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宣传工作是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的重点工作之一。"东救会"成立后，一方面在北平组织东北流亡青年成立宣传队，沿平津、平汉等线，向附近城镇和村庄的人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号召各界人民以捐款及各种实际行动支持义勇军的抗日斗争；另一方面派出车向忱、阎宝航、王化一、杜重远等主要负责干部分赴南京、上海、广州、福建、江苏、浙江等地，揭露日本侵略暴行的真相，以唤起全国人民的抗日决心。为扩大其抗日宣传，从1932年起，"东救会"创办了《救国旬刊》、《复巢月刊》、《东北通讯》及《东方快报》等报刊，系统地报道东北义勇军的战况，鼓舞人民的抗日热情。
"九一八"事变后，许多地方爱国武装以及东北旧军队纷纷抗击日本侵略者。他们虽总称东北抗日义勇军，彼此之间却矛盾丛生，各自为战，不能统一。"东救会"分析了这个情况后，专门成立了由阎宝航、王化一、彭振国负责的东北民众义勇军指导委员会，先后派出黄宇宙、车向忱、宋黎、张雅轩、苗可秀、高鹏、纪廷榭、潘庚祺、魏兴华等大批干部秘密出关，联络各地义勇军，推动东北武装抗战。此外，"东救会"还在南京、上海等地募集款项，为义勇军提供军火物资援助，以提高部队战斗力。
强占东三省后，日军又集结兵力，进犯热河。"东救会"和另一个抗日团体辽吉黑民众后援会（以下简称"后援会"）团结合作，开始为支持热河抗战开展活动。1933年1月4日，即日寇攻陷山海关和临榆的第二天，"东救会"召开常委会议，作出了以下决议：（1）劝促张学良率全体东北军出长城反攻，请他更换热河省主席汤玉麟；（2）发动东北义勇军配合正规部队反攻，各军团总指挥一律到前方去；（3）呼吁全国爱国人士团结起来，一致督促南京政府抗战。1月5日，"后援会"也开会作出支援热河抗战的四项决议，一并交王化一向张学良汇报。张学良当时对抗战正处于犹豫未决之时，对两会所提建议自然未表首肯。两会领导人深感遗憾与气愤，决定立即派朱庆澜、王化一、何遂、严宽等人赴热河，联络并推动热河驻军及义勇军抗日。1月9日朱庆澜等人即赴热河，除会见热河各路义勇军司令、鼓舞作战士气外，还拜会热河各界爱国人士，恳请解囊相助，并对热河军政当局给予了大量物资和资金援助。为督促政府热河抗战，"东救会"、"后援会"与平、津、沪三市的抗日团体，于1933年2月16日联合组成"东北热河后援协进会"。"协进会"成立后即决定选派人员赴热河视察情况，进一步推动驻热河的汤玉麟等部抗战。
热河抗战的声势造成后，"东救会"、"后援会"派出由王化一、杜重远、朱庆澜等人分别率领的代表团随同宋子文、张学良前往热河，深人前线慰问并援助抗日将士。热河抗战失败后，"东救会"及"后援会"又转入了积极支持长城、察绥地区抗战的活动。
"东救会"的抗日救援活动与国民党的对日政策是相抵触的，因此，国民党政府对"东救会"的存在及其活动是难以容忍的。"东救会"成立之初，国民党政府先是竭力拉拢，试图把"东救会"纳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为其所用。在拉拢控制无效之后，国民党又采取了分化瓦解的手段，亦纷纷成立学校、团体，以争夺东北青年学生，向学生灌输"攘外必先安内"思想，并指使参加"东救会"的少数国民党人制造事端，扰乱其工作。在此种分化瓦解手段亦遭失败后，国民党政府便对"东救会"采取了强迫取缔的严厉态度。1933年3月，热河抗战失败，张学良被迫辞职，何应钦继任北平军分会主任，形势对"东救会"日趋不利。"塘沽协定"签订后，何应钦以日寇在条约中要求取缔华北抗日活动为由，对"东救会"进行限制与压迫，并于7月10日通过高仁绂向"东救会"领导人传话，要求取消"东救会"。7月16日，何应钦派人正式通知取消"东救会"。鉴于当时华北的内外情势，公开进行抗日救国斗争已变得极为不利，故此，1933年7月31日，"东救会"常务委员会开会决定：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宣布结束。"东救会"虽被迫解散，但其广大成员并未停止抗日救亡的斗争，而是转入地下，以新成立的秘密组织"复东会"为阵地展开活动。
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从成立到被迫解散，不满两年。但它作为东北第一个群众抗日救亡团体，高举团结救亡的旗帜，坚持武装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唤起了全民族的危机感，激发了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情。
马占山江桥抗战
"九一八"事变后，由于国民党当局采取不抵抗政策，日本帝国主义在不到5天的时间内，便侵占了辽、吉两省的主要城市和重要交通线。在一股投敌自保政治逆流的气氛中，日本唆使、策动原洮辽守使张海鹏叛国，宣布独立，并积极扩充军队，准备进攻嫩江桥地区，图谋侵占黑龙江省。
张海鹏叛国投敌之后，张学良10月8日任命马占山代理黑龙江省政府主席兼军事总指挥。马占山旋即宣誓就职，决定不顾各方阻力，抗击日军侵略，誓死保卫国土。为准备迎击来犯之敌，马占山采取了一系列政治军事措施：整顿内部，安定社会秩序；调集兵力，赶修防御工事，加强以江桥为中心的防务；电慰前线战士，激励他们努力备战，准备奋勇杀敌，并通电讨伐张海鹏，发出"献汉奸张海鹏首级者赏洋两万元"的公告，军队士气顿时大振。
10月13日，张海鹏在日军督促下，命令少将徐景隆率3个团为前锋进犯江桥。14日，守卫江桥的卫队团与炮兵团为阻止叛军前进，将江桥三孔自行炸毁。16日，徐景隆部来到江桥南侧，遭守军迎头痛击，叛军被击溃，四散而逃，徐景隆则触雷毙命。
军在利用伪军进犯黑龙江省的图谋失败后，决定亲自出马，直接派兵。他们借口江桥乃日方所建，马占山如不在规定期限内修复完整，则由日方派兵保护监修。马占山据理回击之后，日方又提出苛刻要求：自即日起，嫩江桥梁不得运用于战术方面；在11月4日正午以前，两军各自桥梁撤退至10公里之地点，至完工为止，不得进入10公里以内地区。马占山随即召集将领商议，他们认为，江桥阵地非常坚固，日方这一通告，无异于使中方让防，若后撤，以后便更难抵御。这时，北平当局又传达了国民政府"避免同日军直接冲突"的命令。因此，马占山等人决定采取自卫手段，坚守阵地，准备迎击来犯日军。
日军嫩江桥支队分别从长春、吉林出发，2日夜在泰来附近集结。3日夜，突然向距离江桥几公里处的中国驻军投掷炸弹，炸伤士兵7名。中方持克制态度，未予还击。4日中午，日军百余人在飞机掩护下，对我阵地发动进攻。我军在马占山指挥下英勇还击，日军被迫撤退。下午6时，日军又来侵犯，驻守江桥的徐宝珍部坚决抵抗，奋勇杀敌，揭开了江桥抗战的序幕，打响了"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人民反击日本侵略的第一枪。
日军改变方式，张海鹏军队冲锋在前，日军督战在后，向中国军队发动猛攻。中国守军抱着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与日伪军血战江桥，再次将日伪军击退。敌伤亡惨重，日军死167人，伤600余人，伪军伤亡共700余人，中国军队伤亡仅百余人，这是自"九一八"事变以来日军的首次受挫，一向蔑视中国军队的日本侵略者开始对中国军队刮目相看。6日晨，日军以步兵两个联队，配以野炮40余门、重炮8门、铁甲车4列，再次向我方阵地大举进攻。守卫江桥的官兵以满腔爱国热情，使用陈旧的装备，激战终日，给进犯之敌以沉重的打击。日军滨本步兵联队几乎完全被歼灭，高波骑兵队也死伤殆尽，这是日军进攻东北以来损失最大的一次。在这场战斗巾，中国军队也伤亡600余人。为保存部队实力，马占山当晚下令：主动放弃江桥阵地，移至距江桥25公里的三间房、大小新庄一带固守。
三间房距江桥约50华里，早在10月下旬，马占山即令暂编步兵第一旅进驻三间房一线布防，作为江桥阵地的第二道防线。从江桥撤退后，马占山于11月7日晚在三间房召开军事会议，根据敌我力量的对比，重新做了军事部署。由于兵力后继无援，部队不得不采取守势，抵御来犯之敌。
从11月8日到12日，战事一度沉寂。日军江桥遭重创后，一方面在政治上压迫马占山，另一方面调兵遣将。竭力补充兵力，准备新的进攻。自12日晚至18日，日军多次发动大规模的进攻。中国军队在马占山指挥下英勇奋战，多次击退日军，但我军在战斗中也伤亡惨重。而且，由于孤军奋战，缺乏后援，敌我力量对比更加悬殊。在这种情况下，马占山决定放弃全部防线，于18日晚退至齐齐哈尔。敌军连夜追击，逼近齐市。19日晨，马占山率军退出齐齐哈尔，转驻海伦。当日晚，日军侵入省城齐齐哈尔。至此，马占山领导的江桥抗战宣告结束。江桥抗战，是"九一八"事变以来我国军民对日军侵略者第一次大规模的抗战，不但在军事上重创了日军，在政治上也大大振奋了民族精神。
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第三次反"围剿"胜利以后，赣西南与闽西根据地联成一片，形成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与此同时，闽浙赣、湘赣、鄂豫皖、湘西等革命根据地也得到了发展。全国苏维埃区域已扩大到十五六万平方公里，拥有一千多万人口，建立了红军第一、四方面军和第二、六军团。此外，各苏区纷纷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了省苏维埃政府。在这种情况下，召开全国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成立苏维埃中央政府，统一全国苏维埃运动的领导，不但极为必要，其客观条件也日趋成熟。
经过中共中央长期筹备之后，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省瑞金县的叶坪隆重开幕。参加大会的有中央苏区、闽西、湘赣、湘鄂赣、赣东北、湘鄂西、琼崖苏区的代表及上海、武汉等地秘密工会的代表和红军代表共610人，朝鲜的来宾也参加了大会。大会的议程是：（1）听取毛泽东代表中央苏区中央局作政治问题报告，项英作劳动法报告，张鼎丞作土地法报告，王稼蔷作少数民族问题报告，邓广仁作工农检察处问题报告，讨论和通过苏维埃宪法大纲、劳动法、土地法等法令草案和红军问题、经济政策、工农检察处问题等决议草案；（2）选举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成立苏维埃政府。
大会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宪法大纲规定："中国苏维埃政权所建立的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国家。"其全部政权"属于工人、农民、红军兵士及一切劳苦民众"。军阀、官僚、地主、豪绅、资本家、富农、僧侣及一切剥削人的人和反革命分子没有选派代表参加政权和政治上自由的权利。这个政权的目的，是为了"彻底改善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消灭封建制度及彻底改善农民生活"，"保障工农利益，限制资本主义的发展"，"彻底地将中国从帝国主义压榨之下解放出来"，并"极力发展和保障工农革命在全中国胜利"。宪法大纲还规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之最高政权为全国工农兵会议（苏维埃）的大会，在大会闭会的期间，全国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最高政权机关，中央执行委员会下组织人民委员会，处理日常政务，发布一切法令和决议案。"
大会还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关于经济政策的决议案》和红军问题、工农检察处问题、少数民族问题等决议案。劳动法规定八小时工作制，最低限度的工资标准，工人有监督生产之权。土地法规定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贫农、中农，并以实现土地国有为目的。大会发表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对外宣言》，向全国和世界庄严宣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的成立。
大会选举毛泽东、项英、张国焘、周恩来、卢福坦、朱德、瞿秋白等63人为中央执行委员，组成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为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闭会后最高政权机关。11月27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中央执行委员会下设人民委员会，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机关。选举毛泽东为人民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王稼蔷为外交人民委员，朱德为军事人民委员，项英为劳动人民委员，邓子恢为财政人民委员，张鼎丞为土地人民委员，瞿秋白为教育人民委员，周以栗为内务人民委员，何叔衡为工农检查人民委员，张国焘为司法人民委员。人民委员会之下设国家政治保卫局，邓发为政治保卫局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