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莲和刘伏虎是同一个村的，１９８６年经人介绍相识了，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后，两人于１９８７年１月结婚，婚后一年生了一个女孩，叫刘颖，现年５岁。王莲和刘伏虎本来就性格各异，婚前缺乏了解。自从女儿出生以来，常为生活琐事发生矛盾，吵闹打架。因为生的是女孩，重男轻女思想根深蒂固的公公婆婆对儿媳妇也非常不满意，常常借故指桑骂槐。王莲与公婆关系也不睦，致使夫妻关系更加紧张。１９８９年４月，刘伏虎以双方无共同语言，王莲对其不信任，无法继续共同生活为理由，诉至人民法院，要求与王莲离婚。经法院调解，刘伏虎撤回离婚诉讼。但此后，夫妻关系仍未好转。１９９１年１２月，王莲计划外生一女孩，经双方同意送他人收养。１９９２年１月，刘伏虎又以前诉理由诉至人民法院，坚决要求与王莲离婚。王莲却坚持认为：夫妻间有矛盾是事实，但这一切都是因为刘伏虎与其他女人关系密切所造成。夫妻感情尚未破裂，坚决不同意离婚。
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双方性格各异，常为生活琐事吵闹打架，刘伏虎撤回离婚诉讼后，双方关系仍不能好转，夫妻感情确已破裂。刘伏虎要求离婚，依法予以准许。
宣判后，王莲不服，以双方夫妻感情尚未完全破裂，不同意离婚，以及财产分割不公为理由，上诉至中级人民法院。刘伏虎虽对该判决也有意见，但未上诉。
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王莲与刘伏虎虽系自愿结婚，但因双方性格各异，加之王莲不能正确处理夫妻及其公婆之间关系，常因生活琐事吵嘴打架，夫妻感情确已破裂。刘伏虎要求离婚，依法应予准许。
宣判后，王莲以其分娩不足一年，判决离婚违反法律规定为理由，向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中级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王莲的再审申请符合法律规定的再审条件，遂裁定中止原一、二审判决的执行，对本案予以再审，并通知双方当事人于再审期间不得再婚。经再审后，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刘伏虎在王莲分娩后一年内不得提出离婚，原一、二审判决离婚明显违反法律规定，应予撤销。
律师的话：
婚姻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女方在怀孕期间和分娩后一年内，男方不得提出离婚。”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第（六）项规定：“依照法律规定，在一定期限内不得起诉的案件，在不得起诉的期限内起诉的，不予受理。”依据上述规定，男方在女方怀孕期间和分娩后一年内这段时间内，其离婚起诉权是受法律强制限制的；男方如果在这段法定时间内起诉与女方离婚的，因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其法律后果就是法院不受理其起诉，使其诉讼请求不能得到司法支持。本案王莲于１９９１年１２月分娩，刘伏虎于次年１月即提出离婚诉讼，距王莲分娩仅两个月，仍在法律禁止起诉的“分娩后一年内”的期限里，故一审法院本不应受理此案，二审法院在诉审时，也本应以刘伏虎的起诉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受理条件而撤销一审判决，驳回其起诉。但一、二审不但予以受理，而且还判决离婚，显然是违反法律规定的。再审以一、二审判决违反法律规定为理由，裁定撤销了一、二审判决，其处理是正确的。
但是，婚姻法第二十七条还规定：在女方怀孕期间和分娩后一年内，“女方提出离婚的，或人民法院认为确有必要受理男方离婚请求的，不在此限。”也就是说，法律虽然限制男方在女方怀孕和分娩后的一定期限内的起诉权，但在特殊情况下仍可受理男方的离婚请求，即“人民法院认为确有必要受理男方离婚请求的”，不受此限制。这里，关键的是哪些情况属于“确有必要”而不受此限制呢？从审判实践及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司法解释来看，“确有必要”的情况，目前一般是指女方因通奸怀孕（不包括女方婚前与他人发生性行为而导致怀孕）的情况。男方在女方通奸怀孕后或在女方分娩一年内提出离婚诉讼的，法院就应受理。本案不涉及女方通奸怀孕的事实，故不属于“确有必要”而应受理的范围，法院予以受理，是错误的。
另外，本案王莲分娩后，孩子即送他人收养，母亲已没有哺育婴儿的任务，男方提出离婚，也不会影响母亲对婴儿的哺育，是否可以算“确有必要”可以受理的情况呢？从立法精神上看，法律上限制男方在女方分娩后一年内的离婚起诉权，不但是为了婴儿的正常发育成长，也是为了女方的身心健康。故本案的此种情况不属于“确有必要”的情况，男方仍不得在女方分娩后一年内提出离婚。
对在离婚后出生的原协商流产的孩子应否负担抚养费？
李某是某市林业局营林处工人，１９９１年１１月经人介绍与同在一个单位的徐某相识。不到一年工夫，两人就登记结婚了。婚后两人感情并不好，经常因为一点鸡毛蒜皮的琐事争吵，甚至大打出手。李某不愿再继续这段婚姻，尽管已怀孕５个月了，仍然起诉要与徐某离婚。徐某也认为双方无法共同生活，同意离婚。双方还协商同意，由李某做流产，由徐某承担李某流产的一切费用。１９９３年３月１３日，双方自愿离婚，办理了离婚手续。离婚后，李某对流产协议反悔了，对于蠕动在自己身体里的小生命，她充满了爱意，不愿意打掉孩子。于是，在未征得徐某同意情况下，于１９９３年７月２３日生下了一名男孩，取名李晓伟。这之后，李某以孩子已出生为理由，要求徐某履行抚养义务，每月付抚养费６０元。而徐某以双方协商同意做流产，离婚后李某自作主张，未通知其即将孩子出生，并随李某姓为理由，拒绝给付抚养费。为此，李某向法院提起诉讼。
法院经审理认为：李某与徐某因感情不和提出离婚，李某当时已怀孕５个月。双方虽协商由李某做流产，但李某在离婚后生育一男孩，并随其姓，符合法律规定。徐某主张因孩子出生后与李某同姓，不履行抚养义务，是错误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六条、第二十九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八条、第一百四十五条之规定，于１９９３年１１月４日判决如下：
一、徐某对李某所生之子应尽抚育义务；
二、徐某每月给付子女抚养费３０元，至其独立生活时止。自判决生效之日起执行。
律师的话：
婚姻法第十二条规定：“夫妻双方都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在一般情况下，夫妻为履行计划生育的义务和按照优生、优育的原则进行计划生育，夫妻双方经过协商，在女方已怀孕的情况下做人工流产，是双方的一种自觉自愿的行为，并不是一方对另一方的强迫行为。因此，夫妻双方自行协商，由怀孕女方做人工流产，虽是一种双方协议行为，但该协议行为对怀孕女方并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同时，１９９２年４月３日通过并于当年１０月１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四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妇女有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生育子女的权利，也有不生育的自由。”由此可见，怀孕妇女是否生育子女，主要由怀孕妇女自己决定，属于其享有的一种特殊的人身权利。这种人身权利不因其与他人的协商行为而受到限制。所以，本案李某、徐某双方虽然在离婚中协商同意由李某做人工流产，事后（离婚后）李某反悔，生下孩子，其行为并不违法，是行使生育权的表现。
关于离婚后女方所生孩子，男方应给付子女抚育费的问题。我国婚姻法第十五条规定：“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父母对子女的这种抚养教育的义务，其性质是法定义务，而且不因父母离婚而免除父或母一方对子女的这种义务（婚姻法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离婚后，父母对于子女仍有抚养和教育的权利和义务），也不因子女随父或母姓而免除对方的义务（婚姻法第十六条：子女可以随父姓，也可以随母姓）。因此，本案徐某以其子随李某姓而拒绝负担抚育费，是没有法律依据的，不能成立。同时，在任何情况下出生的子女，即使父母有错，子女都是无辜的，是受国家法律保护的民事权利主体，依法享有法律规定的权益。因此，父或母对其所生子女，在子女未成年或不能独立生活时，没有任何理由拒绝承担抚养和教育的义务。据此，受案法院判决徐某应履行其对李某所生之子的义务，并负担一定生活费至其独立生活止，是正确的。
离婚时可以请求损害赔偿吗？
原告张丽与被告王希文于１９９７年登记结婚，婚后生一女王晶。王希文是一家电梯厂的工人，性格暴躁，平时与妻子发生争吵时，动辄使用暴力，张丽性情柔弱，对丈夫逆来顺受，身上因此经常会出现大大小小的伤痕。女儿出生后，王希文重男轻女，迁怒于张丽，更加是经常寻衅殴打她。有一次，王希文嫌米饭做得太硬，不合他的胃口，一脚将餐桌掀翻，抄起一件家伙就开始殴打张丽，直至将张丽暴打至失去知觉，事后经医院诊断为骨膜炎。另一次殴打张丽致其左耳中等重度听觉障碍，右耳重度听觉障碍，二度烧伤，胸部骨膜炎。２００２年，终于无法忍受的张丽诉至法院要求离婚，女儿归自己抚养，王希文每月支付抚育费，并要求王希文对其暴力行为给予损害赔偿３００００元。
法院审理此案时认为，被告王希文在处理家庭矛盾时经常性的殴打张丽，其行为已构成家庭暴力，张丽有权要求损害赔偿，具体数额依据情节、后果确定。
律师的话：
所谓离婚时的损害赔偿，是指因夫妻一方的特定侵权行为导致离婚，法律规定他方可请求损害赔偿。离婚时的损害赔偿作为一种民事责任，具有填补损害、精神抚慰、制裁、预防违法行为的功能。离婚损害赔偿包括财产损害赔偿，但主要是精神损害赔偿，以抚慰被害人痛苦、愤懑的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