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路军的淞沪抗战，得到了全国各界的大力支持，国内迅速掀起援助上海抗战高潮，国外侨胞也以捐资助饷等方式给予支持。国民党政府对上海的抗战虽表面上支持，却未给予实质性的援助，甚至在某些方面还给予阻挠与牵制。上海抗战一个多月来，尽管十九路军一再函请援助，但国民政府除增派第五军两个师前往参战外，军政部并未给予一枪一弹的供给。相反，国民党军政部竞欠发十九路军的军饷达8个月之久，600余万元之巨，甚至要将国内外同胞支援十九路军的款项拨充欠饷，余数还得上缴归公。在这种情况下，十九路军孤军奋战，伤亡惨重，被迫于3月2日放弃庙行、江湾、闸北阵线，撤退至昆山至福山一线。与此同时，国联开会决定，要求中日双方停战。面对世界各国的干涉，再者，日本发动事变的目标也已完成，故此日本被迫停止进攻。至此，淞沪战事宣告结束。反抗；其次，东北是清室发祥地，旧王公贵族和封建势力对废帝仍抱有忠诚；再者，利用"帝国之尊"可以消弭军阀官僚的权力追逐。此外，自1924年底冯玉祥逼迫溥仪"永远废除皇帝尊号"，"即日移出宫禁"之后，溥仪就一直在日本"保护"下生活，因而日本深信，被日本长期豢养下的溥仪一定易于驾驭，能够甘心充当傀儡。日本的考虑并非没有道理，被驱逐出宫的溥仪一直梦寐以求地盼望着重登宝座，并将扶助其复辟的力量寄托在日本身上。故此，对于组建伪满洲国之事，日本与溥仪一拍即合，1931年11月居住于天津的溥仪由关东军秘密带往抚顺。
为了遮人耳目；日本拼凑的伪满政权，在形式上却装扮成是中国方面自发进行的。至1931年底，日本已网络了大批汉奸，建立了奉、吉、黑三个省一级的伪政府组织。随后，关东军指使驻哈尔滨的原东北特别区行政长官以"东北政务会议"的名义，于1932年2月16日在沈阳召集会议。出席者除张景惠之外，还有辽宁的臧式毅、吉林的熙洽、黑龙江的马占山、伪沈阳市长赵欣伯、伪辽宁维持会委员长袁金凯和伪奉天地方自治指导部部长于冲汉等共7人。日本方面的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参谋长三宅光治、参谋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石原莞尔以及关东军政治部长驹井德三等人也参加了会议。会议通过了按板垣事先拟妥的制造伪国的计划，定于3月1日前成立由满、汉、蒙、日、朝五族协和的"新国家"。该会议所拟组设的东北行政委员会于2月17日正式成立，张景惠被指定为委员长，熙洽、臧式毅、马占山、汤玉麟、齐王（即哲里木盟的齐默特色木丕勒）、呼伦贝尔盟的凌升等6人为委员。18日，关东军利用这个伪组织名义发表《满蒙新国家独立宣言》，宣称与国民党政府从此脱离关系。25日，东北行政委员会发表"新国家"的有关事宜：国号：满洲国；元首：执政；国旗：红蓝白黑满地黄的五色旗；年号：大同；首都：长春，改称新京。
假造民意的工作，也于同时展开。1932年2月，关东军炮制了所谓《建国促进宣传运动计划》，指令各团体大肆宣传。2月29日，奉天市和吉林市分别举行了所谓"新国家成立庆祝游行大会"。同日，"全满建国促进动员大会"选出代表去旅顺"敦请"溥仪出任"执政"。由汉奸恭请溥仪出任伪满执政的"请驾"共有两次。1932年3月1日，冯涵清等6人前往旅顺"恳请"，溥仪假作"婉辞"。3月4日，"请驾"团扩大到32人，溥仪此次表示"暂任执政一年"。溥仪一行43人3月6日从旅顺出发，3月8日抵达长春。
3月9日，溥仪就任伪满执政的典礼于原长春道尹衙门内举行。在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等人的监视下，汉奸张景惠和臧式毅分别将伪满"国玺"和伪执政玺捧献给溥仪，郑孝胥则宣读了所谓"执政宣言"。10日，溥仪以"执政"名义公布了伪政府成员名单，伪满洲国政府宣告成立。郑孝胥任国务总理兼文教部总长，臧式毅任民政部总长兼奉天省长，马占山任军政部总长兼黑龙江省长，熙洽任财政部总长兼吉林省长，谢介石任外交部总长，冯涵清任司法部总长，张燕卿任实业部总长，丁鉴修任交通部总长，并任命赵欣伯为立法院长，于冲汉为监察院长，张景惠为参议府议长兼北满特别区长官等。
同一天，溥仪还同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一项出卖领土主权的卖国密约。其内容主要为：一是伪满的所谓"国防及维持治安"委诸日本，经费由伪满负担；二是铁路交通委诸日本或日本所指定之机关；三是伪满对日军所需之各种设施竭力援助；四是伪满参议府和中央及地方各官署之官吏，任用日本人，且"其人选之选定，由贵军司令官保荐，其解职亦应商得贵军司令官之同意"。通过此项密约，日本牢牢掌握控制了伪满洲国的财、政、军各项大权。
日本政府宣布承认"满洲国"，并派新任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兼任驻"满洲国"大使。同一天，武藤与郑孝胥签订《日满议定书》。其内容为：一是伪满尊重日本国或日本臣民过去通过公私条约或契约享有的一切权益；二是日本军队驻扎于满洲国内。此外，该议定书还有一个秘密附件，规定日本人在伪满洲国拥有居住权、土地所有权、矿山开采和经营权、森林采伐和经营权、内河航运权、铁路交通权、航空权等等。
3月，伪满洲国改名为"满洲帝国"。溥仪由"执政"改称为"皇帝"，年号"康德"。各部总长改称大臣，而副大臣则一律由日本人担任。日本关东军牢牢控制着伪满各级政府及机构的权力，成为名副其实的"满洲国"的"太上皇"。
本帝国主义通过伪满洲国对中国东北实行残暴的军事占领和殖民统治。残杀中国百姓，掠夺东北资源，推行奴化教育，东北人民陷于日本殖民统治的水深火热之中。直至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溥仪也于8月15日宣读《退位诏书》，伪满傀儡政权才彻底寿终正寝，宣告解体。
中华复兴社
由于蒋介石曾担任过黄埔军校的校长，故此在蒋介石的亲信中便增加了一批对蒋忠贞不渝的黄埔系人员。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面临内外交困的窘境，不得不于12月通电下野。1932年1月蒋复出后，时局仍f日严峻异常，蒋介石便想借助黄埔系来加强力量，巩固自己的地位。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后，黄埔系的骨干分子贺衷寒、康泽、戴笠等人，打着"复兴民族"的旗号，于1932年3月在南京成立了中华复兴社（简称"复兴社"），蒋介石亲任社长。该社以拥护蒋介石为复兴中国惟一领袖为宗旨，以蒋介石手订的"驱逐倭寇、复兴民族、平均地权、完成革命"为纲领。其组织原则为：下级绝对服从上级，牺牲个人自由，绝对服从领袖。
复兴社成立一月之后，经蒋介石批准，内部又成立了一个核心组织"力行社"，其名来自于蒋介石的"力行哲学"一语。以后国民党内有所谓"十三太保"的说法，指的就是力行社的核心人物酆悌、贺衷寒、潘佑强、桂永清、邓文仪、葛武棨、梁干乔、萧赞育、滕杰、康泽、杜心如、胡宗南、曾扩清等13人。
复兴社在社长之下设干事会、监事会，并各设常务干事若干人，组织常务干事会和常务监事会。干事会并无实权，其了一项出卖领土主权的卖国密约。其内容主要为：一是伪满的所谓"同防及维持治安"委诸日本，经费由伪满负担；二是铁路交通委诸日本或日本所指定之机关；三是伪满对日军所需之各种设施竭力援助；四是伪满参议府和中央及地方各官署之官吏，任用日本人，且"其人选之选定，由贵军司令官保荐，其解职亦应商得贵军司令官之同意"。通过此项密约，日本牢牢掌握控制了伪满洲国的财、政、军各项大权。
日本政府宣布承认"满洲国"，并派新任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兼任驻"满洲国"大使。同一天，武藤与郑孝胥签订《日满议定书》。其内容为：一是伪满尊重日本国或日本臣民过去通过公私条约或契约享有的一切权益；二是日本军队驻扎于满洲国内。此外，该议定书还有一个秘密附件，规定日本人在伪满洲国拥有居住权、土地所有权、矿山开采和经营权、森林采伐和经营权、内河航运权、铁路交通权、航空权等等。
3月，伪满洲国改名为"满洲帝国"。溥仪由"执政"改称为"皇帝"，年号"康德"。各部总长改称大臣，而副大臣则一律由日本人担任。日本关东军牢牢控制着伪满各级政府及机构的权力，成为名副其实的"满洲国"的"太上皇"。
本帝国主义通过伪满洲国对中国东北实行残暴的军事占领和殖民统治。残杀中国百姓，掠夺东北资源，推行奴化教育，东北人民陷于日本殖民统治的水深火热之中。直至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溥仪也于8月15日宣读《退位诏书》，伪满傀儡政权才彻底寿终正寝，宣告解体。中华复兴社由于蒋介石曾担任过黄埔军校的校长，故此在蒋介石的亲信中便增加了一批对蒋忠贞不渝的黄埔系人员。1931年"九～八"事变后，蒋介石面临内外交困的窘境，不得不于12月通电下野。1932年1月蒋复出后，时局仍旧严峻异常，蒋介石便想借助黄埔系来加强力量，巩固自己的地位。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后，黄埔系的骨干分子贺衷寒、康泽、戴笠等人，打着"复兴民族"的旗号，于1932年3月在南京成立了中华复兴社（简称"复兴社"），蒋介石亲任社长。该社以拥护蒋介石为复兴中国惟一领袖为宗旨，以蒋介石手订的"驱逐倭寇、复兴民族、平均地权、完成革命"为纲领。其组织原则为：下级绝对服从上级，牺牲个人自由，绝对服从领袖。
复兴社成立一月之后，经蒋介石批准，内部又成立了一个核心组织"力行社"，其名来自于蒋介石的"力行哲学"一语。以后国民党内有所谓"十三太保"的说法，指的就是力行社的核心人物酆悌、贺衷寒、潘佑强、桂永清、邓文仪、葛武棨、梁干乔、萧赞育、滕杰、康泽、杜心如、胡宗南、曾扩清等13人。
复兴社在社长之下设干事会、监事会，并各设常务干事若干人，组织常务干事会和常务监事会。干事会并无实权，其书记长掌握大权，秉承蒋介石的旨意处理一切事务。在书记长之下设组织、训练、宣传、特务四大处（后增设军事、总务两处）。复兴社在各省市设分社，分社干事会也由书记集权，总揽一切，下设总务、组织、训练、宣传等组。分社之下，按地区及机关、学校的会员多寡，分别设立区社或支社，支社以下为小组。
特务处是复兴社中最重要的机构名义上隶属复兴社，实际上是直隶于蒋介石，干事会、书记长并不过问特务处的活动。特务处正式成立于1932年4月1日，戴笠任处长，郑介民任副处长。由于它是由戴笠、张炎元、徐亮、马策、胡天秋、郑锡麟、黄雍等10人发起的，故此他们在军统内部又被称为"十人团"。特务处最初有特务百余人，后来逐渐发展到近千人，成为复兴社各机构中人员最多的一个。
为了使活动更加秘密，复兴社除成立中国革命同志会和力行社等内围组织外，还成立了忠义救国会和中国文化学会等外围组织。这样，从力行社到中国文化学会就有了5层组织圈子：力行社——中国革命同志会——复兴社——忠义救国会——中国文化学会。各层组织对外都是秘密的，而其内层对外层，又是逐层保密的。复兴社既为一个秘密组织，其高级骨干分子便一般均有公开职务，即使没有，也都挂一个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训处的头衔作为掩护的公开名义。
复兴社的活动，以控制军队为主，直接参与蒋介石的军事反共，并旁及其他。复兴社对国民党陆海空军的控制，以军事委员会政训处为总机关，在各级军队和各军事学校、各军事机关派驻政工人员，设立政训处。其主要活动是监视、侦察军官、学生的思想行动，进行***主义教育和反共宣传。在非嫡系、杂牌部队任职的政工人员，根据指令在军队中从事分化、收买等活动，或加强对这些部队的控制，使其忠心追随蒋介石。
复兴社通过在各省市设立国民军事训练委员会，对各省市及中等以上学校的教员、大中学生实行严密控制，并通过对少年儿童的军事训练，加强对他们的管制与教育。
此外，复兴社通过特务处系统加强对社会方面的***统治，并采取监视、搜捕、禁锢、绑架、暗杀等手段，迫害和屠杀共产党员、进步人士和革命群众。
由于复兴社是一个秘密组织，1932年9月蒋介石任命戴笠兼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二处处长，使之便于公开活动，其人马则是复兴社特务处的原班人马。抗战爆发后，蒋介石将复兴社并人1938年7月成立的三民主义青年团。复兴社组织形式虽已不复存在，但它所控制的各个系统仍在复兴社骨干分子领导下，听从蒋介石的集中统一指挥，从事各项特务活动。
国难会议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全国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浪潮。国民党政府的对内专制、对日妥协的政策也遭到了全国人民的不满。其中激进的派别，不只要求抗日，同时要求推翻国民党政府。中间派别纷纷通电请愿，企图以合法斗争的方式，要求国民党政府改革内政，开放政权，实行民主政治。即便是国民党内部的某些派别，也对蒋介石集团的专制独裁深表不满。故此，社会上的民主派和国民党内的反蒋派，一致呼吁召开国难会议或国民代表会议、国民救国会议之类的会议，以争取实现他们的主张。
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当权派虽极不情愿，却也不得不答应召开国难会议。1931年11月22日，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组织国难会议案》，准备在中央执行委员会领导之下，组织国难会议。1931年12月下旬，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决定：在半个月内召集国难会议，讨论御侮救灾绥靖事宜。1932年1月18日，国民政府下令召集国难会议，其召集工作由行政院办理。
在国民党四大通过《组织国民会议案》之后，各界民主人士立即开始国难会议的准备工作。1931年12月，熊希龄、马相伯、章炳麟、沈钧儒、左舜生、黄炎培等60余人在南京组成中华民国国难救济会，发表宣言、通电，申述自己的主张。他们认为，统治者标榜党治，忽视大多数国民的国家主人地位是招致日本侵略重要原因之一。故此，他们要求国民党解除党禁，进行制宪，保障人民的集会结社等自由。随后，上海、北平、天津等地也陆续成立了一些要求民主宪政的团体。1932年1月国民党政府召开国难会议的命令颁发后，被邀请赴会的人士中，许多人要求，为共同御敌，必先结束训政，还政于民。在上海的黄炎培，张君劢等并为此派代表去南京与行政院长汪精卫谈判。汪则坚持国难会议只限讨论"御侮"、"救灾"’剿匪"事项，不得谈及他事。黄炎培等闻讯，气愤异常。于是，黄炎培、张君劢等62位被邀请的在沪国难会员联名致电国民党政府，宣布抵制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