除冬至朝贺礼。但到清代此礼又恢复，而且更加隆重。自中古以来，历代帝王一直把冬至当作仅次于元旦的重要节日来庆祝的。
祭天与祭祖是冬至的重要活动。古人认为天为阳，地为阴。夏至虽然阳气极盛，却是阴气开始回升之时，所以祭地；冬至虽然阴气极盛，却是阳气开始回升之时，所以祭天。北京天坛公园里的圜丘就是明清两代帝王冬至祭天的地方。
冬至日在民间还有祭祖的习俗。据汉崔寔《四民月令》记载，冬至祭祖之礼与元旦相同。民间还有“冬至大如年”的谚语。
冬至的当令食品是馄饨。明清时有“冬至馄饨夏至面”的谚语。冬至为什么要吃馄饨呢《燕京岁时记》说：“夫馄饨之形，有如鸡卵，颇似天地浑沌之象，故于冬至日食之。”是盘古开天辟地才打破了这种浑沌的状态，所以吃馄饨就有纪念开天辟地伟大功绩的意义。馄饨最早写作“混沌”或“浑沌”，到了唐代把“水”旁改为“食”旁，便成为“馄饨”。为什么要在冬至日吃它呢？因为冬至是祭祖的日子，而盘古及其后的三皇五帝被认为是最早的祖先，作为原始宗教中祖先崇拜在后世的演变，“饷先则以馄饨”，便是极其自然的了。
腊日
腊日是一个古老的节日。古人在年终，为了庆祝农业丰收，总要祭祀天地万物，表示答谢，并祈求他们保佑来年获得好收成。这个祭祀称为腊祭，举行腊祭的这一天称为腊日。如果遇到灾年就不举行腊祭了。据《礼记·郊特牲》记载：腊祭起源于“伊耆氏”。伊耆氏是传说中的远古农业部落的酋长。这个说法当然并不可信，但至少可以说明腊祭的历史是很悠久的。
腊祭的时间，最初并不固定，直到南北朝时才固定以腊月（即十二月）初八为腊日，这个日子一直延续到现代。
腊祭的对象是百神，也就是与农业生产有密切关系的神。古代腊祭的仪式是盛大而隆重的。根据《礼记·郊特性》等资料记载，祭礼通常由国君主持，开始时先由大司乐指挥奏乐和歌舞，乐舞重复六次，用以召来百神的降临。众神降临后，国君头戴皮弁（一种皮制的礼帽），身穿白色礼服，在神前祝祷，乐队唱起《小雅·甫田》之歌，歌词大意是：“我们的土地已获得丰收，这是神灵赐给农夫的恩典。奏起琴瑟，敲起土鼓，来迎接田祖神农的降临，用来祈求霖雨，用来祈求五谷丰收，用来养育我们男男女女……丰收的五谷，是神灵赐给农夫的恩典。报谢神灵，以祈求福佑，世世代代长寿平安，永无止境。”歌舞祝颂之后，主祭者又换上黄色的礼帽礼服进行祭祀，黄色象征土地，表示国君和农民一起庆祝丰收，以此慰劳农民，让大家暂时得到休息。腊祭结束后，贵族们都要大摆宴席，诸客饮酒，老百姓也要聚餐共享，欢度节日。
“腊八”，也是佛教的节日，称作“佛成道节”。传说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在得道成佛之前，曾游遍了印度的名山大川，寻长老，访异人，苦修行，寻求人生的究竟。他到北印度的摩揭陀国，即现在印度比哈尔邦的尼连河附近时，由于饥饿劳累而昏倒路旁。这时幸好一位牧女将所带的午餐拿给他吃，才使他得救。牧女的午餐，是几天来家里吃剩下的各种粘米和糯米粥混合的杂烩饭，里面还有从山上采来的各种野果。释迦牟尼吃了这种食物顿觉元气大复，精神振奋，于是，在尼连河里洗了澡，然后在菩提树下静坐沉思，于十二月初八得道成佛。后来，他的弟子们每至“腊七”都取新谷果，涤净器皿，终夜经营，直至天明熬成熟粥，供奉佛祖，并集会诵经演法，喝“腊八粥”，以示纪念。
古代关于喝“腊八粥”的记载很早。《天中记》载，宋时东京十二月初八，都城各大寺院送七宝五味粥，谓之腊八粥。每逢腊八，不仅朝廷、官府、寺院要做大量腊八粥，民间也争相效法，成为风俗。清代喝腊八粥更为盛行，宫廷里，皇帝、皇后，皇子等都要向文武大臣、侍从宫女赐腊八粥，并向各大寺院发放米、果，以供僧侣餐用。在民间，人们也做腊八粥祭祀祖先，并阖家聚食，馈赠亲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