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既然对现存的社会给予彻底否定的评价，那么他期望生活在怎样的一种社会环境中呢？换句话说，他的理想社会是什么呢？对此，《庄子》中有比较明确的阐述，就是所谓的“至德之世”或者叫做“建德之世”。在“至德之世”里，“民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邻国相望，鸡狗之音相闻，民至老死而不相往来”(《胠箧》)。人们和鸟兽一同居住，和万物相互聚集，不知道有君子和小人的区别；人们都没有知识，本性不会离散；人们都没有欲望，所以都纯真朴实(《马蹄》)；人民只知道耕作却不知道积藏，帮助别人却不求报答，不知道什么是义，也不知道什么是礼，随心所欲地做事，任意而行，却都符合大道，活着能够欢乐，死时可得埋葬(《山木》)。不难看出，庄子所向往的是原始公社式的社会制度，在这样的社会里，没有阶级，没有君子与小人的区分，因而也没有剥削和压迫，人人劳动，自食其力；大家都保存着自然本性，纯朴厚道，乐于助人，虽然很少往来，关系却很融洽；生活安适，心情舒畅；那里也没有仁义礼乐的道德规范，人们完全可以依据自己的心愿行事，自由自在；那里虽然没有后世才出现的先进的生产技术，没有便利的交通工具，没有多余的物资积聚，却因而也没有争夺和为争夺而服务的智慧，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后世社会中充满的卑鄙龌龊行为。对庄子这样在昏乱社会里苦苦挣扎的人们来说，这的确是一个令人憧憬的极乐世界。
怎样实现这种理想呢？庄子认为让人恢复其自然本性，社会就可返回到原始的纯朴状态。要做到这一点，最重要的就是国君要抛弃国家，丢掉世俗事务，与大道“相辅而行”，“与道游于大莫之国”(《山木》)。这实质就是不要国君，如国君不得已要来君临天下的话，那最好的办法就是“无为”；国君“无为”，才能使人民安于自然本性的真情。所以他说：“绝圣弃智，而天下大治。”(《在宥》)综观庄子的社会思想，它带有明显的双重性质。一方面，从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的角度来评价，作为没落贵族的知识分子，他对社会的观察是不全面的，只看到灾难性的一面，否定了社会前进的一面，甚至连人类文明的成果也给予否定，所以他的今不如昔的结论是错误的。但是，从道德的立场来评价，作为当时处在社会下层的一个自食其力的知识分子，他的生活感受又是真实的，具有普遍意义的。他的感情与下层人民有共通之处，他的同情是在人民一边的。因而他对社会的批判具有进步的性质，他对统治者自私、残酷本性的揭露是深刻的，合乎逻辑的。庄子避世的态度从其反抗恶势力的方式来说，是消极的，但它毕竟是一种反抗。从不与统治者同流合污，保持自己纯洁的人格来讲，它又是积极的。他提出的社会理想，一方面有倒退的性质，另一方也蕴含着人民反对剥削、压迫，要求平等、自由的愿望，是同当时存在的不合理社会对立的，对启发人们的平等意识，促使人们的自由理性的觉醒是有意义的。(当然，庄子对平等、自由的本质的理解与今天是很不相同的)庄子对社会的认知和理解，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因此，对庄子的社会理想，全面否定和全面肯定都是不正确的。但我们不能苛求古人，不能要求他们做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无法做到的事，虽然指出他们的局限是必要的，但更重要的是指出他们在历史上做出的别人无法代替的贡献，根据他们的贡献来评价其历史地位。就此而言，庄子对社会的认知仍不乏其启示意义。
通天下一气耳
庄子的社会认知是庄子建构其人生哲学和人生理想的现实基础，但仅仅有此现实基础是不够的。在庄子看来，他那归依自然的人生理想，不过是对作为宇宙总体和宇宙根源的“道”的回归，是对宇宙原则的顺从，是全身心地、彻底地实践“道”的“无己”的境界，因而才是最崇高的人生境界。可见，庄子的人生逍遥思想并非痴人说梦，而是特殊条件下对人生困境(人生局限)的一种自觉和对摆脱这种困境的精神追求的反映，是对人生、社会、自然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问题思索的结晶，是建立在他的自然哲学的基础之上的人生理想。因此，在了悟庄子人生理想和社会认知的同时，我们还应了解作为庄子人生哲学的理论基础的庄子自然哲学的基本内容。
(1)明确自觉的宇宙意识
对宇宙奥秘的思考与探讨，是人类永恒的课题，也是哲学永远叙说不尽的主题。
在中华民族悠久的文明史上，伦理学、政治学、军事学等理论成熟较早，而真正的宇宙哲学意识却远远落后，大概到了战国时期才逐渐成熟起来。这不仅因为作为对人类精神现象的认识的哲学是人类抽象思维高度发展的产物，而且因为中华民族上古时代的哲人、智者往往把精力集中于对社会以及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问题的思考，而不大注意对自然界和自然与人的关系的思考，因而以涵盖对自然、社会、个人以及三者之间关系的认识为对象的理论——哲学，就发展缓慢。直到道家学派出现之后，这种情况才有所改变，而作为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的庄子，对中国宇宙哲学建立有特殊的重要贡献。
庄子是中国历史上最早有明确的宇宙意识的少数哲学家之一。在这些为数不多的哲学家中，庄子是谈论宇宙问题最多，理论内容最为广泛和深刻的一位真正的哲人。“宇宙”的概念并非庄子的创造，甚至也不是庄子首先使用的。与庄子同时而略早的尸子(尸佼)曾说过：“天地四方日宇，往古来今日宙。”(《世说新语·排调》注引)可见，在庄子时代，关于宇宙的概念已经形成并为学者所接受。但是，庄子关于宇宙的理解，同尸子并不完全一样，他说：“有实而无乎处者，宇也；有长而无本剽者，宙也。”(《庚桑楚》)这意思是说“宇”是一种实在，但却没有具体的处所，因为它是所有实在的总和；“宙”是一种长久，但却没有开始和终结，因为它是所有长久的总和。不难看出，庄子对宇宙的理解比尸子要丰富和深刻，如果说尸子对宇宙的理解主要在强调其无限性的话，那么，庄子又意识到宇宙不仅是无限的，也是实在的，他明确地指出了宇宙的实在性和无限性。宇宙的无限性与实在性的统一是其存在的本质特征。尽管庄子没有解决二者之间辩证关系，但对两千多年前的庄子来说，他能意识到宇宙具有无限性和实在性特征，已是非常可贵的了，标志着我国古代哲人宇宙意识的深化和提高，其价值不可低估。庄子对宇宙无限性的论述颇多，如在《秋水》中借北海之神的口说：“天下的水，没有比海再大……它超过江河不知多少倍，但我仍不敢以此自满，因为我知道我在天地之间不过像小石小树在大山上一样，只觉得自己很小很小，又怎么敢有自满的念头呢？”这是海神在和天地(宇宙)相比时产生的一种感觉，在认识论上叫感知。又说：“计算一下四海在天地之间，不是也像小石在大泽中吗？”“称物类的数目叫做‘万’，人类只是万物之中的一种……个人和万物相比，不是像一根毫毛在马体上一样渺小吗？”“天地间的事物，其数量是没有穷尽的，时间是没有止期的。”这是海神用理智推断而得出的天地(宇宙)是无穷的结论，在认识论上叫做理性认识。正因为庄子有如此明确的宇宙意识，他深刻感觉到人生的局限，在《盗跖》中才深有感慨地说：“天地的存在是没有穷尽的，人的死亡是有一定时限的，拿有限的生命寄托在无穷尽的天地之中，和骏马忽地一下跑过缝隙没有什么两样。”所以庄子要企盼摆脱局限，超越有限的困扰，追求精神上的自由境界。他说：“不能使自己的意志畅快，善于保养使自己得以长寿的，都不是通达大道的人。”(《盗跖》)
宇宙是个永恒的存在，在时、空上都体现着无限性；宇宙又是一个真实的存在，它表现为天地万物的存在方式，是天地万物的总体。这里自然有一个问题：宇宙中的万物是彼此没有任何联系的孤立的存在呢？还是这些万物之间有一定的关系，处于一种关系之中呢？换句话说宇宙世界万物是不是有统一性呢？庄子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对此，庄子提出了“通天下一气耳”的命题，就是他对世界统一性问题的理论解释。庄子认为，宇宙间充满着“气”，“气”是构成万物的基始元素。“气”在自己的演化过程中，形成两种性质不同的气：阴气和阳气；阴气和阳气相互作用，产生万物。万物都是处在不停变化之中的气的存在形态，万物的产生不过是气的聚集，万物的死亡不过是气的离散，所以说天下的一切事物只不过是同一的气的不同存在形态罢了。这就是庄子关于世界统一性的基本认识和观点。例如，《知北游》中说：“生是死的连续，死是生的开端，谁能知道它们的头绪呢？人的出生，是由于气的聚集；气聚集起来，就是生命；气的离散，就是死亡。若果死生是同路的伙伴，我还有什么忧患呢？所以万物是同一的。然而，人们往往把自己喜欢的(生)叫做神奇，把自己厌恶的(死)叫做腐朽；腐朽的又变化为神奇的，神奇的又变化为腐朽的，所以说：‘普天下就是一气而已。’圣人所以崇尚同一。”《庄子》中还说：“阴阳者，气之大者也。”(《则阳》)阴、阳二气“交通成和而物生焉。”(《田子方》)“阴、阳二气错乱，天地就会大震，于是就会有雷霆，雨中就会有火发生，就会焚烧大树。”(《外物》)人体生病也是阴、阳二气错乱不和的表现(《大宗师》)。甚至人的喜怒哀乐，也同阴、阳二气有关，“过于欢乐，就会伤害阳气；过于愤怒，就会伤害阴气。阴、阳二气都受到伤害，四季就不能正常运转，寒暑就不能调和，这不会反过来伤害人体吗？”(《在宥》)可见，庄子认为从自然现象到人的生命乃至人的精神现象的存在与变化，都同气的变化有密切联系，都是气的存在形态，也就是说它们都是同一个来源。正是在这种万物同源的宇宙意识理论引导下，才使得庄子在心理上、思想上突破了生死大关，平静地对待生死问题，哀乐不入其心。这正如书中寓言人物子来所说：阴、阳二气对于人来说，无异于父母，它让我接近死亡，而不听从，我就太蛮横了，它有什么罪过呢？(《大宗师》)又说：“谁能懂得生死、存亡是一体的道理，我们就同他做朋友。”因为这种人是“遨游在天地一气之中”的，具有理想人格(自然是庄子的理想人格)的人。
“气”是庄子宇宙哲学体系中一个重要的基本的范畴，它反映了庄子对世界统一性的理解，但还不是庄子哲学中最高的范畴。庄子哲学中最高范畴是继承老子思想而来的作为宇宙根源的“道”。
作为哲学范畴的“道”，并不是庄子的首创，早在春秋时代它就已经普遍为人所接受，如郑国子产说过：“天道远，人道迩。”(《左传·昭公十八年》)齐国晏婴也说过：“天道不滔，不贰其命。”(《左传·昭公二十六年》)孔子也说过：“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论语·季氏》)不过他们所说的“道”是指自然界或社会存在的秩序与原则，并不含有世界根源的意义。作为世界根源的“道”最早是由老子提出并给以深入系统论述的。《老子》一书中，多次对“道”进行了描述，如“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可以为天下母。否不知其名，强字之日道。”(二十五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四十二章)庄子关于“道”的观念就是在接受上述“道”的观念的基础上，经过改造和发展而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