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帝即位之初，即注意广开仕途，招揽人才。建元元年（前140），“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十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①。其后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中，提出“使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贤者，岁贡各二人。以给宿卫”②。元光元年（前134），武帝“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③。自是以后，郡国岁举孝廉的察举制度予以确立下来。元光五年（前130），又下令“征吏民有明当时之务习先圣之术者”，每岁遣诣京师，以备选用。但察举制开始颁行时，有些郡国执行不力，因此元朔元年（前128）又严令各郡国“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不察廉，不胜任也，当免”④。用以督促察举制度的实行。武帝时期，号称文学之士的董仲舒、公孙弘、司马相如、严助、朱买臣、主父偃、倪宽、终军等，皆由考选推荐或上书言事而获得官职。《汉书·董仲舒传》云：“武帝即位，举贤良义学之士前后数百。”《东方朔传》亦云：“武帝初即位，征天下举方正贤良文学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士多上书言得失，自街鬻者以千数。”元朔五年（前124），汉武帝采纳公孙弘的建议，以五经博士置弟子员，每年考试一次，能通一经以上者，即可补文学掌故，成绩优良者可任郎官。元狩六年（前117），又诏“举独行之君子，征诣行在所”⑤。汉武帝通过察举，征召和“公车上书”等途径，选拔了大量人材，为西汉封建王朝统治服务，出现了“汉之得人，于兹为盛”⑥的局面。
汉武帝为了进一步加强封建中央集权，继续奉行景帝时期的“削藩”政策。武帝之世，诸侯王虽然不像以前那样强大难制，但有的王国仍然“连城数十，地方千里”⑦，威胁着西汉中央政权。元朔二年（前127），汉武帝采纳主父偃的建议，颁行“推恩令”，即允许“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⑧。是年春正月，首先批准梁王、城阳王以封邑分给诸弟，“于是藩国始分，而子弟毕侯之”⑨。西汉一代王子侯计四百零八人，其中大部为汉武帝实行“推恩令”时所封。从此，“大国不过十余城，小侯不过数十里”⑩。王国领地日益缩小，势力大大削弱。元狩元年（前122）冬十一月，淮南王安、衡山王赐谋反被杀，党羽死者数万人。武帝于是“作左官之律，设附益之法”。“左官律”规定，在诸侯王国任官者称为左官，不得入朝任职，以示歧视。“附益法”严禁封国官吏阿媚王侯，结党营私。元鼎五年（前112），汉武帝借口诸侯王和列侯所献“酎金”（酎音酬，汉制：每年八月，举行饮酎大典，祭祀宗庙，诸侯王和列侯都要献酎金助祭）成色不好或斤两不足，削夺列侯爵位凡一百零六人。丞相赵周坐知而不举，下狱，自杀。至此，王、侯二等封爵制度虽仍存在，然“诸侯惟得衣食租税，不与政事，”，基本上结束了汉初以来诸侯王割据一方的局面。
在削弱诸侯王势力的同时，汉武帝还采取打击地方豪强的措施。随着封建制度的发展，地主阶级中出现了一些强宗豪族。他们依仗权势，武断乡曲，欺凌百姓，兼并土地，独霸一方，对封建制度构成严重威胁。汉武帝对于这些豪强，一方面继续推行汉初以来迁徙关中的办法，使之“内实京师，外销奸猾”。以达到“不诛而害除”的目的。另一方面，则任用酷吏，诛锄豪强。如张汤为御史大夫，“排富商大贾出告缗令，锄豪强兼并之家，舞文巧诋以辅法（以虚诬助法，言不公平也）”。王温舒为河内太守，“捕郡中豪猾，相连坐千余家。上书请，大者至族（族灭），小者乃死，家尽没人偿赃”。而是对“郡守尉诸侯相二千石欲为治者，大抵尽效王温舒等”。酷吏的活动，对于加强皇权，抑制豪强放恣起了显著作用。但是有些酷吏本身即是豪强，他们在诛锄豪强的同时，也必然使百姓受到祸殃。《汉书·刑法志》说：“穷民犯法，酷吏击断，奸轨不胜。”以致“吏民益轻犯法，盗贼滋起”，即是最好的说明。汉武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提高专制主义皇权，还采取了削弱丞相权力的措施。汉初官制，基本上沿秦之旧，刘邦以功臣为丞相，丞相权重位隆。景帝时，高祖功臣死亡殆尽，陶青、刘舍等人以功臣子列侯继为丞相，丞相权力有所削弱。但至武帝时，皇帝与丞相在权力上仍存在矛盾。元朔五年（前124），汉武帝任命公孙弘为丞相。公孙弘起自“布衣”，少时家贫，曾牧豕海上，在朝无所援接，凡事唯唯诺诺，顺旨行事，“有所不可，不肯庭辩”。从此，丞相居职“充位”而已。武帝还从贤良文学及上书言事者中，提拔一批人才，在其本职之外，另加侍中、给事中、常侍等官衔，使其出人禁省，随侍左右，参与大计。他们与为皇帝掌书札的尚书，形成一个宫内决策机构，称为“中朝”或产和交换，而且为企图进行割据的图谋不轨创造了冶铁煮盐。吴王擅障海泽……山东奸猾，咸聚吴国。”至景帝时终于酿成吴楚七国之乱。元鼎四年（前113），武帝颁布禁止郡国铸钱之令，专令中央所设水衡都尉所属钟官、辨铜、技巧三官负责铸造五铢钱（亦称三官钱）。钟官负责铸造，辨铜负责审查铜的质量成色，技巧负责刻范。他还责成各郡国将以前所铸旧币全部销毁，所得铜料输给三官。由于五铢钱重如其文，质量很高，盗铸无利可图，因而成为当时的标准货币，得到长期的流通。
冶铁煮盐事业对国计民生具有重大影响。汉武帝为了增加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元狩中，任用大冶铁家孔仅、大盐商东郭咸阳为大农丞领盐铁事，任用洛阳贾人子桑弘羊主持计算，建立先人为筅盐铁和均输，平准制度。筅盐是在产盐区设立盐官，募人煮盐，产品由官府收购发售。筅铁是在产铁区设立铁官，经营冶采铸造，发售铁器。“敢私铸铁器鬻盐者，钛（dì弟，钳也）左趾，没人其器物”。至于“郡不出铁者，置小铁官，使属在所县”。当时所设的盐官遍及二十八郡国，计有三十余处；铁官遍及四十郡国，计有四十余处。盐铁官统属中央大农管理。诸侯王国以前自置之盐铁官，则由大农所设盐铁官代替。
汉武帝在推行盐铁官营的同时，又实行均输、平准政策。均输即调剂运输之意。元封元年（前110），汉武帝在郡国置均输官，归大司农领导，专门负责管理、调度，征发郡国的各种货物，并负责向京师运送。均输法的推行，消除了郡国贡输“往来烦难，物多苦恶，或不偿其费的弊端。同时，在京师置平准官，接受各地均输货物，“贵则卖之，贱则买之”，以调剂市场的有无，使“富商大贾无所牟大利则反本，而万物不得腾跃”。实行的结果“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
为了增加政府财政收入，打击富商大贾的经济势力，元狩四年（前119），武帝“初算缗钱”，规定商人及手工业者，无论有无市籍，其“贳贷卖买、居邑、贮积诸物及商以取利者”，都须向政府申报，每二千钱纳税一算（一百二十钱）。手工业作坊主凡四千抽一算。另外，除官吏、三老、北边骑士外，有轺车（一马车也）者一乘算；商贾人一乘轺车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商人有产不报或报而不实，“罚戍边一岁，没人缗钱”；贾人有市籍及其家属，皆不得“名田”（占有土地），以便于农民耕种。有敢违犯禁令者，没收其土地和财货。算缗令公布之后，“富豪皆争匿财”，与政府相对抗。元鼎三年（前114），武帝又下“告缗令”，鼓励人民告发那些呈报财产不实者，并规定告发者可以分取违法商人财产的半数。武帝以杨可主持其事，命杜周处理案件，一时之间，“告缗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政府“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万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抵破”。工商业主遭到一次沉重的打击，上林苑的府库重新充盈起来，西汉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经济基础得到进一步的加强。
注释
①《汉书·武帝纪》。
②《汉书·董仲舒传》。
③《汉书·武帝纪》。
④⑤《汉书》卷六《武帝纪》。
⑥《汉书》卷五八《公孙弘传》。
⑦⑧《汉书》卷六四《主父偃传》上。
⑨《汉书》卷六《武帝纪》。
⑩《史记》卷一七《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
《汉书》卷一四《诸侯王表序》。
《汉书）卷五九《张汤传》。
《汉书》卷九○《酷吏传》。
《汉书）卷五八《公孙弘传》。
《汉书》卷一九《百官公卿表》上师古注引《汉官典职仪》。
《汉书》卷一九《百官公卿表》上。
陈直《汉书新证）（修订本）。旧说认为三官中有均输令，无技巧令。
《汉书》卷二四《食货志》下。
《盐铁论·本议篇》。
《汉书）卷二四《食货志》下。
《汉书）卷六《武帝纪》。
《汉书）卷二四《食货志》下。
《史记》卷三○《平准书》。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汉武帝在政治、经济方面加强中央集权制的同时，与之相应的是在政治思想上实行了尊崇儒术的封建文化专制政策。
汉初在政治思想上以黄老的无为而治为指导思想，经过几十年的休养生息，社会生产逐渐恢复，封建统治秩序渐趋巩固。文景之时，“流民既归，户口亦息，列侯大者至四万户”①。在政治思想上出现了由无为到有为，由道家到儒家的嬗变趋势。文帝时，政论家贾谊根据当时匈奴对汉嫂侮侵掠，诸侯王势力凌驾朝廷，封地超过古制等问题，上疏陈政事，提出变无为为有为的主张。景帝即位，擢晁错为御史大夫，推行重农抑商政策，法令多所更定，主张募兵充实塞下，积极防御匈奴攻掠；又上削藩策，建议逐步削夺诸侯王国封地，以巩固中央政权。在文化典籍上，其时，“天下众书往往颇出，皆诸子传说，犹广立于学官，为置博士”②。而儒家学说更是卓然复兴，出现各种不同学派。《汉书·儒林传序》云：“汉兴，言《易》自淄川田生；言《书》自济南伏生；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燕则韩太傅；言《礼》则鲁高堂生；言《春秋》，于齐则胡毋生，于赵则董仲舒。”此种形势，为汉武帝实行尊崇儒术提供了有利条件，而首先提出这一主张的则是董仲舒。
董仲舒（前179—前104），广川（今河北枣强）人，是西汉中期儒家春秋公羊学派大师。他少治《春秋》，潜心钻研孔子学说，景帝时为博士。武帝即位之初，曾接连三次诏举贤良方正，策问古今治乱之道和天人关系等问题。董仲舒三次上书应对，即所谓“天人三策”，受到武帝的称赞。
先后出任江都王和胶西王国相，正身率下，教令国中。晚年退居在家，以修学著书为事，著作流传至今的有《春秋繁露》一书。
汉武帝建元元年（前140），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中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③他所说的“大一统”，即诸侯皆系统于天子，不得自专。为了维护封建统治，在哲学理论上，董仲舒提出了“天人合一”说和“天人感应”说。他认为人们所具有的一切，都是从天而来，此之谓“人副天数”，即“天人合一”。他还认为，天是有意志的，自然界和社会的一切变化，国家的兴亡，都是天意的表现。“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④。“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⑤。人民服从皇帝，即是服从天道，以此来论证皇权的神圣性。在宣扬“君权神授”的同时，也企图对皇权略加限制。他说：“国家将有失道之教，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⑥因此人君必须“强勉行道”⑦，此即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学说。
董仲舒认为，“天人之征，古今之道也”⑧。“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⑨。从此观点出发，他反对重大变革，主张一切要“法古”，要“以古准今”⑩。但是他认为，朝代更换，也有举偏补弊的问题。他说：“继治世者其道同，继乱世者其道变。”秦朝是乱世，是“朽木粪墙”，无可修治，汉继大乱之后，必须改弦更张，效法天道，才能“善治”，此之谓“更化”。因此他反对“汉承秦制”而专靠法治的做法。他说：“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人君的统治必须阴阳相兼，德刑并用，以德为主，以刑辅德。由此他提出“明教化”、“正法度”，限民名田，禁止专杀奴婢等等措施。在他看来，“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所以改制并不影响“天不变道亦不变”的理论，不影响封建皇权的巩固。
董仲舒还吸收先秦法家韩非的思想，提出了“三纲”理论，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并附会于天意，说：“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这一思想，后来成为封建社会“纲常名教”的准则。束缚人民的精神枷锁，曾经长期地为腐朽的封建统治阶级所拥护。他的学说，实际上是以儒家学说为主体，融合道家、法家和阴阳家中的封建专制理论，重新解释儒家经典，从而为封建统治者加强集权，提供了理论根据。
政治上加强集权，反映到学术思想上则要求“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董仲舒有鉴于此，在建元元年（前140）举贤良对策的第策中，正式向汉武帝提出“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武帝嘉纳其言，于同年采纳丞相卫绾之奏，皆罢“治申（不害）、商（商鞅）、韩非、苏秦、张仪之言”的贤良。二年（前139）冬，卫绾病免，武帝以窦婴为丞相，田蚧为太尉。窦婴、田蚧皆好儒术，推荐赵绾为御史大夫、王臧为郎中令。太皇窦太后（武帝祖母）素好黄老之术，非薄《五经》。御史大夫赵绾奏请武帝毋向窦太后奏事，郎中令王臧建言立明堂辟雍。太后大怒，借故下狱，二人皆自杀，罢去丞相窦婴、太尉田蚧职务。儒家势力暂时受到打击。五年（前136）春，武帝设置五经博士，儒家经学被立于学官。六年（前135），窦太后死，武帝起用“隆推儒术”的田蚧为丞相。田虫蚧“黜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以百数”。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至此得以真正实现。从此以后，官吏来源主要出自儒生，如“公孙弘以治《春秋》为丞相封侯”，天下学士靡然向风，而“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学之士矣”。儒家学说得到蓬勃发展，取得支配地位，成为此后二千年间统治人民的封建正统思想。
注释
①《汉书》卷一六《高惠高后文功臣表》。
②《汉书》卷三六《楚元王传》《附刘歆传》。
③《汉书》卷五六《董仲舒传》。
④董仲舒《春秋繁露·为人者天地篇》。
⑤董仲舒《春秋繁露·深察名号篇》。
⑥⑦⑧⑨⑩《汉书》卷五六《董仲舒传》。
董仲舒《春秋繁露·楚庄王》。
董仲舒《春秋繁露·基义》。
《汉书·董仲舒传》。
《汉书）卷八八《儒林传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