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的悲喜剧
智高才富
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一位有雄才大略的国君为了得到一个人才，不惜发动一场战争。这位战争的发动者就是秦始皇，而值得秦始皇发动战争以求的人物便是韩非。
韩非又被尊称为韩非子，《史记·韩非传》中这样记述韩非其人“韩非者，韩之诸公子也。喜刑名法术之学”。这段文字大体上较准确而明晰地为后人展示了韩非及其学术地位。
韩非是战国时期法家集大成式的着名代表。他虽“为人口吃”，不善言谈，不长道说，但却极会笔撰着文，着述观点鲜明，文章写得洋洋洒洒，感情激越，笔锋犀利。
司马迁说：与韩非同为荀子学生的李斯非常老实地承认“自以为不如非”。李斯其人决非常人也，他曾官拜秦国宰相，智高才富，他“自以为不如非”，不是一般的客套谦逊，李斯的自我评价只能表明韩非卓越的才能及更为深邃的思想。
韩国贵公子
韩非是韩国的一位公子，他的生年已不能详考，因为与秦朝丞相李斯是同学，大约生于公元前280年，死于公元前233年。这是一个血雨腥风的时代，战争为英雄人物施展抱负提供了许多机遇。军事家在战场上驰骋厮杀，斗勇斗智；政治家策划于密室，摇笔弄舌；外交策士穿梭于各国之间，纵横捭阖。
韩非生于贵族世家，政治起点很高。他喜欢研究刑名法术之学，也曾钻研过黄老南面之术，抱负不凡。他曾拜着名儒家大师荀况为师，与后来做了秦王朝丞相的李斯一道学习，相互切磋。但是，他却没有继承荀子的儒家思想传统，而是受到法家的影响，继承研究、综合了法家思想的精华，成为他那个时代法家的杰出代表人物。有人说，“韩非的全部思想理论师承商鞅是十分明显的”，他十分强调治国必须奉法，说：“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
时至韩非青年时代，秦国已相当强大，而韩国已衰弱得一塌糊涂。当时“韩侍秦三十余年，出则为扦敝，入则为席荐”，韩国在强大的秦国面前“与郡县无异也”(《韩非子·存韩》)。
他或者由于和韩王有宗室的关系，或者由于在韩国王宫担任了一定职位，对于韩国的前途非常忧虑。他见韩国不断被削弱，数次书谏韩王，但韩王不能用，于是退而着书。
韩国为什么落到如此地步呢？韩非认为，韩国的失败与衰落源自于内政不修。当时的韩国政治尽为“重人”所把持，所谓“重人”就是那些“无令而擅为，方法以利私，耗国以便家，力能孤愤的人”。而这些“当涂”之人之所以能操纵国家大事，任意胡作非为，是因为他们得到国主君王的宠信。国主君王宠信“当涂”之人，听奸臣之浮说，不权事实，国家势必日益衰微。针对这种情况，韩非子主张为了国家之强大、为了“人主(君王)”的利益，国主君王一定要具有识别忠奸的能力。否则，必不可免地会出现“朋党比周以蔽主”、破坏富国强兵的局面。
在“重人”当道的情势下，是非混淆、黑白颠倒，有功的人不得好报，常常是“无宅容身，身死田夺”；而无功者却得意万千，“择宅而受之，择田而食之”。
韩非以极大的胆略、敏锐的睿智大力倡导法术之学，他说：“不惧乱主闇上之患祸”，目的在于“立法术，设度数，所以利民便众庶之道也”。
但是，胸怀治国雄才大略的韩非在韩国却无用武之地，韩王始终没有采纳韩非的主张与法术。身为王室成员的韩非，在此境遇下，只能徒发“孤愤”“说难”之叹。
退而着书
韩非认为，韩王不能以法治国，不能以权势驾御群臣，不以富国强兵为目的去求人任贤，反而重用那些徒有虚名的人祸害国家。他认为儒士以文乱法，侠者以武犯禁，对国家有害的人反而博得了好的名声，在战场上拼死拼活厮杀的将士没有得到应得的爵禄。所养非所用，所用非所养。为此，他写了《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等文章。
人才争夺战
韩非的着作传到了秦国，秦王赢政读了之后十分赞赏，感叹说：“我要是能见到这个人，和他交个朋友，死而无憾。”正好李斯在他身边，立即回答说：“这是韩非所着。”
秦王立即派兵攻打韩国，战争的唯一要求就是要得到韩非。韩非对于韩国来说是无足轻重的，在大兵压境之下，他便被拱手送给了秦王。
秦王得到了韩非高兴极了。然而渴求得到的东西，一旦真正到了手，就不觉得那么珍贵了。韩非并没有立即得到重用。
韩非之死
李斯与韩非是同学，自认为才能不及韩非，担心自己在秦国的地位受到威胁。姚贾是秦王的宠臣，对于韩非也十分不满。
因为韩非曾直言不讳地批评他不该贿赂燕、赵、吴、楚，浪费国家的财物，并嘲笑他出身卑贱。
李斯、姚贾联合起来，他们在秦王面前诋毁说：“韩非是韩国的公子，现：在大王想吞并诸侯，韩非是要维护韩国的，不会真正帮助秦国，这是人之常情。大王不用韩非，准备把他长期留在秦国，然后让他回去，这是自己为自己留下祸患，不如借故把他杀掉。”
秦王一听，觉得很有道理，就派了一个官吏借故把韩非关进监狱。李斯借此机会，派人给韩非送去了毒药，逼迫其自杀。韩非想见到秦王，当面提出申诉，但由于李斯、姚贾从中作梗，无法实现。等到秦王悔悟不该如此处置韩非时，韩非已经自杀了。
韩非的命运，和商鞅、吴起两个法家先驱人物一样是个悲剧，法术被采用，自身却惨死。
一生总结
作为韩国的公子，韩非在秦国结束了自己的一生。纵观韩非一生，他未握过权柄，没有留下辉煌的政治业绩，以屈辱结束了生命；但另一方面，他为后世留下十余万言的理论思想、治国方略，这些理论思想及治国方略被人认为熠熠闪光、掷地有声。而记载和凝结这些理论思想与治国方略的《韩非子》则被奉为帝王之书。
因为，《韩非子》这部书被秦王读到心里去了。赢政实践了韩非的理论，并将他的“法术势”思想挥洒得淋漓尽致，终于建立了统一的秦王朝，完成了惊天地泣鬼神的宏伟霸业。
韩非是以立言而不朽于历史的！
在他的着作《韩非子》中，春秋以来的法家思想得到了高度融合和创造性发展，《韩非子》是法家思想的里程碑式集大成之作。在这里，韩非展开其天才的思想翅膀，他告诫帝王应该怎样，不该怎样。韩非指出，帝王的各种言行应该围绕一个宗旨，那就是治国安邦平天下，一个国君，大到天子，小到诸侯，根本目的就在于使自己雄踞君王之位，抓紧权柄不动摇，避免身亡国灭，完成不朽霸业。
韩非的法家前辈与学术渊源
韩非之前的法家
成文法的首次公布中国历史的车轮滚动到战国时代，便迅速加快了。这个时代是宗法制崩解的时期。由于生产和交换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井田制和宗法制的崩解使许多贵族地位下降，一部分庶人地位上升，形成了一个新兴的地主阶级。
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家族组织在解体，维持这种家族组织制度的礼制也失去了统摄力量，社会秩序的紊乱需要新的整合理论。从春秋末年开始，不断有恢复秩序的呼声。
先秦诸子中的每一家都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张，各有各的理想制度。法家在这方面的主张非常明确，非常典型。
法家代表新兴地主阶级一部分人的利益，要求建立新的社会秩序，组织新的强有力的政府。他们共同主张以法来统治社会，规范人们的行为，要求人人守法。
在等级森严的阶级社会，要求人人守法，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根本不可能的。这种主张只是新兴地主阶级要求取消氏族贵族政治的一种策略。一旦新兴地主阶级掌握了政权，变成了特权阶级，便对遵法守法的观念表示出冷漠态度。
法家代表人物要求以法治国，这是对旧贵族特权的否定，因而侵犯了旧的贵族，受到了报复性的迫害。法家代表人物的命运大都是悲惨的。这是不足为奇的。
法家的产生应该上溯到郑国子产执政时期，因为这时的郑国铸了《刑书》。晋国的叔向知道了这件事，立即致书表示反对。
叔向认为，将成文法的条文公：布出来，将会引起诸多争端。叔向不懂得，新的刑书的公布正是为了解决新的社会争端，旧的礼制已经无法解决新的社会矛盾。因而子产复信说，铸《刑书》是为了救世，有不得已的苦衷。公布成文法，可能引起争端，但争端本身是客观存在的，即使不铸《刑书》，也会产生争端。
郑国《刑书》的内容已不能详考，但可以肯定，它是为稳定新的社会秩序而制订的。
历史的发展总是按照它自己的规律前进的。仅仅过了二三十年，晋国也铸了刑鼎，公布了成文法。
铸刑鼎与公布刑书，标志着统治阶级采用了新的统治工具。新的统治方法体现了社会的变革。社会有了变革，产生了新的法制。有了新的法制，便有了论证法制合理的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
法家的始祖李悝法家的始祖是李悝。章太炎、郭沫若等人认为李悝即李克。李悝曾任魏文侯相，主持魏国的变法，经济上推行“尽地力”和“善平籴”的政策，鼓励农民精耕细作，增加产量；主张国家在丰年应平价多购粮食，在灾年以平价售出，稳定粮价。在政治上，李悝主张实行法治，废除维护贵族特权的世卿世禄制度，奖励那些为国家做出巨大贡献的人。经过变法改革，魏国成为战国初期强国之一。
李悝之所以应当是法家的始祖，是因为他是我国第一部比较完善的法典的编纂者。也正因为此，《汉书·艺文志》把“《李子》三十二篇”列为法家之首。可惜李悝的32篇文章已经亡佚，只有关于刑律和农政两项内容在别的文献里保存了一些梗概。
李悝编纂的《法经》的原文已不能详考，但是它的影响是很大的、《晋书·刑法志》说：“秦汉旧律，其文起自魏文侯师李悝。李悝撰次诸国法，着《法经》。以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故其律始于盗、贼。盗、贼须劾捕，故着网、捕二篇。其轻狡越城、博戏、借假不廉、淫侈逾制，以为杂律一篇。又以其律具其加减。是放所着六篇而已。然皆罪名之制也。商君受之相秦。汉承秦制，萧何定律，除参夷连坐之罪，增部主见知之条，益事律兴、厩、户三篇，合为九篇。”这是说，李悝的《法经》是综合当时各国法律条文而成的，是对成文法的一次经验总结；而后世的商君法、秦律、汉律都滥觞于李悝的《法经》。
综合文献资料，大体可以弄清，李悝《法经》六篇的次序是：《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法》、《具法》。商鞅在秦国推行时，只是改“法”字为“律”字，变为《盗律》、《贼律》、《囚律》、《捕律》、《杂律》、《具律》。汉承秦制，萧何定律，在原来六篇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三篇。魏、晋以后的法典也都是在汉律的基础上加以增损而已。所以，秦汉以后的刑律大抵是祖述李悝的《法经》。
可惜的是，司马迁的《史记》没有为李悝立传，他的思想渊源和生活经历，我们不能详细了解了。
吴起变法吴起是一位政治家，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家。在先秦文献中，谈及军事时通常以孙、吴对举，而言变法时则是以商鞅、吴起对举的。吴起从政的时间略迟于李悝。他曾经师事过曾申，也师事过子夏，显然受过初期儒家思想的陶冶。他曾效力于魏文侯和魏武侯，善于治兵，率军为魏守西河，使秦兵不敢东犯。后来由于王错向武侯进了谗言，吴起被迫逃到楚国。
在楚国，吴起得到了楚悼王的重用，以令尹的身份辅助楚悼王进行变法改革。
可惜，改革仅仅进行了一年，楚悼王就死了。改革损害了楚国旧贵族的利益，引起了他们的仇恨。楚悼王一死，疯狂的报复就加在吴起身上。吴起被射杀在悼王的尸体旁边，楚国的变法改革半途而废。
作为杰出的军事家，吴起最先在魏国建立了常备兵役制，“将三军，使士卒乐死，敌国不敢谋”，在战争中经常取得胜利。
司马迁的《史记》，把孙子和吴起列在同一传中，可见其影响同等重要，军事才能同样的杰出。
吴起虽然离开了魏国，死在楚国，但他对魏国的影响仍然存在。魏惠王时，公叔痤为将，与韩起战于浍北。
公叔痤获胜，惠王郊迎，赏田百万。公叔痤不敢接受，他说，使士卒在战场上冲锋陷阵，勇敢杀敌的是吴起。于此可见吴起对魏国的军事影响。
《汉书·刑法志》说：“齐闵以技击强，魏惠以武卒奋，秦昭以锐士胜。世方争于功利，而驰说者以孙、吴为宗。”从这段文字看，齐的技击创始于孙膑，魏的武卒创始于吴起，孙、吴因此而齐名。吴起的兵书有48篇，《汉书·艺文志》归其为“兵权谋”类，可惜已经失传，现存《吴子》6篇，乃是伪托。他的兵法自然无从详知了。
吴起的贡献不仅仅在军事方面，他在楚国的短暂时期便是以纯粹政治家的姿态出现的。但他在楚国进行了哪些变革，详细的情形已无从知道。
从《史记》、《战国策》、《吕览》等书中所保留的一些资料看，吴起在楚国推行的变法改革，与商鞅后来在秦国的变法基本一致，就是扶助公室，与旧贵族斗争，抚养战斗之士。所以，吴起应当列入法家。
吴起的不幸是楚悼王死得太早。假若悼王迟死，让他至少有十年的执政期，也许商鞅就不那么有名了。战国的局势本来就是秦楚争霸，一旦楚国变法取得成功，统一中国的主动权也许就落人楚王手中。
商鞅的法商鞅是李悝的学生，魏国的贵族。商鞅以天下为己任，在魏国不受重视，便跑到了秦国。初见秦孝公，他说以“帝王之道”，未能投合。继说以“霸道”，再说以“强国之术”，而后孝公大悦，遂委以重任。
比起吴起来，商鞅是幸运的，秦孝公成为他的坚强支持者，信而不疑，所以取得了变法的巨大成功。
《史记》说，变法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
商鞅变法的详细情形现在已不能完全了解。综合各方面的资料，大致有如下内容：打破了以血缘为基础的宗法组织，以地域划分什伍组织，使其互相监督，互相控制；注重军功，爵赏有军功者，重罚私斗者；重农抑商，以免去徭役鼓励增加农业生产，以罚作奴隶来限制工商活动；民有二男，成年之后必须分家，否则加倍收赋；规定宗室必须建立军功，否则会被开除宗族属籍，有功者可以荣华富贵，无功者虽富而不可以荣华；废井田，开阡陌。
无论从当时的生产发展来看，还是从人类社会发展历程来看，这次变法都是符合历史发展方向的。只有那些怀恋过去，站在旧贵族立场上的人才对变法持敌视态度。秦孝公一死，商鞅便被车裂而死。吴起和商鞅都是因变法而死，但不同的是，吴起在楚国的变法只进行了一年，而商鞅的变法进行了近二十年。吴起一死，楚国的变法随之失败；而商鞅虽然死了，变法却取得了成功。
商君的变法自然不是完美无缺的。有人批评他以酷刑等高压手段制造恐怖，有的人批评他单用法而不用术。
从这些批评看，商鞅是一个纯粹的法家。纯粹的法家以富国强兵为目标，主张秉公执法，一切以法为权衡尺度，不许任何人超越法的范围，凌驾于法律之上，“法不阿贵”。
申不害的术申不害与商鞅同时，比商鞅晚死一年。《史记·老庄申韩列传》说，申不害原是郑国的贱臣，后因得到韩昭侯的信任，用为相，内修政教，外应诸侯15年，国治兵强。申不害在世时，没有人敢于发动对韩国的战争。又说：“申子之学，本于黄老，而主刑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