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善处大重①、理②任大事、擅宠于万乘之国、必无后患之术：莫若好同之，援贤博施，除怨而无妨害人。能耐③任之，则慎行此道也；能而不耐任，且恐失宠，则莫若早同之，推贤让能，而安随其后。如是，有宠则必荣，失宠则必无罪。是事君者之宝而必无后患之术也。故知者之举事也，满则虑嗛，平则虑险，安则虑危，曲重其豫，犹恐及其祸，是以百举而不陷也。孔子曰：“巧而好度，必节④；勇而好同，必胜；知而好谦，必贤。”此之谓也。
愚者反是：处重擅权，则好专事而妒贤能，抑有功而挤有罪，志骄盈而轻旧怨；以吝啬而不行施道乎上，为重招权于下以妨害人；虽欲无危，得乎哉？是以位尊则必危，任重则必废，擅宠则必辱，可炊而待也，可立而傹⑤也。是何也？则堕⑥之者众而持之者寡矣。
【注释】
①重：权，此指重要的官位。②理：顺。③耐：通“能”，能够。④节：适当、适度的意思。⑤傹：通“竟”，完毕。⑥堕：同“隳”，毁。
【译文】
寻求妥善地身居要位、顺利地担任要职、在万乘大国独自拥有君主的恩宠、绝不会有后患的方法是：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和君主同心协力，引进贤能的人，广泛地施舍，消除对别人的怨恨，不去想办法妨害别人。若是自己的能力能够担负起的职务，那就小心谨慎地奉行这种方法；若是自己的能力不能够胜任职务，而害怕因此而失去君主对自己的宠爱，那就不如及早和君主同心同德，推荐贤能的人，把职务让给他，而自己则心甘情愿地追随在后面。像这样做，拥有了君主的恩宠就必定会荣耀，失去了君主的宠爱也一定没有罪过。这是侍奉君主的法宝，也是决没有后患的方法。所以聪明人办事，圆满时考虑不足，顺利时考虑艰难，安全时考虑危险，周到地从多方面加以防范，仍然怕遭到祸害，所以办了上百件事也不会失误。孔子说：“灵巧而又遵循法度，就一定能做得恰到好处；勇敢而又善于和别人合作，就一定能胜利；聪明而又比较谦虚，就一定会有德才。”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愚蠢的人正好与此相反：他们身居要职、独揽大权的时候，就独断跋扈、嫉贤妒能，压制有功的人，排挤打击有罪过的人，内心骄傲自满，歧视与自己有旧怨的人，吝啬而不施舍，独揽大权，以致妨害了别人。这种人即使希望平安无事，可能吗？所以，他们身居高位却十分危险，职位过重而必定被废，独受宠幸却一定会遭到耻辱，这种情景稍立片刻就可以等到，只要烧一顿饭的工夫就可以了。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毁害他的人多而扶持他的人少。
【原文】
天下之行术，以事君则必通，以为仁①则必圣，立隆而无贰也。然后恭敬以先之，忠信以统之，慎谨以行之，端悫②以守之，顿穷则疾力以申重之。君虽不知，无怨疾之心；功虽甚大，无伐德之色；省求多功，爱敬不倦。如是，则常无不顺矣。以事君则必通，以为仁则必圣，夫之谓天下之行术。
【注释】
①仁：通“人”。②端悫：端正诚实。
【译文】
有一种走遍天下都能行得通的办法，用它来侍奉君主就一定会通达，用它来做人就必定会圣明。确立礼义作为崇高的标准而不动摇，然后用恭敬的态度来引导，以忠信来贯通，小心谨慎地实行，端正诚实地扞卫，即使困厄的时候也尽力反复强调它；君主即使不了解、重用自己，也没有怨恨的心情；功劳即使很大，也没有夸耀的表情；要求少而功劳多，敬爱君主永不厌倦。像这样，那就永远没有不顺利的时候了。用它来侍奉君主就一定会通达，用它来做人就一定会圣明，这就叫做走遍天下都能行得通的办法。
【原文】
少事长，贱事贵，不肖事贤，是天下之通义也。有人也，势不在人上而羞为人下，是奸人之心也。志不免乎奸心，行不免乎奸道，而求有君子、圣人之名，辟①之是犹伏而咶②天，救经而引其足也，说必不行矣，俞③务而俞远。故君子时诎则诎，时伸则伸也。
【注释】
①辟：通“譬”，譬喻。②咶：通“舐”。③俞：通“愈”。
【译文】
年轻的侍奉年长的，卑贱的侍奉高贵的，不贤的侍奉贤能的，这是天下的普遍规律。而有的人，地位不在别人之上，却羞于处在人下，这是奸邪的人的想法。心理上没有除掉邪念，行动上没有离开邪道，却想要求有君子、圣人的名声，就好像是趴在地上去舔天、挽救上吊的人却拉他的脚一样，是一定行不通的，越是用力从事，就离目标越远。所以君子在形势需要自己屈从忍耐时就屈从忍耐，在时势容许自己施展抱负时才施展抱负。
【鉴赏】
本篇取文章开头两字为篇名，与全文内容无关。篇中首先以问答的形式贬损了霸道，赞扬了王道，接着又论述了君主立身处世的原则。
孔子的治国理想是君主实现“仁政”，以仁爱之心来治理天下。这是由于孔子处于春秋时期，当时的社会情况还算比较安定，齐、楚、燕、韩、赵、魏、秦等国相对实力均衡，没有出现什么大的纷争，各国在这种情况下，对周王朝都还存有尊敬之心，礼教还没有彻底败坏。
“霸道”是孟子提出的，意思是用武力来征服天下。这是在春秋战国那个战乱纷纷的年代特有的现象，当时许多大国都欺凌弱小的国家，大国之间又相互阴谋夺得他国的领土，在这样的状况下，只有武力强大的国家才能生存下去，那些弱小的国家甚至后来的周王朝都是在齐、秦、楚等几个大国的欺凌下苟且偷生。
针对于孔子的“仁政”和孟子的“霸道”，荀子提出了自己的“王道”。那么实行“王道”的君主是怎么样的呢？荀子说，他们“致贤而能以救不肖，致强而能以宽弱，战必能殆之而羞与之斗，委然成文以示之天下，而暴国安自化矣。有灾缪者然后诛之。”和孔子一味的“仁”不同，荀子的“王道”首先主张推崇礼仪教化，然后对于那些顽固不化的分子给予严厉打击，甚至可以诛灭。
【精典事例】
管仲辅佐公子纠与小白争位，后来小自得到帝位成为齐桓公，管仲不但没有像召忽那样追随公子纠自杀，反而辅佐齐桓公称霸天下。管仲的这种做法用当时的礼仪标准来讲，是不正确的，孔子却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
公元前685年春，齐君无知到雍林游玩。雍林有人曾怨恨他，偷袭杀死他，向齐国大夫宣告说：“无知杀死襄公自立为君，我已将他处死。请大夫们改立其他公子中该即位的，我惟命是听。”
当初，襄公将鲁桓公灌醉杀死，与鲁夫人通奸，还屡屡杀罚不当，沉迷女色，多次欺侮大臣，他的诸弟都害怕祸患牵连，因此次弟纠逃亡鲁国，他母亲是鲁国之女。管仲、召忽辅佐他。次弟小白逃亡莒国，鲍叔辅佐他。小白母亲是卫国之女，很得齐厘公宠幸。小白从小与大夫高侯交好。雍林人杀死无知后，商议立君之事，高氏、国氏抢先暗中从莒国召回小白。鲁国闻知无知已死，也派兵护送公子纠返齐，并命管仲另带军队遏阻莒国通道，管仲射中小白衣带钩。小白假装死了，管仲派人飞报鲁国。鲁国护送公子纠的部队速度就放慢了，六天才至齐国，而小白已先人齐国，高侯立其为君，就是桓公。
桓公当时被射中衣带钩之后，装死以迷惑管仲，然后藏在温车中飞速行进，也因为有高氏、国氏两大家族为内应，所以能够先人齐国即位，派兵抵御鲁军。秋天，齐兵与鲁兵在乾时作战，鲁兵败逃，齐兵又切断鲁兵的退路。齐国写信给鲁国说：“子纠是我兄弟，不忍亲手杀他，请鲁国将他杀死。召忽、管仲是我仇敌，我要求活着交给我，让我把他们剁成肉酱才甘心。不然，齐兵要围攻鲁国。”鲁人害怕，就在笙渎杀死子纠。召忽自杀而死，管仲则要求囚禁。
桓公即位时，派兵攻鲁，本欲杀死管仲。鲍叔牙说：“我有幸跟从您，您终于成为国君。您的尊贵地位，我已无法再帮助您提高。您如果只想治理齐国，有高侯和我也就够了。您如果想成就霸王之业，没有管夷吾不行。夷吾所居之国，其国必强，不能失去这个人才。”于是桓公听从此言。就假装召回管仲以报仇雪恨，实际是想任他为政。管仲心里明白，所以要求返齐。鲍叔牙迎接管仲，一到齐国境内的堂阜就给管仲除去桎梏，让他斋戒沐浴而见桓公。桓公赏以厚礼任管仲为大夫，主持政务。
什么才是真正的忠心？对君主百依百顺，想方设计地讨好的大臣，一定不是忠心的。反倒是那些与君主常常“作对”的大臣，才真是国家的栋梁。
汉光武帝刘秀任命睢阳县令任延当武威太守。刘秀亲自召见，告诫他说：“好好侍奉长官，不要糟蹋好名声。”任延回答：“我听说忠诚的臣子不随声附和，随声附和的臣子不忠诚。履行正道，奉公守法，是臣子的节操。如果下级对上级的话人云亦云，那不是陛下的福分。陛下说要好好侍奉长官，我不敢奉此诏令。”刘秀感叹地说：“你说得对呀！”
刘秀在军旅中的时间很长，他厌倦了战争，而且知道天下百姓疲惫困乏，渴望放下沉重的负担休养生息。自从陇、蜀平定之后，除非有危险紧急的情况，刘秀不曾再谈论军事。皇太子曾向他请教打仗的事，刘秀说：“从前卫灵公请教战争的事，孔子不肯答复。这不是你应该问的。”邓禹、贾复知道刘秀决定放下武器，用礼乐教化进行统治，不愿功臣们身在洛阳而拥有重兵，于是二人交出军权，潜心研究儒家经典。刘秀也考虑到功臣们今后的去向，想保全他们的爵位和封地，不让他们因为职务而有过失，于是撤销左将军、右将军的官职。耿龠等也交出大将军、将军的印信绶带，全都以侯爵的身份离开朝廷，回到自己的宅第。他们被加以特进之衔，定期参加朝会。
韩歆性格刚直，说话不隐讳，刘秀往往不能容忍。韩歆在刘秀面前有凭有据地说天下将有严重的饥馑荒年出现，并指天划地，言辞非常激烈，因此被免职，回归故里。韩歆走后，刘秀仍然不能消气，又派使者宣读诏书责备他。韩歆和儿子韩婴全都自杀。韩歆平素名气很大，无罪被逼死，令很多人心中不服。刘秀于是追赠财物，并以隆重礼仪安葬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