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前准备为改变的起点
我在做教师培训的时候，经常被新教师夸奖说：“李老师，你在台上随机应变的能力太强了！”对此我不敢谦虚——因为他们完全夸错了，我自己太清楚自己的应变能力有多差。
我必须解释。之所以可以“显得”游刃有余，是因为之前做过太多的准备。之所以做那么多的准备，就是因为曾经出过丑——想象一下，在台上突然发现自己说的某句话竟然有不曾想到过的歧义，是多么窘迫的事情？所以，在准备任何一个讲演的时候，我都花费很多的时间认真考虑自己的每个观点、每个事例、甚至每个句子可能引发什么样的理解和反应，然后逐一制定相应对策，才可以心安理得地上台讲演。
甚至，我有严重的“课前恐惧症”——很多人并不相信。每次上课之前的五分钟左右开始，各种症状开始并发，手心发痒、头皮发麻、眼皮狂跳(有时候左眼，有时候右眼，有时候两只眼)、后背可能开始冒冷汗(冬天也一样)……通常要到开始讲课差不多五分钟之后才能彻底摆脱这种恐惧的状态。从我第一次上台演讲到现在已经快十五年了，从来没有一点改善的迹象，只不过，我已经比较习惯它了。
我并未能够克服恐惧，却还好做到了习惯恐惧。然而，就算是退而求其次的习惯恐惧，都需要努力和挣扎。努力的方法就是课前做很多很多的准备。我甚至为此多多少少产生了一些强迫症的症状——准备的内容必须足够多到实际讲课内容的两倍以上才会心安。不过，这样的恐惧倒也成了动力，因为我的很多课或者演讲都最终有了两个或者两个以上，乃至于很多的版本。这样的准备使得我一旦进入状态，就肯定无所畏惧。知道了结果，就可以做到在开始的时候，任凭恐惧陪伴。
再次，是我父亲那句话帮了我，他说：“相信我，你并不孤独”。我之所以认为自己可以想出办法解决对演讲的恐惧，就是因为我知道很多人都害怕当众演讲。有人曾做过一个调查，询问人们最害怕的是什么。最害怕什么？那应该是死亡了，是病痛，是失去亲人吧？但出乎意料，人们最害怕的是当众演说。调查报告写道：“一般地，人们害怕当众演说甚于害怕死亡”。害怕死亡的理由自然不必说，人们害怕当众演说，却未必一定知道害怕的原因——很简单，准备不足，所以害怕。
我曾因为觉得自己缺乏“急智”而自卑过相当长一段时间。后来是因为读一本前苏联克格勃特工的自传才改变了看法。现在早已找不到那本书，也不记得主人公完整的名字。隐约记得他的真名好像叫什么什么年科，姑且就称呼他为“年科同志”吧。
书中提到“年科同志”有一次被一群美国特工追杀，手中的左轮枪已经没有了子弹，只能靠奔跑摆脱厄运。逃跑的过程中，他从一段长长的大理石台阶冲下来，跑着跑着，他突然停下来做出了一个常人无法想象的动作。他蹲了下来。这个时候，追赶他的美国特工因为高度和视角的关系，无法射击到他的位置。而他蹲下来的这个动作，为他赢得了宝贵的七八秒钟，在这段时间里，他得以不慌不忙地从口袋里拿出子弹装进左轮枪，然后向后连射几枪打得追赶他的那些特工慌忙寻找掩体自保，而他最终成功逃逸。
“年科同志”后来的回忆里说，当时之所以可以做出一个那么“令人震惊”的动作，实际上是因为提前在脑子里演练过不知道多少次，也设想过不知道多少种逃跑时可能发生的状况——他从一开始就知道自己早晚有一天会遇到那样的追杀。他说所有的高级特工都明白一个简单原理：任何动作演练到一定的次数，就能做到甚至在无意识的情况下都可以准确完成的地步。而他只不过是把这个原理应用到了极致而已。
所以说，大多数事情都需要提前准备，也都可以提前准备。认识到这一点本身就几乎是一切改变的起点。
提前准备有何好处
提前准备的好处往往只有那些经常做提前准备的人才可能真正体会。然而，无论多么麻烦，只要允许我再多啰唆几句，就可以让那些读我的文字的人哪怕从未真正提前准备过什么事情，也都能够明自提前准备的种种好处，以及“意外”的好处。为了说清楚，暂且先从一些貌似并不相干的事情说起。
提前准备迸发灵感
读书的过程中，一个格外有趣的现象是，当你意识到你需要，想去找关于某个特定的领域的书的时候，好书会自动出现——或者是朋友送你的，或者是你在书店或者图书馆里随手翻到的，或者是在网上闲逛看到不知道谁写的帖子里提到的。甚至可能是早就存在于你的书架上你却一直没时间看的……
我最近遇到的这种情况格外多。在我整理这本书期间，在朋友的书架上发现了一本他都不知道从哪里摘来却从来没打开看过的、给我许多启发的Thomas Sowoll的《KnowledgeandDecision》(《学问与决策》)原版；在我自己书架上的早就看过好几遍的《TheTippingPoint》(《引爆点》)、《MeanGenes》(《都是基因惹的祸》)以及好几本其他书中，“发现”了许多特别好的例子；在书店闲逛随手拿到的是书中几乎随处都有内容可以验证我过去很多想法的《少有人走的路》；在机场书店里看到的包装和设计都很差但仅凭作者的名气就可以保证读完不会后悔的毕淑敏的薪小说《女心理师》，里面有个特别好的类比，以后的内容中会提到……
我讲作文课的时候，总是有学生向我抱怨：“老师，我找不到例子，怎么办？”最初我总是很耐心地告诉学生：“例子这东西，就跟钱一样，是攒出来的，不是想出来的。”还有的同学问：“老师，我怎么找不到像你上课攀的那样精彩的例子呢？”。我就回答：“继续找。凡事儿都只不过是靠积累。”
今天想来，这样的回答未免过分简单化了。然而，好几年的时间过去，直到有一天，我在讲一道GRE作文题的时候，才意识到自己的过分简单化。讲那道题的时候，我提到这样一句话：“我们的社会倾向于遗忘那些重要的人物——事实上，所有的社会都可能如此。”于是，我就必须向学生举例说明“哪些重要的人物被遗忘了呢”我问学生：“有没有人可以说出三个，对我们的社会来说非常重要，却被遗忘了的人物呢？”一听说“三个”，课堂里几百人，少数几个刚刚犹豫了一下才举手的同学又慌忙地把手放下了。
举例说明“哪些重要的人物被遗忘了”岂止不容易，甚至差一点就不可能。你想啊，你是整个社会的一分子，整个社会都遗忘了，作为一分子的你又如何知道呢？就算现在直接用Google在互联网上搜索，都不知道从哪里开始。随后，我就一口气提到许多比如陈寅恪、张志新、蒋彦永、高耀洁等一连串的名字。每提到一个名字，我就要请所有没听过这个名字，或者听过也不知道那是什么人的同学们举手，结果每次都是绝大部分同学举手。
就有同学当堂发问：“老师，那你是怎么知道的呢？”我告诉他们：“原本我也不知道，甚至我也不可能知道。”但是，我跟他们只有一点是不一样的，这些题目和刚刚那个句子“我们的社会倾向于遗忘那些重要的人物——事实上，所有的社会都可能如此。”是我很久以前记录到我的笔记本上的，所以，后来又某一天读到关于刚才那些人的文章，尽管当时的阅读基于其他的什么原因或者目的，与写作文无关，但是，一下子就想到那个曾经记在笔记本上的那个句子，于是，那个句子边上就又多了另外一个“被整个社会遗忘的重要人物”的例子。
我记得小时候读那些博学的人写的书，常常导致自己非常自卑，很纳闷“他们究竟是如何做到连这个都知道的呢？！”比如，有人提到那个说“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谭嗣同在一百多年前还写过这样的文字：“详考交媾时筋络肌肉如何动法，涎液质点如何情状，绘图列说，毕尽无余，兼范蜡肖人形体，可拆卸谛辨，多开考察淫学之馆，广布阐明淫理之书，使人皆悉其所以然。”
另外一则我现在已经找不到出处。是说以《大亨小传》享誉美国的小说家费兹杰罗(ScottFitzgerald)因为自己的阳具尺码“太小”而苦恼，海明威得知之后就拉着费兹杰罗到男生厕所去瞧真相，还不够，就干脆带他去参观罗浮宫的艺术品，说：“你那家伙哪会输给任何一尊男体雕塑的下体？”好人做到底，海明威还给费兹杰罗详细地讲解了透视学的基本原理，告诉他，很多男人都觉得自己的那物比不上别人的大，其实只不过是在观察自己的和他人的时视角不同而已。费兹杰罗这才开始可以像正常人一样生活。
现在看来，他们不见得一定是什么都知道之后才写出来的。很可能是为了写出来，才去搜索、积累，才发现了那些令我们惊奇的内容。当然，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他们自己也会经常被自己的发现吓一跳，要不然怎么会有“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之类的慨叹呢。
所以，素材积累固然非常重要，然而，如果提前确定一个方向或者目标，那么就甚至可以积累很多原本不可能想象的素材——惊喜连连。再后来，当我写现在这篇文章之前的一个星期左右的某一天下午，闲来无事，就拿出过去的读书笔记翻来翻去，突然发现那里面有这么一则：
我们都可能有过这样的经历。在鸡尾酒会中，所有的人都在以差不多同样大小的声音三五成群地相互谈话。你正在与某个或者某些人交谈，在你们正在谈话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除了与你交谈的人们所说的话以及你自己对那些人说的话之外，其他的声音事实上都被你忽略，等同于并不存在。但是。如果另外一群人的谈话中突然出现了你的名字，甚至可能在他们事实上离你并不是很近的情况下，你都会瞬间捕捉到那个声音，就好像它突然冲进了你的耳朵一样。而奇怪的是，之前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那些人一直在以同样大小的音量，在与你现在同样的距离之外进行交谈，但是你却完全不知道他们在说些什么，那个声音在此之前的部分全部被过滤摔了。这就是所谓的“鸡尾酒会效应”(Cock-tailPartyEffect)，这个名字是柯林·奇瑞(CollinCherry)于1953年第一次注意到之后命名的。当时科学家们正在想办法为机场解决空中交通控制时所面临的各种问题。那个时候，控制员要从控制塔通过大喇叭获取飞行员的声音信息，从众多飞行员嘈杂的声音中分辨出特定飞行员的声音使得空中交通控制非常棘手。
我终于有了更清楚的解释。“对特定信息的注意力”会使我们拥有神奇的能力在哪怕非常嘈杂的“噪音”中一下子挑出我们需要的“我们所关注的信息”。
索性，我在Wikipedia和Google上做了更多的功课。原来现在科学家们对所谓的“潜意识”也有了更多简单明了的科学解释。我们大脑中的灰质中储存的各种信息只有很少一部分(很难超过12％)是有序储存的，这部分被我们称作是“有意识的”。而更多的信息或者信息碎片，是非有序储存的，甚至很难有意识地直接调出，这些往往就是被我们称为“无意识”或者“潜意识”的部分。梦境的存在，就是潜意识存在的最基本的证据。
而随着信息输入越来越多，大脑就需要越来越多的灰质细胞。科学家们已经发现使用两种或者两种以上语言的人，有更多的灰质细胞。而颅腔的大小是有限的，于是，灰质细胞的增加，最终会导致灰质密度越来越高。于是，灰质细胞之间就越有可能由神经元连接起来。于是就有可能产生我们所说的“融会贯通”的现象——那些原本可能貌似毫不相干的信息现在有机会被联系在一起了。所以，所谓知识渊博的人，就是那些存储于脑中的信息量超常地多的人，这些人总是可以“融会贯通”，于是，超常地充满了“智慧”。
这样看来，很多人讨厌死记硬背的想法是肤浅的。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所谓智慧就是记忆力，应该是他自己尽管当时无法全面解释，但于他来讲却又是朴素而自然的体验。有些知识领域就是相对更需要所谓的“死记硬背”，比如，历史、地理、外语什么的。其实，“死记硬背”有另外一个令人印象截然相反的同义词——“博闻强识”。
我个人认为以下这种情况是完全有可能的。每天我们都会有意无意接收并在大脑灰质细胞中储存大量的信息，尽管大量信息以潜意识的形态存在，我们甚至无法有意识地调出，但它们就好像是鸡尾酒会中无序而又嘈杂的“噪音”，有时我们“对特定信息的注意力”会使得我们“神奇地”捕捉到那些与“我们所关注的信息”相关的某些信息——这种情况，很可能就是我们常说的“灵感乍现”。如果是这样的话，凯库勒的关于蛇的梦境就有了合理的解释——关于苯环的结构应该是怎样的问题，他关注得太久，他的潜意识里应该有许多貌似无序而又嘈杂的“噪音”呢！终于有一天，“鸡尾酒会效应”出现了——表现为，他梦见的那条色彩斑斓的、头尾相连的蛇。
所以，不要无谓地相信什么“突然闪现的灵感”的存在。灵感这东西就算存在，也不会是平白无故出现的，肯定是有来历的。只不过是我们经常说的“量变到质变”的那一瞬间突然绽放的铁树之花。
可能出于同样的感受，李敖曾戏谑道“妓女不能靠性欲才接客，作家不应该靠灵感才写作”。尽管李敖后来的为人颇有些令人失望，但是，他的博学却是实实在在的。李敖看书的方法颇为独特但也很容易就看出其机理以及优势。李敖在凤凰卫视2006年1月19日的《李敖有话说》里是这样介绍他的读书方法的：
我李敖看的书很少会忘掉，什么原因呢？方法好。什么方法？心狠手辣。剪刀美工刀全部用到，把书给分尸掉了，就是切开了。这一页我需要，这一段我需要，我把它按类别分开来。那背面有用怎么办呢？把它影印出来，或者一开始就买两本书，把两本书都切开以后整理出来，把要看的部分分类存留。结果一本书看完了，这本书也被分尸掉了。这就是我的看书方法。
那分类怎么分呢？我有很多自己做的夹子，夹子我写上字，把资料全部分类。一本书看完以后，全部进入我的夹子里面。我可以分出几千个类来，分得很细。好比说按照图书馆的分类，哲学类，宗教类；宗教类再分佛教类、道教类、天主教类。我李敖分得更细了，天主教还可以分，神父算一类。神父还可以细分，神父同性恋就是一类，神父还俗又是一类。修女同性恋是一类，修女还俗这又是一类。
任何书里有关的内容都进入我的资料里来。进入干什么呢？当我要写小说的时候，需要这个资料，打开资料，只是写一下就好了。或者发生了一个什么事件，跟修女同性恋有关系，我要发表对新闻的感想，把新闻拿过来，再把我的资料打开，两个一合并，文章立刻就写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