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京北宋末年，蔡京身居高位，操纵并控制朝政。这位所谓的变法派，却是一位极善投机钻营，惯用权术的奸佞之臣。他于熙宁三年（1070）登进士第，步入仕途。元丰八年（1085），他投靠当时的变法派、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蔡确。宋神宗赵顼病故后，守旧派上台，蔡京随即又倒向宰相司马光，为废罢新法，复行旧法而卖力。时任知开封府的蔡京秉承司马光的旨意，仅在5天的期限内，便将畿县已行的募役法改为差役法，司马光称赞道：“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行之有！”哲宗亲政，废止“元祐更化”，蔡京因“挟邪坏法”，遭台谏官弹劾，屡屡罢贬。然而他又很快摇身一变又成了变法派。绍圣元年（1094），蔡京重返朝廷。适逢哲宗“绍述”熙宁新法，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章悖欲废役法，复行募役，为此他专门设置机构评议两法，但久议未决，蔡京则对章惇建议道：“取熙宁成法施行之尔，何以讲为？”蔡京乃以变法自居。蔡京反复无常，完全是为了谋取私欲，“十年间（蔡）京再莅其事，成于反掌”①。在绍圣年间，蔡京俨如一位坚定的变法派，对刘挚、梁焘、王岩叟等守旧派一再论诛弹贬，其目的是觊觎执政。但因与曾布有隙而未能如愿。哲宗去逝，向太后垂帘听政，再废新法，尽逐变法派官僚，蔡京于是再度受贬夺职。直至被赵佶再次起用，登上宰相之位。蔡京最后的上台，“起于逐臣，一旦得志，天下拭目所为，而京阴托‘绍述’之柄，箝制天子”②。他极力发展和培植自己的势力，朝中遍布党羽。他不仅将自己的儿子蔡攸、蔡假、蔡惰、蔡行先后拉入朝中，官至大学士，等同执政，也对联姻亲家宋乔年、胡师文等人委以握兵之重，更与童贯、王黼、梁师成、朱勖、李彦等人相互勾结，牢固地控制并操纵朝迁军政大事，排斥异己，无恶不作，时人称为“六贼”。
赵佶重用“六贼”，六贼则竭力迎合赵佶骄奢淫逸的需求，倡“丰亨豫大”之说，大肆挥霍，甚至进言：“人主当以四海为家，太平为娱，岁月能几何，岂可徒自劳苦。”③一时间，君臣穷奢极侈，视财富如粪土，累朝所储一扫而光。为了粉饰太平，又制订礼乐，铸造九鼎，建造明堂，修筑方泽，广立道观，于城中大兴土木。赵俏、蔡京一伙以皇宫窄狭，又于城北新建延福宫。此后，又于城东北营建“艮岳”，方圆10余里，堆土成山，高达90尺，峰峦起伏，殿台亭阁遍布其间，山下散布池沼洲渚。赵佶终日于此纵情取乐。蔡京及其予蔡攸府宅不仅宏敞，园内林木参天，装饰精巧华丽。蔡京家中妻妾成群，每逢生日，各地官吏都要向他进献珍奇特产，称之为“生辰纲”。曾出任熙河、兰湟、秦凤路经略安抚制置使，后迁武康军节度使的童贯，每得军需，皆充私藏，以至家中宝玉金币堆积如山。防御使朱勋在应奉局供职时，“指取内帑如囊中物，每取以数十百万计”④，他在苏州有众多甲第、名园、田产，跨连郡邑，每年仅租税收入多达10万多石。官至宰相的王黼“凡四方水土珍异之物，悉苛取于民，进帝所者不能什一，余皆人其家。”⑤他于家中多蓄子女玉帛供其享乐，侍妾中有官封者即有18人之多。蔡京贪得无厌，已受仆肘俸禄，又提出增加所谓的“司空寄禄钱”。甚至公然卖官鬻爵，贿赂公行，时人称：“三百贯，直通判；五百贯，直秘阁。”一时间，蔡京等人第宅门庭若市，“输货僮佞以得美官者，不可胜数”⑥。
崇宁元年（1102），宋廷寸：杭州设置造作局，交由童贯主持，每天役使数千工匠，为皇室制造珠宝金玉之物，以供赏玩，而所用物料，悉由民间征敛。稍后，又于苏州（今属江苏）设应奉局和造作局，由朱勖主管。赵佶酷爱奇花异石。蔡京便令朱动密取江浙——带的珍异花石进奉。朱动初进黄杨3株，颇受赵佶喜爱。以后，进奉花石的数量和规模逐年增加。为了装点延福宫和艮岳，朱勖“豪夺渔取于民”。凡百姓家中一石一木稍有奇异之处，即率健卒闯入其家，用黄帕封弥，以为标志。一时拿不走的，就令该户人家看护，稍有不慎，就加以“大不恭”之罪，敲诈勒索。待搬运之时，则拆屋扒墙以运出，致使人户顷刻间倾家荡产。时人若有一物稍有特殊，则认为是不祥之兆，唯恐灾难降临。如于陡峻山颠、悬崖峭壁上有奇木异石，应奉局官员则必定督课役夫登攀取摘，不管死活。百姓被征为役夫者，非死即伤，中等人家因此破产，或卖儿女以供其所需。一次朱勖得到一块太湖石，高4丈，装载在一艘大船上，竟动用数千夫装运、拉纤。在运往开封的途中，所经州县为使船只顺利通过，有的只好拆毁水门、桥梁，甚至凿开城墙。待这块太湖石运到开封后，赵佶亲自赐名为“神运昭功石”。运送奇花异石的船只，每10艘编为一纲，称为“花石纲”。经常用数10艘船运送，以至运河中的花石纲船“舢舳由舻相衔”⑦。
花石纲船不足装运时，应奉局官只就截取各路运粮的船和商船。运送花石的船只竟多得堵塞运河河道，于是又“职道于海，每遇风涛，则人船皆没，枉死无算”⑧。一块石头的运费可达30万贯，一竿竹子所费有高在50万贯者。
置局汝州（治今河南临汝）酌宦官李彦“发物供奉，大抵类朱动”。几根竹子便往往动用一部大车和数十头牛驴拉运。这些都责督百姓负责运送，一年四季，竟无空闲之时，致使“农不得之田，牛不得耕垦，殚财靡刍，力竭饿死，或自缢辕轭间”⑨。
花石纲及搜刮到的花石竹木，除装点皇家苑囿外，更被蔡京之流用来装饰自家的庭院园林，垒石为山，疏泉为湖，穷极华侈。造作局、应奉局及地方州县官吏也借机巧取豪夺，侵吞百姓财富，中饱私囊，凡“尺寸之地，人口之味，莫不贡献”。
朝廷开支日益加大。宋神宗元丰年间左藏库月支约36万贯，这时已高达120万贯，府库空虚，财政危机自然转嫁到百姓头上。崇宁元年（1102），恢复榷茶法，于茶叶产地设官场专卖，禁止私相贸易。四年，罢官场后，允许商贩向园户买茶贩卖，但须第官府“抽盘”，发给茶引。仅茶税一项收入就十分可观，政和元年（1111）以后，年茶税额400余万贯，其中每年抽100万贯作为“私奉”，供皇帝使用。蔡京说还更改盐钞法，规定盐商须向榷货务以钱易盐钞，凭盐钞去产地换盐，再到指定的州县贩卖。但钞法多变，商人以钱易钞后，未及换盐，钞法又变，又须贴钱领新钞，以至于数十万贯一夕废弃。宋廷还以卖盐多寡作为考核地方官的依据，州县官员因此便强迫百姓按户等买盐。宣和元年（1119）前后，仅淮南、两浙地区的盐利就达2200万贯左右，成为宋廷一笔重要的财政收入。
除此之处，他们又巧立名目增加赋税剥削。政和六年（1116），令宦官杨戬于京西路设置公田所称“西城所”，制定法律，追查百姓田契，往往辗转复查，直到田契所出无证可凭时，便以此为由增加赋税额。此法自汝州地区开始实行，渐及京东、京西、淮西、淮北等地，凡“废堤、弃堰、荒山、退滩及大河淤流之处”，一律括为“公田”，收归官府所有。而后强制租给百姓耕种，且确定租税额，即使田地被冲毁或淹没，租税却不准减少。横跨济（治今山东巨野）、郓（治今山东东平）数州，方圆数百里的筑山泺，也被西城所括占，对湖上捕鱼人户定立租税，按船纳值。杨戬还令州县于常赋之外，再增加租钱10余万贯，遇水旱灾害，常赋可减免，而租钱绝不可少。杨戬死后，继任的另一位宦官李彦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凡民间美田，使他人投牒告陈，皆指为‘天荒’，虽执印券皆不省”⑩。更有甚者，李彦竟将鲁山（今属河南）全县括为公田，括田时令官吏焚毁百姓手中的田契，而后令田主承佃自己原来的土地，向官府纳租税。有胆敢上诉者，则施以重刑，因此致死者多达千万，而强占的所谓“公田”共有3、4万余顷，大批农民因此被夺去田产，流离失所。
赵佶、蔡京一伙为保障自己的巨额消费，不惜将地方仓贮钱谷搜罗一空，对各路每年向朝廷上缴的钱谷数额重新制定，较宋神宗熙宁、元丰年间又增加十几倍。不仅如此，宋廷还借“支移折变”敲诈勒索百姓。宋初因对辽、西夏用兵或有其他变故，官府常以此为由强迫百姓将应交本地官府的赋税送交到他地，是为支移。交纳赋税原有周定之物，官府以种种借口，令百姓折成其他钱物上缴，以代原定赋税，是为折变。这二项正赋以外的附加税十分扰民，支移，路途遥远，往返耽误农时，不支移则交“地里脚钱”。折变，则加重农民负担，利于官吏、商贾从中牟利。故“支移、折变，贫弱者尤以为患”。至赵佶时，又令一向不征收“支移”的地区，加征地里脚钱，1斗粮竟加收56文，相当于元丰年间的正税额。西蜀地区原定税钱300文，折变绢一匹，几经折变后，竟增至23贯，增加七八十倍之多。此外，更巧立名目进行盘剥，如绢帛即有私买、预买、泛买、常平司和买、应副燕山和买等项，米谷又有和籴、均籴、补发上供私籴等各日。名为预买，却不付钱，名为私籴，低价购买。
朝廷如此敲诈勒索，胥吏更是敲骨吸髓，在这种黑暗、腐朽的统治下，社会生产受到极为严重的破坏，众多的百姓倾家荡产，社会矛盾日趋激化，人们疾呼：“打破筒（童贯），泼了菜（蔡京），便是人间好世界。”⑩对赵佶及蔡京等“六贼”深恶痛绝，迫切盼望改变自身悲惨的境地。
注释
①②《宋史》卷四七二《蔡京传》。
③刘时举《续宋编年资政通鉴》卷一六。
④《宋史》卷四七○《朱动传》。
⑤《宋史》卷四七○《王黼传》。
⑥王傅《东都事略》卷一。
⑦《宋史》卷四七○《朱勋传》。
⑧方勺《青溪寇轨·容斋逸史》。
⑨《宋史》卷四六八《杨戬传》附《李彦传》。
⑩《宋史》卷四六八《杨戬传》。
《宋史》卷一七四《食货志·赋税》。
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