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发掘时间为1931年4月16日至5月12日，除去周末及下雨天外，实际田野工作时间仅有18天。考查后岗地形后，梁思永等决定从最高处向东西南北挖掘纵横交叉的两道沟，以探视全岗遗存内容的大概。总共开坑25个，合计面积216平方米。第二次发掘自同年11月10日至12月4日，实际工作时间19日，开坑20个，挖掘地面面积385平方米。这20个坑，以岗的最高点为中心，可以分为东南、西南、西北三区，以弥补第一次东西南北纵横沟之不足。
后岗地面下的土层可归并为三大层。第一层，即后岗遗存的上层，以浅灰色土为主，土质疏松；第二层，即后岗遗存的中层，以绿色土为主，土质紧黏；第三层，即遗存的下层，以深灰色土为主，土质紧黏。三个土层层次分明，未发生重叠或交错现象。此三土层除了土色土质的分别之外，每层还包含有一种与其他两层各不相同的文化遗物。下层所包含的是彩陶文化（即仰韶文化）的遗物，中层所包含的是黑陶文化（即龙山文化）的遗物，上层所包含的是白陶文化（即小屯文化，又称殷商文化）的遗物。每层所包含的遗物里，既有它所代表的文化的普通器物，又有那个文化的特殊制品。其下层出土了带彩陶器、划纹红陶片、陶鼎、椎磨成的石器等物，其纹饰以平行短线所组成的彩纹为特点，并由此确立了仰韶文化后岗类型，其年代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约为公元前4390年一前4180年。中层出土的实物为方格纹与压纹陶片，骨簇、石簇、骨凿等物，归属为河南龙山文化后岗遗存。后岗上层出土实物与安阳小屯近似，多为字甲、字骨、骨版、骨器、兽骨、石锛、鹿角、刻花白陶片等物，属于殷商文化遗存。
除以上实物外，还找到几片圆形白灰面、一个长方坑、一片夯土和一个石堆。关于其用途，梁思永等当时不能确定，推定其为以往工程的残迹。
之后，安阳后岗的发掘又进行了多次，其文化类型也日趋明确。遗址中发现有商代圆的祭祀坑和墓地，尤其是30年代所发现的中字形大墓，第一次揭示了商代以人殉葬的事实，为判明商代的奴隶社会性质提供了重要证据。龙山文化的遗存主要为房址，计有39座，绝大多数为地面建筑，形状为圆形或不规则图形。居住面抹有白灰，墙以黄粘土垛成或木骨抹泥而成，亦有土坯砌成者。
梁思永主持的安阳后岗发掘，发现并判明了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和殷商文化的迭压关系，首次明确了这三种文化的发展序列，奠定了中原地区仰韶、龙山和商文化的编年基础。
国民会议
在中原大战胜局已定之时，蒋介石急于将军事上的胜利进一步巩固为政治上的胜利，便从前线致电南京中央党部，建议迅速召集国民会议，并于会上制定训政时期约法。1930年11月15日，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根据蒋介石的旨意，通过了《召开国民会议案》。该议案规定，国民会议于1931年5月5日召开。
初，因胡汉民极力阻止国民会议制定约法，蒋胡矛盾激化。为排除阻力，1931年2月28日蒋介石将胡汉民囚禁。3月2日，国民党中常会举行临时会议，通过蒋介石等12人提议召开国民会议制定约法的提案，并推吴稚晖、李石曾、于右任、丁惟汾、王宠惠、叶楚伧、邵元冲、刘芦隐、孔祥熙、邵力子、蔡元培等11人为约法起草委员。4月24日，国民政府公布《国民会议组织法》，规定国民会议由各省市之职业团体、国民党及蒙古、西藏、海外华侨所选出的代表组成。5月1日至2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临时全体会议，专门讨论国民会一议召开事宜，并通过了《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草案》。
5月5日，由蒋介石一手包办的国民会议在南京召开，出席大会的所谓代表共447人。蒋介石在会上致开会词。他既反对共产主义，又反对英美的民主主义，主张只有***主义才适合中国，只有推行***主义才能获得最有效能的统治权。5月9日，国民政府向国民会议提出《政治总报告》。蒋介石对该报告作了说明，明确指出：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是最高的立法和政治指导机关，而国民政府只是在党指导下的一个最高的行政执行机关，全国一切权力全操于中国国民党。
国民会议通过了《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6月1日由南京政府公布，即日生效，并发表宣言，谓约法为训政时期之根本大法，要求全体国民对其竭诚拥护。
《训政时期约法》是1928年10月《训政纲领》的具体化，分为总纲、人民之权利义务、训政纲领、国民生计、国民教育、中央与地方之权限、政府之组织、附则等8章，计89条。其中心内容是加强蒋介石集团的统治。
首先，《约法》以根本大法形式奠定了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法律基础。《约法》规定：训政时期由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行使中央统治权；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时，其职权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行使之。这样，蒋记国民党中央就成了国家最高权力机关。
其次，《约法》规定"中华民国国民无男、女、种族、宗教、阶级之区别，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并规定人民有迁徙、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之自由。表面上人民似乎有了这种种权利与自由，但每条后面均加上了"非依法律不得停止或限制之"的明文规定，从而又为国民党制订任何剥夺人民权利与自由的法律，提供了"合法"的依据，同时又起到粉饰国民党训政时期所谓"民主"制度的作用。
再次，《约法》虚列出许多"发展农村经济，改善农民生活"的条款，但国民党统治时期执行的却几乎是与此相背的一套。
最后，《约法》规定，"国家应兴办油、煤、金、铁矿业"，"国家应创办国营航业"，"工商业之专利、专卖特权属于中央"，"人民财产，因公共利益之必要，得依法征用或征收之"。国民党统治者根据这些条款，为其发展官僚资本、垄断国民经济提供了以"国家""中央"和"公共利益"为挡箭牌的所谓"法律保障"。
总而言之，《训政时期约法》是一部维护国民党一党专制统治、欺骗人民的约法。
此外，国民会议还通过了《昭告全国拥护和平统一案》和《对于国民政府剿灭赤匪报告之决议案》。在这两项议案中，蒋介石集团不但申明剪除"军阀余孽及政客官僚"等异己力量，并将围攻红军作为当前重要任务，声称要在3个月内将其完全消灭。5月16日，国民会议通过《大会宣言》，17日会议结束。
这次国民会议，是国民党全面推行其专制统治政策的一次会议，是愚弄人民，反对共产党的会议。
广州国民政府成立
约法之争，使蒋介石与胡汉民积蓄已久的矛盾冲突骤然激化。为扫除障碍，蒋介石于1931年2月28日将胡汉民突然囚禁。消息传出后，国民党军政各界极为震惊，一场反蒋风暴迅速在广州形成。
胡汉民被扣之后，亲胡的国民政府文官长古应芬率先辞职，以示抗议，并南下广州策动陈济棠准备反蒋。占有广东地盘的陈济棠一直得到胡汉民和古应芬的支持，因而在政治上倾向于胡、古，同时，陈济棠与蒋矛盾尖锐，深受蒋介石裁减兵力、压缩军费的威胁。故此，陈济棠权衡利害，决定支持古应芬在广州树起反蒋旗帜，乘机壮大势力，以达到独霸广东的目的。陈、古四下活动，联络国民党内各派反蒋政客和军阀，准备在广东组织反蒋政府。他们首先撵走蒋介石安置于广东、意在牵制陈济棠的广东省政府主席陈铭枢，接着与处境艰难的李宗仁、白崇禧尽弃前嫌，言归于好，随后又联络孙科与汪精卫等人。矛盾重重的反蒋各派暂时团结起来，组成了新的反蒋联合战线。
联络工作基本完成后，1931年4月30日，邓泽如、林森、萧佛成、古应芬等4位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联名发出"弹劾蒋中正提案"的通电，历数蒋介石罪状，号召全部爱护党国同志，将其"撤职查办"。5月3日，两广将领陈济棠、李宗仁等数十人联名通电，拥护四监委通电，要求释放胡汉民，限令蒋介石48小时内下野。反蒋各派经协商后，决定在广州成立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非常会议，作为这次反蒋联盟的最高组织形式，规定凡属国民党一、二、三届中央执监委员赞成反蒋者均可参加，并由非常会议产生广州国民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相对峙。
非常会议在广州正式成立，汪精卫、邓泽如、孙科、李文范、邹鲁等人被推选为常委。会议发布了《中国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非常会议成立宣言》，号召"护党救国，打倒独裁"。同日，非常会议召开第一次会议，决定成立国民政府，并于当晚公布《国民政府组织大纲》，产生16人组成的国府委员会。28日，发表了《国民政府成立宣言》，宣告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宣言》称南京政府已成为蒋介石独裁的工具，广州国民政府"自今日始，事事当反蒋中正之私，而向于总理之公"。5月31日，广州国民政府委员发表就职通电。
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后，下属机关亦陆续健全。外交部部长陈友仁、次长傅秉常，财政部长邓召荫、次长吴尚鹰。李文范、刘纪文、郭泰祺、傅汝霖、区芳浦、冯祝万、麦焕章、邓青阳、陈中孚等9人为政务委员会委员，邓泽如、古应芬、孙科等3人为财政委员会委员，李宗仁、白崇禧、张发奎、李品仙、叶琪、唐生智等15人为军事委员会委员。
广州非常会议和国民政府的成立，标志着国民党内的胡派、汪派、孙派和地方实力派联合组成的反蒋局面的正式形成。1931年7月，广州非常会议和国民政府誓师北伐讨蒋，造成了对蒋介石极为不利的形势。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一方面采取强硬的政治攻势，全力攻击反蒋联盟，另一方面又不断放出和平空气，并派出张继赴粤调停宁粤纠纷。9月1日，广州国民政府下达人湘动员令，14日与顾祝同部发生激战。随后，双方军事上又回复到原来的僵持状态。正在这时，"九一八"事变爆发，全国人民要求团结抗日。宁粤双方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均表示愿意和平解决争端。故此，蒋介石派陈铭枢、张继、蔡元培携带他的亲笔信于9月25日赴港议和，粤方也派出汪精卫、孙科、李文范于同日赴港。双方代表经过讨价还价，终于同意在上海召开和平会议。经陈铭枢劝说，胡汉民于10月14日离京赴沪，结束了7个多月的监禁生活。
宁粤双方代表在上海举行所谓"和平会议"，双方各抒己见，难达一致意见最后决议由宁粤双方分别召开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俟南京政府改组后，广州国民政府即予取消。
宁方的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开幕，通过了追认五中全会的《恢复党籍案》，选出了新的中央委员。18日，粤方的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开幕。会议谴责蒋介石、张学良对日本的不抵抗主义，并表示宁粤合作必须以蒋介石辞职为先决条件。会议在协商委员候选人时，引起纷争，一部分人转到上海，在汪精卫主持下，另开四全大会。
粤方选出的中执委由胡汉民领衔，电促蒋介石下野。迫于当时的形势，蒋介石以退为进，于12月15日通电下野。12月22日，国民党宁、沪、粤三方中央执、监委员在南京联合召开四届一中全会，宣告党的统一，并改组国民政府，选举林森为国民政府主席，孙科为行政院院长，并推选蒋中正、汪精卫、胡汉民为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常务委员，不负实际行政责任。
元旦，"统一"的国民政府在南京宣告成立。粤方也于同日发表通电，宣布取消非常会议及广州国民政府，并根据四全大会决议案，中央执行委员会西南执行部、西南政务委员会亦于同日宣布在广州成立。西南执委会、政委会虽名义上归中央统辖，实际上仍维持着广东半独立的反蒋局面，一直延至1936年夏胡汉民病逝和陈济棠垮台才结束。内政部公布全国人。
二次北伐完成之后，国民政府内政部即制定户口调查表式及报告规则，部署各省办理户口调查统计。调查项目包括普通户、船户、寺庙户及公共处所户的户数、人口、性别、年龄、籍贯、职业、宗教信仰、教育程度、废疾等项。原定限于1928年12月前一律办竣呈报，但由于多种原因，截止1930年年底，调查完竣上报内政部者仅有江苏、浙江、安徽、山西、河北、辽宁、陕西、湖北、湖南、新疆、绥远、察哈尔、黑龙江等13省，仅调查一部分者有山东、福建、江西三省，其余均未报部。
因户口调查与时限关系甚大，内政部为了统得全国人口概数，只得将已报部的16省的调查统计数据进行汇总，对因故未查或中途辍办的四川、河南、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吉林、宁夏、甘肃、青海、热河、西康等12省及蒙藏地区，则根据原有人口数据，再参考各省之土地面积及人口密度加以估计，计算全国人口总数为474787386人。
内政部所公布的半查半估的人口数据，多数学者认为要比邮局、海关的数据准确可靠，比较接近事实，故此这个统计数字被社会各界广泛引据采用。后来人口学家王士达经详细核定，认为原数有些偏高，总人口数应为422828132人。
中村事件
前后，东北兴安岭科尔沁各旗一带土匪活动十分猖獗，为加强对东北边疆的防范，东北地方当局在这一地区成立了兴安屯垦区，并照会驻沈阳的各国领事馆："兴安区乃荒僻不毛之地，山深林密，惟恐保护不周，谢绝参观游历。凡外国人要求人区者一律不发护照。"各国领事随即复照认可，惟有对中国东北觊觎已久的日本对此默无一言，这便为其日后制造中村事件埋下了伏笔。
为了发动对中国东北的军事侵略，日本早就在东北进行间谍活动，而在"九一八"事变前夕，这种军事问谍活动变得更加猖獗。1931年6月初，日本参谋本部的情报科情报员、军事间谍中村震太郎大尉，及其助手关东军司令部退伍骑兵上士井山延太郎，奉命到兴安岭地区进行军事侦察。随行的还有雇来翻译俄文地图和充当马夫的白俄人西罗可夫，与蒙族王公派出的联络人员蒙古人留存根。他们身着棉衣棉裤，扮作中国农民模样。中村自称是日本帝国东京黎明学会会员，受学会委派到东北考察历史地理。中村等一行人从海拉尔出发，到兴安岭、索伦山一带进行军事地理调查，然后准备经洮南回国。当他们行进到兴安岭佘公馆时，他们的装束与组合引起了当地守军的注意。当时正值夏季，他们的一身棉衣显得与时令极为不符。经过检查，从他们身上搜出了调查笔记、军用地图、寒暑表、指北针、测图仪器和一支南部式手枪。确定了他们的间谍身份之后，东北军屯垦军第三团负责人以这一带土匪出没、路途不清、第二天派兵护送他们回洮南为名，将中村一行4人扣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