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现实社会关系的反映，汉朝法律中维护封建经济关系、保护国家经济利益的内容也比以前更为丰富。从现存的历史资料来看，两汉数百年间各朝的统治者都开始注意运用法律、法令手段调整国家经济问题，汉朝法律中涉及到所有权保护、债务、契约等财产关系的规范也逐渐丰富。
（一）所有权
在汉代，封建国家仍占有大量官田，官田禁止买卖，如盗卖官田者处以死刑一私田虽然可以买卖，但是如侵犯地主土地所有权者，也要受到不同的处分。汉律还特别保护国家与地主的租税收入，因此非常重视土地和人口的统计与管理。为了强迫农民交纳繁重的租税，汉律还要求农民按四亩数如实地向封建国家报告交租的数额。如果报告不实或家长不亲自报告的，要罚钢二斤，还要把未报的农作物及钱没人县官。
汉律除保护土地与地租外，对地主阶级的其他私有财产也严加保护。对盗窃罪的处理，要根据赃物的多少来判处不同的刑罚，对盗窃多者要处以死刑。至于盗窃皇帝的舆服御物及陵园器物，皆属“大逆不道”，不仅本人处死，家属也受株这皆弃市。
（二）买卖借贷关系
两汉时期，由于国家对私有财产权的严格保护，以及封建经济的充分发展，买卖、借贷关系十分活跃，而且还出现了各种形式的契约，其中最普通的是买卖契约，即所谓“卷书”。据史籍记载，“卷书”是当时买卖关系成立的合法依据。
从两汉时期买卖关系的内容来看，主要是土地与奴婢。土地的买卖始于战国，至两汉时期更加盛行，是地主官僚取得土地的一个主要途径。土地买卖的结果，是土地过分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虽然汉统治者为了打击地方豪强势力，曾用法律限制私人占四数目，以控制土地兼并。但是，根本无法制止土地集中的现象，而这也是一切封建王朝的不治之症。两汉时期，奴婢的贸易也非常发达。按照法律的规定，汉代的奴婢仍然是主人的财产，但是不准随意杀死，但奴婢仍可以和其他财物一样，作为买卖或赠与的标的物。
两汉除土地和奴婢的买卖，对外还有边关贸易。汉王朝规定与少数民族或外国交易，必须有官府的许可，不得擅自与外人作买卖，否则，要处以死刑。
（三）婚姻家庭制度
1.婚姻制度
随着封建法律儒家化，汉朝婚姻制度确立了“夫为妻纲”的男尊女卑原则。根据汉律规定，丈夫有权打骂、奴役甚至转让妻子，妻子只能无条件地服从丈夫的支配。夫妻双方权利义务绝对不平等，丈夫与人通奸，处罚最重不过耐为鬼薪；妻子与人通奸或夫死未葬即嫁人则要处以死刑。
在解除婚姻方面，汉律也有“七弃三不去”的规定，其内容与西周时的“七出三不去”大体相同。实际上无论“七弃”，还是“三不去”，解除婚姻的主动权始终操纵在丈夫手中，妻子只能居于被动从属地位。一旦丈夫想要休妻，是可以随意找到借口的。
2.家庭制度
受法律儒家化的影响，在家庭关系方面，汉朝确立了“父为子纲”的封建父权家长制。汉律规定，凡对家长不孝或触犯父权者，如殴打杀害尊家长，属于大逆不道，要处以弃市极刑、依据“亲属相隐”原则，子孙告发尊长罪行，也要处以“不孝”罪。
为了维护家庭关系，汉律还严禁家族成员内部之间不正当的性行为，对此将以“禽兽行”罪予以严惩。
四、汉朝的经济法律规范
（一）土地赋役的规定
为了恢复发展社会经济，汉初在“轻摇薄赋”等思想的指导下，颁行了大量保护农业的法令，鼓励农耕生产，放宽土地限制，同时减轻田税负担，重视兴修水利。
西汉中期后土地兼并日趋严重，为了挽救社会危机，哀帝绥和二年作出限制占田的具体规定，但法令并没有得到彻底执行。
汉朝的赋税，主要有土地税、人口税和资产税。根据法律规定，土地税又称田租或因税，先后为十五税一和三十税一两个阶段。人口税按人征收，凡七岁至十四岁未成年人每年二十钱，武帝之后增至二十三钱，称为口赋或口钱，十五至五十六岁成年人，每年一算即一百二十钱，称为算赋。
汉朝的征役义务，分为兵役与摇役两种。男子十七岁登记役籍，称为傅籍，开始服役，称作正卒。正卒中身强力壮者服兵役，一年在本郡，一年为戍边。其余服摇役，每年一个月，称为更役，服役者称更卒。可以亲自服役，也可以出钱服役。
（二）盐铁经营的控制
汉初实行盐铁私营，政府仪征收税收。武帝以后，改为盐铁官营，盐铁买卖须国家批准。
全国设盐官三十五处，铁官四十八处，统一经营盐铁产销，以保证利润全部收归国家。当时规定，敢私铸铁器煮盐者，斩左趾，器物没收。自东汉和帝时，又恢复了盐铁私营。
西汉时不仅边关贸易需要官府的批准，有些物品也禁止与外人买卖。例如兵器与战马均不得卖给外人。
（第三节）汉朝司法制度
一、司法机关
（一）中央司法机关
两汉时期的皇帝总揽最高司法权。中央设丞相、御史大夫和廷尉总理司法。地方上，州、郡、县行政长官兼理司法。
1.丞相
丞相是最高行政官吏，同时也参与司法审判。汉宣帝曾对丞相黄霸说：“夫宣明教化，通达幽隐，使狱无冤刑，邑无盗贼，君之职也”。但至东汉时，罢丞相。设三公，原来的丞相改为三公之一的司徒，丞相所享有司法审判权也归属于尚书台。
2.御史大夫和御史中丞
御史大夫和御史中丞是协助丞相，监察百官。其主要职务是执法，并享有广泛的审判大权。尤其是对中央和地方各级官吏的犯法案件，全部都由御史大夫审理。但至东汉以后，御史大夫改为司空，主管土木营建，而由御史中丞负责纠察百官，审理疑狱。
3.廷尉
廷尉是汉朝中央政府的最高司法官，负责审理皇帝下令审理的所谓“诏狱”，以及地方审理不当或有疑点的“疑狱”。廷尉有左右正、左右监、左右平等属官，负责具体的司法工作。由于延尉专门主管司法审判，所以对一代刑政执行的好坏，具有重要的作用。
（二）地方司法机关
汉朝的地方行政机构设置为州、郡、县。地方司法机关与行政机关在组织上是统一的，因此司法审级也同政权的组织系统一致，由郡县长官兼理司法。
郡设“决曹椽”为专职司法官。汉时地方司法机关权力很大，一般案件可以自行处理，并握有死刑案件的处决权。据史籍记载：“汉郡县守令皆有专杀权”，“刺史县令杀人不待奏”，只有遇到重大疑案时才转呈廷尉，或者丞相及其他行政官吏共同审理，最后由皇帝裁决。
汉初，封国也享有相对独立的审判权，由封国内史执掌。景帝以后，封国与郡县相似，封国丞相相当于郡县守令执掌司法。东汉灵帝时，州演变成地方最高行政机关，州牧握有司法大权，成为郡县的上诉市级。
二、诉讼与审判制度
（一）诉讼的限制
根据汉律，有两种诉讼方式：一是由封建官吏代表国家纠举犯罪；二是由当事人自己直接向封建官府控告。
汉律一方面强迫人们告奸，另一方面又对诉讼权加以限制。在下列情况下不准告诉：
第一，禁止越诉或直接告诉，必须按司法管辖逐级告诉。
第二，禁止卑告尊、奴告主。根据“亲亲得相首匿”的原则，除大逆谋反外，一般不准卑幼告尊亲长，否则按“干名犯义”论处。
（二）审判制度
根据汉律对被告进行审讯，称为“鞫狱”。两汉司法机关审理案件的基本方法，即《周官》所说的“五听”之法。在审讯过程中，把被告的口供看做是进行判决的根据，因此进一步确立了刑讯逼供的制度。
汉朝还规定了请求复审的制度，汉律称之为“乞鞫”。官吏判决以后，如果当事人不服，可以请求重新审理。但复审须在一定期限内进行。据史籍记载，汉时乞鞫期限是三个月，如果犯人在三个月内不提出复审的要求，过三个月以后即不得再行提出。
必须指出，在汉代虽有“读鞫”和“乞鞫”的规定，但官吏并不立即复审，经常无限制地拖延时日，以至“有罪者久而不论，无罪者久系不决。”读鞫和乞鞫虽为必经的程序，但经常流于形式，封建诉讼制度的本质和封建官僚主观武断的审判作风，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实事求是地查明案情，改变错误的判决。
汉代地方司法机关享有很大的审判权，对于一般刑事案件都可以自行判决而不必请示上级司法机关。但对于死刑案件和疑难案件，地方司法机关判决后，则必须上报廷尉转呈皇帝批准后才能执行。
（三）录囚与行刑制度
1.录囚
录囚，是封建时代上级司法机关通过对囚犯的审理，检查下级司法机关审判的案件是否合法，以及有无差错，以便发现冤狱随时平反的一种制度。这是封建统治者恤刑省刑、宽待囚犯的一种表示。自汉代开始，录囚即成为常制，作为封建国家“恤刑”的重要措施而代代相传。
2.行刑
汉代除录囚制度以外，还对断狱和行刑的时间作出限制。即凡被判处死刑的，立春不能执行，须等到秋后处决。
封建统治者制定这样的法律规定，主要有两点理由：第一，春天万物生长，秋季草木凋零，所以秋季执行死刑，是顺应时节，“敬顺天时”，表现出宗教上的迷信色彩：第二，秋季判案行刑，不耽误农时，有利于农业生产。
汉代统治者关于立秋断狱与行刑的立法，虽然夹杂有许多迷信的成分，但基本上还是有关司法审判与农业生产关系的正确总结，因而一直为历代封建王朝所承用。
（四）司法官吏的法律责任
两汉王朝的统治者为了保证法律的正确执行，防止治狱官吏贪赃枉法，对官吏在审判方面的法律责任也有明确的规定。汉律“出罪为故纵，人罪为故不直”。出罪与人罪都分为全部或一部分，并且根据罪行的性质，规定了不同的刑罚。
西汉初年，为了缓和社会矛盾，实行轻罚省刑的政策。及至汉武帝以后，由于阶级矛盾日益激化，加强了司法镇压，于是“缓深故之罪，急纵出之诛”。凡被认定为故纵人罪的，尤其是故纵谋反罪的，必定要加重处理。纵放死罪的，均要以死罪相抵。
汉律虽然对故纵的处罚很重，但对故不直的处理则不同。西汉时期，对于故意人人死罪的，也不一定都处以死刑。例如汉宣帝时郡太守故人罪达十人，错判他人以死刑，仅给以免官的处分，这不就是以事实告诉治狱的官吏：宁肯错杀，也不能错放吗？
东汉接受了西汉时期“缓深故之罪，急纵出之诛”而造成大量冤狱的教训，对故人人罪杀无辜者，也予以严厉处理。但是由于汉后期政治腐败，其司法冤狱比西汉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封建专制时代，若想达到治狱的公平，即使是在法律限度的公平，也是根本不可能的。
三、《春秋》决狱
在汉代，除依法律法令断狱以外，在司法实践中还直接引用（春秋》这部书的内容作为判决案件的根据，这就叫做《春秋》决狱。
《春秋》，是由孔子修订的一部鲁国的编年史。《春秋》一书是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社会大动荡时期的产物，是为稳定固有的君道、父道、子道、夫道、妇道，挽救礼崩乐坏的瓦解之势，进而达到维护尊尊、亲亲、男女有别的三代礼制而作的。在这本史书中，基本指导思想与判断是非、善恶以及贤或不肖的根本标准，就是儒家所倡导的礼义学说。后世儒生把它奉为经典著作，书中的许多观点也被当作不可怀疑的教条而被代代遵循。
董仲舒首开《春秋》决狱之先河。西汉中期，社会的发展给儒家学说的传播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但此时在立法领域，儒家思想还没有占据主导地位。因为汉朝的主要法典，大多数是在汉初武帝独尊儒术之前集中制定的，均继承了秦律的许多内容，法家的痕迹非常明显，而这些法典不可能很快地改变。因此，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儒生们开始以《春秋》解释现行的法律，直接用于指导审判，既符合地主阶级的利益，又适应了当时的政治形势和君主的需要，因而得到最高统治者的肯定和倡导，从此引经断狱之风盛行。董仲舒撰写的《春秋决事》在当时的审判实践中被广泛引用，以致董仲舒老病致仕在家，朝廷每有政义仍派人向其问得失。从此，开始盛行了对中国封建法律影响极深的春秋决狱的风气。
《春秋》决狱的核心在于“论心定罪”，就是根据《春秋》的精神去考察犯罪者的主观动机，来确定其是否犯罪。具体标准是：“志善而违于法者，免”，“志恶而合于法者诛”。“论心定罪”原则所强调的是主观“心”的好坏，而“心”好坏的标准又是儒家的伦理规则。《春秋》决狱在一定程度上是补充立法的行为。但是，用主观因素来确定罪之有无、刑之轻重，在司法实践中极容易把主观归罪推向极端。
总的说来，“春秋决狱”是以统治阶级的意志和利益为准绳，随心所欲地解释。文意深奥的经书，以宣扬统治者所满意的法律意识，因而得到统治者的倡导，使得儒家经典被法典化，成为约束人们实际生活的行为规范。同时，也应该看到实行“春秋决狱”，在客观上起到了折衷立法和社会现实需要冲突的作用。
经过长期的春秋决狱活动，许多儒家道德观念被直接赋予法律的含义，使中国封建法律的懦家化程度越来越深。
四、汉朝监察制度的发展
汉朝的监察机关，在中央为御史台，其长官为御史大夫及御史中丞，地方为中央派出的刺史。
御史大夫以察举违法为职责，对官吏的违法案件，不论是否有皇帝或丞相的指令，都有权进行审问。至东汉时期，御史中丞掌管司法监察，成为御史台的长官，其职位非常重要，主要是通过参加审判活动来监督法律的贯彻执行。
秦时为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曾在各郡设有常驻的“监御史”，负责监察各郡内的官吏。汉初废除监郡御史，而由丞相随时派出“丞相史”监察各郡。汉武帝为强化中央集权制度，严格中央对地方的监督，划分全国为十三部，作为监察区，各部派刺史一人作为固定的监察官。京师附近设司隶校尉掌管监察职权。
在完善监察机构的同时，汉朝还明确规定了监察官员的职责。汉武帝时，亲自制订“六条问事”，确定州部刺史的监察范围与职责。监察地方官吏的司法审判活动，是刺史的一项重要职权。
汉朝监察制度的形成与完善对于健全汉朝司法制度有着积极意义。一方面由于监察机关的监督形成了对司法官吏的制约，有益于审判制度的完善；另一方面，监察官吏参与审判，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纠正错案，保证审判质量。
自汉朝以后，监察制度不断发展与完善，成为甲国封建政治体制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