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元老贵族之外，大批罗马和意大利公民也分享了由于罗马君临文明世界而得来的财利。因此，在罗马和意大利兴起了一个人数众多而势力强大的骑士阶级。这个阶级的前身是服骑兵义务的阶富，到公元前3世纪百人队已丧失了自己的军事性质，凡具有四十万小银币以上的人，皆属于这个阶级。在扩张领土的战争中，他们以粮食、衣物和武器供应军队，伺时从国家、将军、军吏和士卒手中收购战利品，当战争结束后，他们就把赚来的钱借给罗马的盟友。他们还凭借罗马的政治和军事势力，迁居各行省，充当放债者、商人，城市中的房东和店主等。
以上这些发战争财的暴发户，都想寻找一种尽可能安全的投资方法来投下手中的巨额财富。根据当时社会环境，最安全的投资莫过于置办田产，其次才是放债和投资子意大利商业。
这些新旧贵族，大多是在东方行省发财致富的，他们十分熟悉希腊的经营方式和制度，他们在向罗马移殖这种经营方式和制度时，首先移殖到农业，其次移殖到手工业。与此同时，大量奴隶也从地中海沿岸地区流人意大利。例如，公元前177年，罗马在埃比拉斯获得十五万奴隶，公元前146年，又把五万迪太基人掳为奴隶。这样就为集约化和专业化的农业经营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尤其是从希腊和小亚流人意大利的奴隶，有很多人是熟悉农业科学的农工。于是，在公元前2世纪，意大利便开始了希腊式的科学经营农业的时代。与之相适应，拉蒂芬丁式的奴隶制大地产也迅速发展起来，并很快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土地经营形式。
拉蒂芬丁奴隶制大地产为封建因素的产生准备了物质条件。由于比较便宜的奴隶劳动排挤了小生产者的自由劳动，所以导致了自由农民的破产。破产农民一部分涌进城市，变成流氓无产者；另一部分，或因欠债而无法脱身，或因留恋故土而不愿离去，便在邻近奴隶制大地产上租种小块土地，而且奴隶主也欢迎本地破产自由农民租佃自己的土地，“因为他们从摇篮时代就在这里，好象生长在自己父亲地产上一样，因而比较坚定不变。”这样，他们就变成了自由租佃者。这种租佃者叫隶农。隶农的出现，标志着罗马封建因素的产生。
隶农制是一个比较有伸缩性的剥削方式。首先，它使奴隶主的经济问题简单化了它把劳动力的再生产和技术发展过程转移到农民经济的范围之中。其次，它一方面削弱了奴隶主的专横，另一方面又加强了隶农在土地关系上和在政治上对奴隶主的依附性。因而，它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发展，提高了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
公元3世纪，罗马奴隶制进入危机时期，这进一步加强了农业经济的地位。
安东尼王朝最后一个皇帝康茂德（公元180—192年）被杀以后，帝国内部各军事将领之间暴发了争夺帝位的内战。自此以后，帝国出现政治危机。特别是在公元253—268年，各地割据称帝者，先后达三十余人，史称“三十僭主”。政治上的混乱达到极点。
在政治危机发生的同时，经济危机也随之出现，这主要表现在工商业城市日益萧条上。
帝国初期，大多数工商业城市是自治城市，国家政府一般不干预工商业。到公元3世纪政治危机出现之后，帝国政府大幅度地增加新税，变本加厉地盘剥工商业城市。在众多赋税中，金银税（以交金银而不交实物而得名）对城市影响最大。由于工资低微，加之荷捐杂税沉重，大批雇佣工人放弃自己的职业而逃到农村去，甚至逃到边疆地区的蛮族人那里去。
不仅城市平民纷纷逃离城市，就是那些城市中等阶层也不堪赋税的负担而逃之天天。在帝国盛世时，有势力的公民曾争先恐后地竞争市政官位。他们依恃自己的巨量资财来维持官位的支出。法律虽然规定在中央政府向城市征收税款时，如有不足，他们应负责交足，但他们并不因此括足不前。他们觉得官位给他们带来的誉荣足以补偿他们的财产损失。到公元3世纪情况却迥然不同了。由于市政建设使城市负债累累，政府赋税又多如牛毛，城市无力承受。市政官员不愿用自己的财产去抵债和纳税，更不愿受政府的惩罚，于是也和城市乎民一样，弃城而逃。撒勒维安在他的《论神的统治》一书中有精彩的描述：“在这里面，穷人遭到搜刮，寡妇在呻吟，孤儿被蹂躏，以致他们当中有许多出身名门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也逃到敌人那里去……因为他们宁取在奴役的外表下过自由人的生活，而不愿在自由的外表下过俘虏的生活。”（1）既然城市平民和中等阶层都逃离了城市，那么城市工商业也自然“气息奄奄，朝不保夕”，日益萧条了。政府这时又乘人之危，占取城市的公地，售给附近的土地主。土地主的后裔就成了这些城市和周围上地的主人。自此，经济重心逐渐由城市转向农村。这预示着封建时代即将来临。
日耳曼人是蛮族的一支劲族，是摧毁西罗马帝国的主要力量。日耳曼人生活在北欧寒冷地区，这种气候有利于人体健康和人口增殖。（2）为了解决人口过剩问题，日耳曼人经常把人口分成三部分，每部分中的贵族和平民一样多，然后抽签决定留去。抽到离去的那三分之一人口便到远方去寻找新的生活区。（3）早在2世纪。哥特人就是这样从北欧来到黑海北岸的。公元375年，匈奴人一声震天的长鞭，打垮了东哥特联盟，吓跑了西哥特人，从而揭开了蛮族入侵的序幕。日耳曼其他部族，蜂涌而来，与帝国内的奴隶和隶农革命运动相配合，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摧毁了西罗马帝国，并建立了若千个蛮族王国从而改变了西欧的政治面貌。自此。西欧进入了封建主义时代。
日耳曼人剥夺罗马三分之二的土地，然后在日耳曼人内部进行分配。国王占有大片土地，把一部分土地封赐给亲兵贵族，把绝大部分土地分给马克尔公社。日耳曼人民在民族大迁徙前还处在原始社会的解体阶段，他们占领西欧地区之后，并未克服较原始的经济文明形式。他们不信任围有城垣的罗马城市，在他们看来，城垣的圈围，似乎是扑人的罗网，是埋活人的坟墓。他宁可生活在乡村，也不愿居住在城市里。这势必加速了罗马工商业城市的衰落，使自然经济的趋势进一步加强。
我们从中世纪早期编纂的蛮族法典中可以窥见那个时代的社会经济状况。例如《萨利克法典》，反映了5世纪至8世纪的法兰克人都是务农的，农业经济是主要的经济部门。畜牧业，特别是养猪业很发达，在社会经济中也占重要地位。法典中没有谈及城市和商业。对乡村中的手工业也谈得极少。当然，自然经济并不排除商品经济，在中世纪早期，商业活动并未终止，某些工商业城市依然存在。正如马基雅维里所记载的：“意大利许多城市毁灭了，许多城市兴起或扩大了。毁灭的有阿奎莱雅、卢尼、基乌西、波波洛尼亚、菲埃索来以及其他许多城市；新兴的有威尼斯、锡耶纳、费拉拉、阿奎拉以及许许多多其他城镇和要塞……扩大了的城市有佛仰伦萨、热那亚、比萨、米兰、那不勒斯和波罗尼亚。”不过，这些工商业城市与占绝对统治地位的乡村自然经济相比较显得十分微弱，仅是自然经济的补充成分。
公元11世纪，西欧出现兴建工商业城市的运动，乡村自然经济的闭塞状态被打破了。自此，在大封建领地上形成两个经济中心，一个是以自然经济为主体的封建庄园，另一个是以商品经济为主体的工商业城市。但二者相比较，乡村的自然经济仍占统治地位，并给工商业城市以巨大影响，使其带有农业经济的特色。如果与近代城市相比，这些工商业城市基本上是农村城市。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半工商半农牧是中世纪城市最突出的特征。一般市民，既从事工商业，又兼营小块土地和饲养牛、羊、猪之类，城市为之提供牧场。市民住宅四周有花园和菜园。工商业者消费品的很大部分都由自己满足。根据科耳切斯特1301年的税单所示，农产品占工商业者动产总值的四分之一。伦敦在13世纪，司法部门和大学的假期从七月到十月，这主要是为了给司法人员和教师提供在田野上劳动的机会。农业虽然只作为市民的副业，但对城市各方面的影响是很深刻的，甚至连街道的名称都打上农业的烙印。例如在爱丁堡有“母牛街”在斯特拉斯堡有“公牛街”。其二，城市手工业的门类大都与农业有密切关系。例如英国科耳切斯特城的皮革业，毛纺织业和铁匠业是最典型的手工业部门，它们与农业息息相关，因为皮革和毛纺织业的原料全赖农村供应，而铁匠生产的产品又靠农村市场销售。
总之，从11世纪至14世纪，重农主义依然是西欧封建经济的主要特色。
（第二节）奴隶制时代的基督教文化与教育
基督教的教育是随着基督教文化的产生而兴起的。基督教文化的特征规定了基督教教育的性质。基督教文化的发展历程给基督教教育打上了时代和阶级的烙印。
一、神秘主义与基督教成年教育
基督教会建立之初，是一种秘密的宗教社团。由于受到罗马政府的镇压，基督教徒不得不进行地下宗教活动。这时的教会组织极其简单。没有职业性的传道人，任何男女教徒都在狂热的宗教集会上，任意说呓语。宗教仪式之后，共同用膳，表明信众在基督里合成一体。
有少数类似圣彼得和圣保罗的游行传道人被称为“使徒”，周游各城市，进行布道活动，传播所谓上帝的天启。这种布道活动就是基督教最早的教育形式。这些凭借上帝的权威到处游说的使徒或先知们，没有固定的课堂，哪里能召集起人群，他们就在哪里宣讲。有时在某教徒的家里，有时在街头巷尾，有时甚至跑到墓穴里进行这种神秘的教学活动。这种教学活动，任何人都可以主持讲授，随意性很大。
公元2世纪，基督教会的组织基本定型，教徒的宗教活动趋于正规，并有固定的地点——教堂。基督教堂为了培养教徒的宗教意识和提高教徒的举行宗教仪式的质量，便对新教徒进行一定的宗教教育。这样就在公元2世纪产生了基督教最早的学校。凡申请入教的成年人，在接受洗礼之前，都要进行宗教启蒙教育。课程内容包括教堂史、教义和仪式练习。教师在教徒大会上指定。在教师的指导下预备教徒学习两年或更长的时间。在学习期间，学员可以参加礼拜仪式的实习活动。学习结束后，要经过严格的考核，方能受洗，并在教堂登记册上书写自己的名字，成为一名正式的基督教徒。这种教育带有浓厚的祭仪宗教的神秘主义的特色。
二、信仰主义与基督教的早期教育
基督教要保持和扩大自己的生存空间，除了要与罗马政府进行政治斗争外，而且还要与犹太教、罗马人的宗教进行竞争。这样就必须提高自己信仰的战斗性。基督教教义学校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建立的。一般认为，第一个教义学校是由潘塔诺斯于公元179年在亚历山大里亚建立的。他的学生克莱门特在他于189年退休后继任该校领导。由于二者都是柏拉图主义的崇拜者，所以使这所学校带有明显的柏拉图主义色彩。耶稣、上帝、信仰、赎罪、人性等等都依照柏拉图的唯心主义的理念加以解释。柏拉图主义就这样进入了基督教。公元202年，克莱门特退休。他的学生奥里根主持这所学校的工作。这时，这所学校在罗马帝国已享有盛名，来自各地的男女青年云集于此。为了满足青年人对基督教信仰的需要，学校开设了除伊壁鸠鲁唯物主义以外的整个希腊哲学的课程，包括形而上学、伦理学、逻辑、物理学。此外还开设了几何、天文、解剖学、神学、教义说和教堂礼拜式的解释等课程。教义学校开设的最高级课程是《圣经》注释。这所教义学校成为基督教学者们的主要学习中心和其他教义学校的样板。
加强对女子的教育是基督教扩大信仰的一个重要方面。早期基督教在男女的教育和地位上是无区别的。在耶稣的追随者中就有男有女。由于基督教实行男女平等政策，所以早期教会的初等学校一视同仁地招收男女儿童。但随着教会的发展，教会就限定宗教活动只能由男子来主持，妇女开始失去与男子平等的地位。女孩子也不能与男孩子一样接受同等教育，而只能依靠来自母亲的家庭教育。然而，这并未降低对女子教育的要求。基督教会认为，应当教育所有的姑娘们严格地献身于基督教理想，禁绝她们的一切自由和压制她们的自我表现。一个未婚少女任何时候都要有一位成年女子陪伴着。她们不能有男同伴，不能使用化妆品或用其他方法使自己的身体富于吸引力，要教会她们谦虚和有信仰，不允许她们沐浴，基督教会担心年轻姑娘沐浴时看到自己的裸体会变得自负而充满肉欲。只有婚后，在丈夫的监护下，她们的沐浴才是无害的。少女的教育应包括学习手工、道德和《圣经》。她们应当记忆赞美童贞与母爱的圣诗和格言。音乐教育也应局限在圣诗和赞美诗的范围之内。
罗马帝国政府的迫害，随时都会降临到每个基督徒身上。基督教会教诲信徒们，要重视自己的灵魂而轻视自己的肉体，当迫害到来时，能够为信仰而平静地愉快地去迎接死亡。为此，教会在许多教堂里创办了殉道学校。这种学校教导教徒们在被扑之后如何回答地方官的审问，如何忍受鞭答的痛苦，如何在火刑场上和角斗场上迎接死亡。学校还向教徒们提供一些小册子，教导人们为应付各种艰难环境而所做的准备，这些准备包括增强身体的锻炼和使信徒的注意力由身体转向灵魂。通过训练，使信徒在精神上能够做到愉快地接受迫害，并把它作为一个考验信仰和接受永久性赎罪的机会。如果一个教徒在受迫害时放弃了信仰或者哭叫，或露出恐惧的表情，那就是对基督的极大玷污。
三、神本主义与教区学校
神本主义的一个最重要的内容就是神权高于世俗政权。基督教会是神的家，是天国或千年王国在地上的象征。教会不仅要牢牢地掌握住平民百姓和一切统治者灵魂升天的钥匙，而且还应控制乃至直接掌握世俗政治权力。基督教会基于这种神本主义的政治思想，从它一产生到西罗马帝国灭亡，它都始终如一地学习罗马帝国的行政管理，来建立自己的各级教会组织。教会各级组织的建立是经历很长一段时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