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雅典工商业特别发达，所以工商奴隶主阶级一直充当领袖。斗争的胜利成就了工商奴隶主阶级，使他们掌握了国家政权，并逐步建立起奴隶主阶级的民主政治。
雅典的重商主义和民主主义极大地影响了雅典的教育事业。教育要适应城邦的经济和政治的需要，不仅要把公民子弟训练成身强体壮的军人，而且要把他们培养成能言善辩的政治家和知识丰富而又善于交往的商人。这种情况就决定了雅典的教育是一种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和谐教育。这种教育不仅内容充实，而且方法灵活。雅典一般实行国家和私人共同办教育，并以私人为主的民主办学方针。从公元前6世纪梭伦改革开始，雅典教育成为社会生活的一部分。梭伦在他编辑的雅典法规中有关教育的部分是：（1）国家有权给那些在战争中死亡者的子女付学费；（2）双亲要照管子女学习读、写和游泳；（3）指定学校视导员。此外，对学校规模，开学和放假时间，谁应入学和如何入学，教员的委派和责任，在学校期间儿童与成人的交往，以及如何进入公共体育馆等，都作出了明确规定。
雅典有雄厚的资金向教育投资，一般公民生活安定和宽裕，有能力和条件培养子女，特别是那些想让自己的子女在商业上有所作为、或在政治上有所造就的家长们，是乐于对子女的教育进行智力投资的。因而，重商主义和民主主义使雅典的教育事业兴旺发达起来。
2.自然主义、理性主义与雅典的教育
雅典教育是按照学生年龄的自然顺序来设置初级、中级和高级学校的，从而体现了自然主义的教育特色。雅典教育又遵循其教育方针，在各类学校的课程设置中，把文化课放置在重要地位。从而体现了雅典教育的理性主义特色。
雅典与斯巴达相类似，儿童出生后，受到严格挑选。七岁前，男孩由父母在家抚养。从七岁开始，他们便同时进入私立文法学校和音乐学校学习。他们仍在家居住，并交纳学费。
每个教师都自立于社会，想方设法招收学生。家长则选择那些有声望的教师向自己的孩子授教。儿童在日出时由教师陪同离家去学校，日落时再由教师陪同回家。
文法学校没有固定的课程，一般只学些读、写、算的初步知识。学到一定时间，学生可阅读荷马史诗和伊索寓言。学生一般在蜡板或羊皮纸上练习写字。算术练习是在老师的指导下，学生用手指或小石子计算。
音乐学校主要是教授学生弹奏乐器和演唱宗教、抒情诗歌。目的在于发展儿童的旋律和韵律感，一方面有利于陶冶学生的性格和道德品质，另方面准备学生参加雅典人在历书中安排的各种国家和宗教的盛典。
十二至十三岁的少年，一边继续在文法和音乐学校里学习，一边在高一级的体操学校进行体育训练。训练的内容是赛跑、跳跃、角力、掷铁饼、投标枪（统称五项竞技）和舞蹈等。通过体操训练，一是要增强学生的体质和提高学生的技巧技能，达到身体健美；二是要磨励学生坚韧不拔的意志。由于在体操训练时都伴以琴弦器乐的吹奏，所以，体操学校的体育活动能与文法和音乐学校的教学活动有机地结合起来。为了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体操学校还经常邀请有权威的国家官吏和德高望众的公民主持体育活动或与学生谈话。
学生到十五至十六岁，一般公民的子弟就停学而步入社会，而显贵子弟可进入国家主办的体育馆继续深造。在这里，体育作为主要的教学内容，并有专门的体育教师进行指导。五项竞技仍为主要的训练项目，并外加骑马和驾车。文化知识的学习也占有重要地位。这时开设了文法学、修辞学和哲学三门学科，即所谓的“三艺”，主要是训练学生的雄辩和演说的才能。体育馆还对学生进行歌唱、演奏、舞蹈和各种文艺训练，并组织学生参加宗教仪式和国家重要的庆典活动。体育馆对学生也进行法律和社会生活准则的教育。任课教师大多是由在文法学、修辞学、哲学和体育方面有较高造诣的人担任。
十八岁的青年，可以自愿进入青年军事训练团接受军事训练。这种军事训练团实际上是国家兵营。人军事训练团的第一年，学生以士兵身份戍守城市，第二年便到边防守卫。在此期间，学生要学习航海，也学习一些政治和法律方面的知识。直到二十岁之后，学生才能通过一定的仪式获得公民的称号，有资格跻身于国家官吏的行列。
雅典教育与斯巴达教育相比，除了重视智育之外，还有一个特征，即忽视女子教育。雅典尽管推行奴隶主民主政治，然而女子的社会地位却很低，她们不仅不享受公民权，而且也被剥夺了受正规学校教育的权利。女子七岁后仍留在家中，在母亲的指导下学习纺织、缝纫、刺绣等方面的技巧。
虽然如此，但从总体上看，雅典的全面发展的和谐教育，比之单纯军事训练而忽视智力培养的斯巴达教育，还是进步的，而且，它对希腊地区的教育和后世的资产阶级教育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3.人本主义与智者学派的教育
希波战争之后，希腊人在理智上和精神上获得了气势磅礴和蓬勃向上的发展，科学文化挣脱了过去孤斋独树、闭关自守的学派枷锁，走上了轰轰烈烈的社会舞台。从而推进了希腊科学文化的进一步发展。
随着科学文化的发展，希腊人已成熟起来，并进入了成年时期。这时他们的务实精神更为突出，极其需要科学来解答现实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在这种大气候之下，出现了种种理智力量的火热竞争，而在这种竞争中有一种思想得到普遍承认：在各行各业中。有知识的人最有能力，最有价值，最能获得成功。于是，从上到下，人们都怀着饥渴的心情和炽热的欲望，想把文化科学知识据为己有。特别是在当时，对于一个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人来说，家庭出身、文化习俗、个人品格的优越等，已不如前实用了。民主政治生活要求人们有较高的智力水平和理论修养。这种新的文化趋势。没有一个地方象雅典那样蓬勃发展；而且在雅典，那富丽堂皇、宏伟壮观的文化设施（例如园型剧场）、那丰富多彩、喜闻乐见的、有相当群众基础的文化娱乐活动（例如享受津贴补助的戏剧活动），以及那形式多样，以智育为主、日益繁荣的教育，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这些求知的欲望。
需求招徐供应。希腊世界各地的学者，即智者都云集雅典。智者，原意为“哲人”或“智慧的人”，是公元前5世纪出现的希腊职业教师，并形成智者学派。
智者学派在雅典这类民主制城邦最有用武之地。因为民主政体首先要求政治家们有作公开演讲的能力；那些立志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青年人，为参加政治生活做准备特别需要智者们的教诲。对于一般公民，也有掌握辩术的必要经。这主要是出于打官司的需要。当时雅典实行民主政治，起诉者与被告，都是亲自出席法庭，而不是由职业律师出庭。这样，胜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演说时能打动听众的技巧。这种在法庭上能获胜的演说技巧，可以从智者那里学到。与此同时，智者们的教诲也越来越集中在这个目的上。因此，学者成为辩术教师。
智者们广收门徒，向青年学生讲授雄辩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创立并系统地传授文法学、修辞学和哲学，从而奠定了“三艺”。他们除了向学生讲授“三艺”之外，还向学生传授天文、地理和自然科学诸科知识。他们的教学方法主要是演讲和练习，即演说和辩论的练习。
他们的教育思想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一个人要达到智慧、勇敢、辩才和道德完善的境地，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个是天禀，另一个是孜孜不倦地学习；二是任何人要想获得成功，必须从幼年开始刻苦练习，并持之以恒；三是道德的修养需要一个长时间的练习，人们应摒绝一切不良事物的影响，并进行坚韧不拔地努力奋斗，四是学到本领后，必须为正义事业效力，否则，功夫越深，人变得越坏。
智者学派开拓了一个新时代。“从前在科学的眼前总浮现着自然知识这个目标，但是在上述情况下他们看不到这个目标了。他们最多不过以尽可能文雅、尽可能令人喜悦的形式表达出转手的学说。而他们自己的研究，如果不拘泥于成规，就必然指向人的思维和意志（在公开演讲中必须决定和控制的正是此种思维活动和意志活动），也必然指向他们彼此争论、彼此坚持自身权利的态度上。就这样，希腊科学从木质上说，走上了人类学的道路，或者走上了主体性的道路：研究人们的内心活动，研究人们的观念力和意志力”等。
然而，当智者学派的活动面临人类思维和意志的多面性时，当辩术教师提出说服术，寻求着每种意见都可能借以取胜，每个目的都可能借以取得成就的道路时，在他们面前便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在每个人的内心里都有自认为是必然的、能防御别人的个人意见和目的，除了这些个人的意见和目的以外，是否还存在任何本身正确和真实的东西？
因此，当智者学派不断完善着他们必须讲授的表达、证明、反驳等形式的技巧时，人的观念和目的的相对性就以如此压倒一切的优势清楚地呈现在他们的意识里，以致他们否认了在理论领域以及在实践领域里存在具有普遍性意义的真理，从而使他们陷入了怀疑论。例如，他们的“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一人本主义哲学命题，被人理解为指的是每个人都是万物的尺度，于是当人们意见分歧时，就没有可依据的客观真理来判定哪个对，哪个不对了。可见，这一哲学命题在本质上是怀疑主义的。
如果说智者学派这种人本主义的怀疑论在早期还是个“真正的科学理论”，对推动雅典文化和教育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但到后来，这种理论就变成智者学派的一种轻佻的游戏。这时，智者学派洋洋自得于诡计多端的狡辩，使自己成为肆无忌惮的、破坏公共生活秩序的不良倾向的喉舌。因而，这部分人就变成了诡辩派。
蜕变为诡辩派的智者们，他们的主要技艺之一就是用前人公认为正确的观念来使人迷惑，并使人陷入矛盾。当受骗者受到迷惑时，如有可能就利用逻辑的结论，真实的或捏造的，来逼着他们得出非常谎谬的答案。这种方法决不是什么纯逻辑，而是彻底的诡辩。在此，有趣的是怪题。例如，“你停止打你的父亲了吗？”“你脱掉你的角吗？”“加上哪一颗谷粒就成为一堆谷粒？”“哪一根头发掉了就是秃子？”由此足见智者学派后期的堕落。
4.理性主义与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教育
苏格拉底（公元前470—399年）生在雅典，年轻时期，他和其他雅典青年一样接受了初等教育，后来他又精通了高级数学和天文学，并成为一个杰出的运动员和城市军队成员。他还擅长雕刻艺术。时间不久，他就放弃了所有职业，专心致力于教育事业，成为一位著名的教育家。
他从事教育的出发点就是要把雅典青年都培养成好公民。他认为，要完成这一教育使命，就必须有一个好的社会环境；教育的好坏直接关系着国家的命运，如果教育成功了，国家就会强盛，反之，国家就会削弱。这样，他就把育人与国家的兴衰联系在一起。
他以伦理的理性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他极力反对智者学派的极端个人主义的教育观和道德观。他认为，思考是道德的关键。假如一个人能思考得很清楚，同时在事情没完了之前一直在思考，那么，他就能发现道德，这道德不仅适用于自己，而且也适用于同一条件下的其他人。人类的头脑是通往真理的大门，对它的训练，要用清晰的、准确的、无偏见的思想方法。这种训练是社会最主要的工作。要完成这一工作，就需要教育工作去训练人们进行清晰思考，使人们知道什么是好的，并主动去做好事。一句话，教育使人善良。因为教师是从事教育工作的，所以，他把教师放在建立美好社会的中心地位。
在他教学的课程表上，伦理学被放在最重要的地位。他正是从伦理的理性主义出发，才大胆地提出：“能思维的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一哲学命题，对智者学派的“人是万物的尺度”的哲学命题给以矫正和补充。
他还认为，知识的本质存在干概念思维之中。这样他就把知识与道德等同起来，认为道德就是知识，道德由教育而来，德育与智育在教育的实践中合二为一。他这种教育思想仍带有奴隶主阶级的偏见。在他看来，只有奴隶主贵族才有美德，才配受教育。这样，他就把教育视为培养奴隶主贵族统治人才的工具。他就是按照自己的这一教育原则，收徒讲学的。
他的教学场所不是固定的，有时在体育场、市场或街道上，有时在户外。他采用的教学方法也与众不同。他采用谈话问答的方法，教学生获得他认为是真实的知识。例如，他向学生提出什么是“正义”的问题，然后让学生用具体事例说明自己对“正义”的理解。接着他用反诘的方法，使学生陷入自相矛盾之中，并承认自己论点的错误。就这样，通过师生一问一答的方式，最后让学生得出老师认为正确的“正义”这一概念的定义。
这种谈话问答法被称之为“产婆术”，意思是说，教师不直接得出结论，而是引导学生自己得出结论，教师只是起个知识助产婆的作用。这种类似启发式的教学方法，虽然有利于激发学生积极思考，活跃学习空气，然而，他这种方法却是片面的，主观的，教师没有引导学生在观察实际现象或阅读大量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去进行答辩，而往往在师生之间进行类似诡辩的游戏，这不仅不能使问题的探讨进。一步深化，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且往往使学生的思想更加混乱。
他为了解答学生提出的问题，苦于思考，勤于钻研，不达目的，不寝不食。例如，有一天早晨，他全神贯注地思考一个他要解决的问题，站在那里一点也不动，直到中午才被人注意。人们知道他这个怪习性，没有去打扰他，让他继续思考。天黑了，有几个爱奥尼亚人出于好奇，把他们的行李搬来，睡在露天里，看他能不能站一夜。他一直站到第二天早晨，才把问题解决。于是，他高高兴兴地向太阳做了祈祷，然后走开。
苏格拉底是反对民主政治的。他培育的学生也大都成了贵族寡头政治的参与者和卫道士，因而他遭到民主政治势力的迫害。
他的学生柏拉图继承和发展了他所开拓的教育事业。
柏拉图（公元前427—347年）是雅典人，出身于贵族家庭。他年轻时虽然对哲学、诗歌和悲剧很感兴趣，但他的志向却是政治。在雅典，要能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就必须具备高超的辩才。当时苏格拉底是最擅长辩术的名师。于是柏拉图就投到苏格拉底的门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