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完成了对六国的统一之后，发现事情还没完，中国太大了，还有一些地方需要收归国有。
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湖南这些省、市、自治州，今天大家听起来都认为绝对是中国人的地方，但在当时不是这样的，那里生活着两个民族，他们并不愿意服从中央的领导。
还有鄂尔多斯高原，也就是陕西以北的河套地区，那里盘踞着英勇善战的匈奴人。
秦始皇坚信这几块领土应该属于中国，于是立即发兵，三块土地在数年之后全部被大秦国并入版图。
至此，秦始皇正式奠定了中国的雏形，以后的两三千年里，无论是统一还是分裂，都离不开秦始皇奠定的基本雏形。
当然，这个雏形包含了当时人们已知的全部世界，如果那时候大陆上还有别的世界，秦始皇一定还要征讨的。在这位伟大人物的心中，只要是眼睛能够看到的地方都应该属于中国，都应该被征服。
秦始皇完成统一工作后，疆域包括黄河、长江以及珠江、汉水、湘江、桑干河六大流域的所有地方。帝国的面积大约三百万平方公里左右，超过了纵横欧洲的亚历山大帝国。
除了统一国家之外，秦始皇还统一和创造了一个名字——皇帝。
中国两千年的封建统治者，一直都在延续这个名号，尽管他们不约而同地把秦始皇骂作暴君，却舍不得把秦始皇创建的这个名号打入冷宫。
秦始皇做了很多事情，他统一了燕国、赵国、秦国的长城，把北方蛮族彻底地和文明社会隔离开来，保持了中原边境的稳定；他还统一了文字和度量衡，这些都是伟大的举措，不过，最伟大的还是秦始皇统一修建了辐射全国的公路交通网和水利交通网。
中国太大了，尤其是没有汽车、火车、公交车甚至没有拖拉机的年代，一般人的交通工具只是一双脚，如果没有便利的交通网络，这样的大国随时都会陷入割据纷乱之中，统治是不会长久的。
所以，秦始皇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他称帝之后立即做了两件事，第一开凿运河，第二修建公路。
大庾岭号称中国南部五岭之一，地处江西与广东两省交界，是珠江水和赣江水系的分水岭。也成为了中原社会和南方社会的分水岭。有了这道山岭，广东一代的土著就可以随时造反，割据成一个个的小国，而秦军翻山越岭还不一定能打胜仗，所以，秦始皇决定改变这一局面，对这些地方进行彻底的统治，于是他主持开凿了“灵渠运河”。
灵渠运河的开通标志着长江流域跟珠江流域的豁然相通，南方不毛之地成了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灵渠运河连接长江的支流湘江跟珠江、桂江穿过广东广西的野蛮部落和巨山峡谷，使南北交通发生戏剧性的变化，船只可以从帝国的首都咸阳出发直达南方海口番禹，成了大秦帝国的一条运输大动脉。我们可以把他叫做任脉。
另外，秦政府又在黄河和淮河的支流颖水之间，开凿另一条同样重要的运河——鸿沟。它连接黄河跟淮河再从黄河转入长江，成为大动脉的一条分担大动脉血流的毛细血管。
秦朝的公路从首都咸阳出发，做辐射形状直达四十一个郡县，最北到辽东郡，最南到长沙郡，像蜘蛛网一样密布全国。我们可以把他叫做督脉。
一个任督二脉全都打通的高手，其力量是空前的。
这种贯通不仅有利于武装部队的机动性，更促进各地经济文化的交流，还使得中央统御郡县更加直接方便。
秦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地主阶级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秦王朝的政权是由军功地主建立起来的，从这个年代开始，世袭的血亲和宗法性地主渐渐地退居次席，所以说这是个承上启下的时代。
秦王朝的政治制度具有如下两个特征：
第一，权力集中在皇帝一人手中。
第二，皇位在本家族内世袭。
第一个特点否定了分封制。第二个特点否定了禅让制。
皇帝称谓的出现，不仅仅是简单的名号变更，它更反映了一种新的统治观念产生。在古代“皇”有“天”的意思，人们对神明也称为“皇”，所以传说中远古时代的统治者有“天皇”“帝皇”“人皇”。
帝是上古人们想象中的主宰万物的最高的天神。
秦始皇否定了“泰皇”的称谓，而将皇和帝两个字结合起来，说明他觉得仅仅做人间最高统治者还不满足，还要当神。或者说他认为仅仅用人间最高统治者的权威还不足以震慑臣民，必须借助神的力量为他的权威再涂上一层神秘的光圈，即将“君权神授”的观念同人身隶属关系结合起来。
皇帝称号的出现乃是神话君权的重要手段，这说明建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治在统治阶级看来很重要。
尘埃终于落定，所有的封国和野蛮部落都被秦国一口吞下，并逐步消化，变成了与大秦帝国血乳相融的一部分。可是，秦国人为什么能具有如此之大的破坏力和向心力呢？
这一事实曾引起古今中外不少政治家、历史学家、思想家的深思：当春秋时代开始之际，秦还是一个西戎小国，其社会发展整整落后于中原先进大国一个时代，后来秦穆公虽然称霸一时，但在战国时期秦孝公之前，秦国仍属于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诸侯国，而被东方大国以“虎狼之邦”视之。
什么叫虎狼之邦？虎狼残忍，最缺少的就是仁义，而仁义正是儒家学派的最高学问，换句话说，秦国是个没文化的野蛮国家。
就是这样一个国家，为什么自秦孝公以后突飞猛进地向前发展，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由一个落后的诸侯国一跃而成为军事、政治、经济先近的大国，最后吞并其它诸侯国而统一中国。
这就不能不归功于秦国封建制改革变法的彻底性。而其他各国的失败，也可以认为是改革失败的原因。
韩国、赵国、魏国、楚国这些国家都尝试过变法，变法也取得了一些成效，例如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李悝在魏国的变法，吴起在楚国的变法。
但这些改革有的不全面，有的只是短暂的变法，多数没有触动阻碍社会发展的根本制度，而且人存法在，人亡法亡。
但秦国不一样，尽管商鞅后来被处死，但商鞅的法度并没有更改，这是秦国变法与各国变法不同的最根本之点。
除此之外，秦国人发动的战争是真正的法家战争，没有一点儒家假善充仁的味道，打仗嘛，就是杀人，没有什么仁义道德可讲，只要能打赢，什么恶劣的残忍的手段都可以用，这就是秦人的理念。
而中原诸侯就不同了，他们通常贪图虚名，什么“仁义之师”“仁义之主”“尧舜禹汤”这些东西。
举个例子说，齐桓公死后，宋国的宋襄公一心想当盟主，便会盟诸侯，强烈要求坐上盟主的位子来发号施令。
可是楚国人不同意。
于是两国便发生了矛盾，宋襄公不敢直接去攻打强大的楚国，就想找个楚国的走狗国——郑国来出气，于是出兵攻打郑国。郑国向楚国求援，楚成王立即发兵去抄宋国人的后路。
宋襄公慌了手脚顾不得攻打郑国，带领宋军星夜赶回国内，准备抵御楚国的大军。天亮的时候，楚军已经到了河对岸，远看过去兵强马壮。
有人劝宋襄公跟楚国人讲和，您猜宋襄公是怎么说的：“楚国人虽然人马强壮，但是缺乏‘仁义’。我们势单力薄，却是仁义之师。不义之兵怎么能胜过仁义之师呢？”便嘱咐人做了一面写着“仁义”两字的大旗，要用这两个冠冕堂皇的大字，击垮百万汹汹楚军。
真是够可笑的。
为了表现自己的仁义，有人劝他在楚军渡河的时候突然偷袭，他不干，这本是孙子兵法里的一条妙计“半渡而击”，可他就是不干，说那样是不讲仁义，要被世人唾骂。
等到楚军在岸边乱哄哄地布阵，兵找不到将、将找不到兵的时候，又有人劝他出手，他还是觉得不太仁义。他可能以为楚国的士兵都是秀才出身吧，但其实都是些骁勇的好战人士。
终于他们进攻了，漫山遍野喊杀震天地杀了过来，宋军的仁义一点也起不了作用，被楚军打得一败涂地，宋襄公也差点被生擒活捉了。
秦国人是绝对不会跟人讲仁义的，仁义道德在他们那里狗屁不通。再举个例子说：
公元前340年，商鞅率领大军做变法后最重要的一次武力展示，向刚刚败在孙膑手上的魏国大举进攻。
当时的魏国统帅公子魏昂是商鞅以前的莫逆之交，两人感情甚笃，商鞅便写信给魏昂说：“你我本来是生死兄弟，如今成为两国的统军大将，实在不忍心相互攻击，不如咱们见见面，喝喝酒，这事儿就这么过去算了。”
公子魏昂信以为真，心想，商鞅还真是挺够意思的，这个时候还请我喝酒，便欣然赴约，两人喝酒的时候，商鞅派人把公子魏昂抓了起来，并且趁机攻克了魏昂的营寨。
这就是法家人物和儒家人物的不同。
宋襄公对野蛮的楚国讲仁义招致失败，而商鞅却为了一场战争的胜利以卑鄙的手段骗取老友的信任，宋襄公败了，商鞅胜了，可见在惨烈的战场上如何打胜仗才是根本，仁义一文不值。
就是以这种指导思想，秦军横扫了天下，那么秦军横扫天下的过程中到底给社会造成多么大的打击呢，我做了一个总结：春秋时期的就不计算了，单说整个战国时代，秦惠文王十三年，庶长章击楚斩首八万；秦武王四年拔宜阳城斩首六万，昭王七年击楚斩首五万；十四年白起击伊阙，斩首二十四万，二十七年击赵斩首三万，三十三年伐魏拔四城，斩首四万，三十四年白起击魏国华阳，斩首十三万，推入水中淹死两万，四十七年白起破赵长平，坑杀四十五万。
这些数据只是战国后期，还不算秦始皇消灭六国的过程中，秦军的残暴可见一斑了。
这应该是法家的指导思想在作祟，尊奉儒教的国家至少不会杀降，而春秋战国以及西汉以前，杀降那是家常便饭的，必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