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之后，儒家系统迅速地膨胀起来，渐渐地形成了他们特有的阶级——士大夫阶级。士大夫就是指儒家学派的知识分子，这些人读儒家经典，以当官为唯一的职业。
这些人很像是欧洲中古世纪的教士，过着不劳而获的生活。他们代替了夏、商、周时代的血亲贵族，成为了政府真正的当权人。当然血亲贵族仍然存在，但在士大夫的强大团体之下，只能退居二线了。
在没有科举的岁月里，读书人要成为“士大夫”就必须得到“推荐”，可是怎么样才能被“推荐”呢？
首先，如果你倾向于道家或者法家，你这辈子也别想获得推荐，因为负责推荐的士大夫阶层全都是儒家的。
其次，如果你是士大夫的子弟或者门生，那么你被推荐的几率就会大幅度地提升，所以，推荐制度不如科举来的先进。这也是汉朝“门第”以及后来的“门阀”制度形成的一个原因。
最后，你除了有丰富的儒家知识之外，还要在道德行为上面有突出的表现，比如说孝道、廉洁、不好女色、不贪财、效忠等等方面，有“过硬”的表现。
谈到“过硬”，有些人就未免做得过了头，甚至虚伪得令人作呕。就拿孝道这件事情来说吧，它的具体体现就是前面说过的服三年之丧。
在这个年代里，文人士大夫们为了出风头，赚名声，出尽奇招，孔子和孟子本来主张服丧三年，但当大家都服三年之丧时，三年之丧便没有什么稀奇了，于是有人突发奇想加倍，服六年之丧，并且开始搞竞赛，六年不行就来九年、十二年，大有后半生都要为老子和娘服丧的趋势。
有的人一生下来老子和娘就翘了辫子，已经服了丧了，等长大成人之后便失去了这个出风头赚名声的机会，但是他又实在很“孝顺”，怎么办呢？于是，硬要再服第二次三年之丧，如果可能的话，真心希望爹娘还阳复生再死一次，让他好好的尽一下“孝道”。
不仅如此，同时展开竞赛还有嚎哭与绝食，这两项“孝道”也非常的厉害，有人差点真的就跟着已死的父母去了。
政府欣赏同时一直在鼓励大家这样去搞竞赛，大家非常熟悉的孔融同学，曾经做过东汉北海郡的郡守，人称为“孔北海”。他是个地地道道的儒家士大夫，有一次他在外面看到一个人家死了父亲，哪家的儿子哭的不是很悲伤，竟然被他抓起来，处以死刑。大家说说，以后谁还敢不“悲伤”啊。
社会风气由此而形成。
士大夫不久就自觉维护自己百般经营才得到的既得利益，于是，推荐和聘任的范围，逐渐地缩小，渐渐地成了“家族化”。
最初选择对象时，还注重声誉，一个与各方面都没有关系的平民，只要有被称赞的道德行为，就有被推荐被聘任的可能性。后来情形发生变化，必须是士大夫家庭成员（子弟），这个可能性才存在，一种“坚强的门第观念”因之而产生。
当时的社会风气是这样的，木匠的儿子继续当木匠，农夫的儿子继续做农夫，士大夫的儿子继续做士大夫。
像东汉后期的袁绍，与他背后的袁氏家族，四代中除了五个宰相，被人们称为四世三公。受到社会各界普遍的羡慕、赞同、崇敬。
袁绍和袁术兄弟两个也非常地以此为荣，袁术甚至因此觉得自己有机会有资格做皇帝，自我膨胀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结果搞得很悲惨。
袁术的膨胀并不全因为他的性格，用现代的话来说，那是大家捧出来的。有人捧臭脚，没法子。
关羽不是经常说嘛，这个是世代公卿，可以和我齐名，那个谁谁不过是个老兵，怎么能跟我平起平坐。
刘备之所以在三国时代左右逢源到处白吃白喝，靠的也不过是“刘皇叔”这个金字招牌。
可见当时的社会上，除了血亲贵族之外，“门第”已经形成，我们可以把他们叫做“第二贵族”。
门第把儒家的士大夫高高地捧上了天，和普通的老百姓彻底地隔离开了，这和孔子一直主张的礼教是分不开的。
因为平民向来没有礼教。换句话说，有了礼教的也就不是平民了。
以上那些令人作呕的“孝道”和故作姿态的种种虚伪“廉洁”，也并不是没有人提出反思。尤其是在三国时期和魏晋时期，还是有一部分有识之士表示过耻于与其为伍的。
越是割据动荡的时代，往往越能孕育宁静、超然的心灵，让思想有所突破。面对功名的失落，面对灰色的现实，失去皇权的保护色，也失去了礼教的束缚和禁锢，思想家们往往会摆脱以往的藩篱，他们在逃遁俗世喧嚣中探寻真理。
乱世之中，儒家原有的影响力大为减弱，礼教的约束被打破，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士人无视礼法，放荡纵情，蔑视繁文缛节，公开推崇老庄，反对儒家政治，更把四书五经踩在脚下。他们高歌、醉酒、甚至吸毒（五石散），半点不像读书人。打个比方，这部分人马就像是射雕英雄传里面的东邪黄药师一样。也许金庸先生写黄药师，就是以竹林七贤为原型蓝本的。
但这只是极少数的几个思想家的行为而已，而且这几个可怜人还被摒弃在了朝政之外。
实际上，魏晋时期，士大夫的门第制度更加的成熟，渐渐开始向门阀过度。
魏文帝时期，吏部尚书陈群的“九品中正制”新鲜出炉，这一政策为士大夫家的败家子与酒囊饭袋找工作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我们有理由相信，陈群也许根本就是在为自己的儿子当官铺路。
九品中正制就是把士大夫的出身门第高下，定出九个品级：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
吏部根据你的出身和学问来推荐用人。请注意，出身是排在学问前面的。也就是说，就算你满腹经纶，如果你的祖上有人做过乞丐或者妓女，那么对不起，我们拒绝录用，你面试不通过，请便，拜拜。
反之，如果你是个废物、蠢材，我一查档案，你们家某某人曾经做过宰相，用关羽的口头禅说“世代公卿”，那好，因为你祖上积德，就算你上厕所不会洗手，吃饭不会拿筷子，那也无所谓，我们还是用你。就冲你祖宗，我们就用你！谁不服也没用，俺们单位就这样
晋朝之后，大批的蛮族涌入了中原。
这些来自苦寒之地的好战之徒，就像是闯入了面包房的非洲难民，认为中原什么东西都很好吃，什么东西都可以瓜分，于是动起手来，把一个庞大的帝国瓜分为了十几二十份。
汉人建立的晋朝灭亡了，很多思想都灭亡了，但是有一样东西没有灭亡，不但没有灭亡，反而更加的强大起来——门阀。
众多的蛮族一个个战败，北方最后统一在鲜卑人的铁蹄下；南方则经历了宋齐梁陈，皇帝像走马灯一般地更换，民族一个一个地消亡。比起门阀和士大夫来，他们的生命力，简直太脆弱了。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士大夫和蛮族成为了搭档，对蛮族的统治照单全收，蛮族投桃报李，对中国的礼教照单全收，而且大家互相赞扬推崇吹捧，大有愈演愈烈之势。
这可真是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原来不只中原人迂腐，盲目崇拜者比比皆是，就像是八十年代的内地人们的观念——只要是香港的歌星必然都是天王级的。蛮族接受了中原人先进的文化，顺便连糟糠也一起接受了。
被后代尊为大政治家的北魏孝文帝拓跋元宏，本来出身蛮七蛮八、茹毛饮血的蛮族，却意外地崇拜起了中原的门阀制度，继而用政治手段和政府的力量，在北方进行硬性恢复。
他非常欣赏儒家学派的繁文缛节，因为按照那样的一套规矩来做皇帝比较过瘾，连宠幸妃嫔都做得冠冕堂皇，完事之后，那女人还必须跪在地上谢恩。这都是儒家整出来的勾当。元宏是蛮族出身，蛮族人直率、朴实，不懂这些，后来懂了，觉得很有好处，也就迷恋上了。
后晋南朝的门阀更加离谱，这些人根本就是寄生虫，他们不但轻视百姓，而且还数典忘祖地轻视君王和国家。
君王被杀，国家灭亡，改朝换代，任何政权兴旺盛衰，士大夫都漠不关心，因为无论是任何政权，他们都是门阀，都可以继续做官。南朝如此频繁的兴国与灭国与这腐朽的制度有直接的关系。
实际上到了这个时候，士大夫已经成了一种世袭的没有封爵的贵族，他们的子弟唯一的职业就是做官。而且这种做官等级森严，比如一个人要做宰相，那么你的出身不好，即使皇帝有意让你来做宰相，这也是不可能实现的，高等门阀会站出来强烈反对。
还有，为了避免平民渗透到门阀中去，世家大族还规定不能于平民通婚，也就是高级门第宁可自己的女儿嫁给门当户对的白痴，也不会嫁给眉清目秀的平民。否则就会被认为是“礼教凋零，世家堕落”——这是多么罪大恶极呀。
隋朝很短暂，但隋文帝杨坚却为天下的读书人做了一件大好事，那就是废除了九品中正制，改革为考试制度。这样一来，本来封闭的政权向普天下的百姓打开了一条缝隙，鲤鱼终于有机会跃龙门了。
到了唐代，这种制度继续被发扬光大，并且逐渐成为了一项基本的国策，它被称为“科举”。
这样一来，门阀制度就被打破了，但士大夫阶层依然存在。
唐太宗李世民，经常看着一队队科举考试的胜出者，感慨地说：“天下英雄之士，都成了我的网中鱼了。”
他说的没错，自从有了科举制度之后，天下百姓有了攀高枝的机会，都埋头研究四书五经了，再也没有精力谋反闹革命了。这一举措，大大减少了社会的不安定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