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成千上万的中国青年赴日本留学，从而把近代中日文化交流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中国留学生涌向日本各地，深人到日本民间，向日本汲取新知。他们求学、结社、集会、翻译出版各种书刊，中日文化交流因此以多种方式广泛开展；与此同时，也有不少日本教习受聘来华，从事办学教学活动，从而为日中文化教育交流做出了贡献。师法日本并通过日本学习西方近代文化，是近代中日之间文化交流的一个显著特点。
在国际文化交流中，留学生往往起着桥梁和骨干作用。“留日热”的出现，最根本的动力，乃是处在严重民族危机之下的中国知识分子要求向日本学习，以挽救民族危亡，振兴中华。中国留学生在自己编的《留学生鉴》（一种手册）中阐明了自己留日救亡的动机：“吾人不远千里，乘长风，破巨浪，离家去国，易苦以甘，津津然来留学于日本者，果何为也哉？留学者数千人，问其志，莫不曰：‘朝政之不振也，学问之不修也，社会之腐败也，土地之日狭也，强邻之日薄也，吾之所大惧也。吾宁牺牲目前之逸乐，兢兢业业，以求将来永远无暨（ji）之幸福，此则吾之所大愿也。”1903年，留日学生所办刊物《游学译编》发表致祖国父老兄弟的公开信，也大声疾呼：“惟游学外洋者，为今日救吾国惟一之方针。”
1898年戊戌维新失败之后，维新派首领康有为、梁启超等被迫亡命日本。1900年后才常（公元1867~1900年，清末维新派人物自立军起义失败后，又有一批反清志士流亡日本。20世纪初孙中山等资产阶级革命派领袖亦曾因发动武装起义受到清政府通缉而到日本避难。这些“亡命客”周围常有留日学生相从，有的青年学生甚至为了追随他们而赴日本留学。当时，日本成了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与革命派在国外进行宣传和活动的主要基地，同时也成了20世纪初中国各种新思潮的发源地。
当然，清政府提倡、鼓励赴日留学的政策对留日热潮的形成，也起了重要作用。日本政府主动吸引中国留学生的政策和日本朝野对中国留学生所表示出来的欢迎态度，更是出现留日热潮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另外，留日热潮的兴起，还有一个显而易见的因素，那就是留学日本比起留学欧美，具有更为便利的条件，如地理位置接近，来往方便；文字习俗相似，易于适应等等。早期留日学生章宗祥在《日本游学指南》一书中作过这样的说明：“以言路程，则远者十日，近者五日可达。以言费用。则多者二百多，少者百余金已足。以言学校，则政农工商武备技艺等，无一不备。故欲游学外国，为吾国求未开之学问，其便益当无有出于日本之右者矣。”
据统计，1902年，中国留日学生数为573人；1903年，驻日公使兼留学生监督杨枢向清政府报告：“现查得各学校共有中国学生一千三百余人，其中学文科者一千一百余人，学武科者二百余人。”1904年的留日人数是2406人：1905年至1906年，留学日本达到高潮，中国留日学生人数猛增到8000多人。
在异国他乡的日本，中国留学生因为人地生疏，遇到的困难自然很多，但他们却得到了不少日本教育家的热情关怀和耐心指导，并与他们建立了深厚、真挚的师生情谊。
由高楠顺次郎创办于1898年的日华学堂，是最早为中国留学生开办的学校之一。日华学堂的堂监（即教务主任）宝阁善教在自己的日记中，曾写下了他看到中国留日学生入校后穿起新制服时的那种喜悦心情。宝阁还经常与中国留学生交谈，“鼓励他们立定决心，学业未成，誓死不归”。中国学生非常钦服宝阁善教，各个“勤奋向学”，以不负他和老师们的鼓励与期待。
日本教师认真、严谨的教学态度也使中国留学生受到感染。鲁迅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留学期问，受到了解剖学教授藤野严九郎的亲切教导。藤野严九郎1874年生于福井县，1896年在爱知医学校毕业，1901年赴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任教，主要担任解剖学课程。1904年，周树人（鲁迅原名）到仙台医专时，藤野先生刚刚升为教授，还担任周树人所在的一年级副级长。对自己班上惟一的中国留学生周树人，藤野非常关心。对其与同学之交往、公寓生活之安排、学习方法、日语运用甚至笔记的写法，都经常给予具体的指导。
1906年鲁迅离开仙台之前，藤野严九郎特地请他到家里，送给他一张自己的照片，背面题上“惜别”二字。鲁迅1909年回国后，始终珍藏着藤野先生的照片，而且把它挂在自己书桌对面的墙上。在1926年所写《藤野先生》一文中，鲁迅这样写道：“每当夜间疲倦，正想偷懒时，仰面在灯光中瞥见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说出抑扬顿挫的话来，便使我忽又良心发现，而且增加勇气了，于是点上一支烟，再继续写些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恶痛疾的文字。”字里行间充满着对藤野先生的一片深情。
鲁迅晚年给日本朋友写信时，曾多次打听藤野先生的下落，可是一直杳无音信。而藤野先生也一直惦念着鲁迅，直到1936年鲁迅逝世后，他才知道了自己学生的消息。他在《谨忆周树人君》中写道：“我对周君的一点帮助，他就那么感动，把我写在书里，称我为恩师，把我的照片挂在自己的房间里，至死还想知道我的消息。那时我要是知道鲁迅即周树人，是位有名的大文豪，我给他去封信，他该多么高兴啊！”
另一位为教育中国留日学生做出了重大贡献的日本教育家是松本龟次郎。1903年，松本龟次郎应嘉纳治五郎之邀，到弘文学院教中国留学生日语课。1907年，他应聘到北京京师法政学堂担任日本教习，1911年回国。1912年，松本创办东亚高等预备学校，专门从事中国留学生的教育工作。他40年如一日，全身心地献身于中国留学生的教育事业，直至1945年逝世。在各个时期受过他直接教诲的中国学生数以千计，其中就包括鲁迅、秋瑾、蔡锷（公元1882~1916年，中国近代军事家）、周恩来等人。松本龟次郎还编写了许多种供中国留学生学习日语用的教科书和工具书，很受留日学生欢迎。如最早的一本《言文对照汉译日本文典》，自1904年初版发行，至1942年，竟重版40余次；另一部1919年出版的《日本口语文法教科书》，后来也重版了20多次。
在大批中国学生东渡留学的同时，不少日本教师西行来华，或直接开设学堂，或受聘于中国学校，这样的人一般称之为“日本教习”。
日本人在中国开设的最初一批学校，有1898年福州的东文学社、1899年泉州的彰化学堂和天津的东文学堂、1900年厦门的东亚书院和南京的同文书院、1901年北京的东文学社等。北京的东文学社是日本教习中岛裁之创办的。中岛裁之1869年出生于日本九州熊本县，1891年大学毕业，后考上日本外务省的留华生。1901年，中岛裁之在吴汝纶（公元1840~1903年，清末散文家）、李鸿章的支持和慈善会总董刘铁云（即《老残游记》作者刘鹗，公元1857~1909年、近代著名小说家）的资助下，开设日语学堂，以北京城外锡金会馆为校舍，他自任总教习，定名东文学社。自1901年至1906年，先后在北京东文学社人学的中国学生共有1700多人，在这里教过书的日本教习也有50多人。
更多的日本教习直接受聘于中国学校，除日本语外，他们还开设物理、化学、数学乃至军事、法政、体操、音乐等多种课程。20世纪初来华的日本教习人数.据日本外务省统计，1903年为99名，1904年163名，1905年至1906年500至600名，1907年至1908年500名，1909年424名，1912年63名，1913年84名。日本教习执教的学校，几乎遍布整个中国；当时中国的各级学模，上至最高学府京师大学堂，下至最低的幼稚园里都能见到日本教习的身影。
20世纪初大批日本教习来华任教，推动了中国近代教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如当时最高学府京师大学堂就先后有20多位日本教习工作过，其中师范馆总教习服部字之吉任教时间竟达7年之久。服部字之吉是日本福岛县人，1890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曾在文部省任职，后相继留学中国和德国。1902年，他受聘于京师大学堂，讲授教育学、伦理学、心理学等课程。此外，他还担任京师大学堂师范馆的总教习，帮助制订了师范馆章程，参与了实验室、宿舍、图书仪器等方面的建设。为了表彰服部宇之吉的贡献，1907年，京师大学堂总监奏请清廷，破例赏给他二等第二宝星。获得二等第二宝星殊荣的，还有京师大学堂法政学堂总教习严谷孙藏和教习冈田朝太郎。
在清末中国地方的教育改革中，一些日本教习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最突出的当数江苏师范学堂总教习藤田丰八。藤田丰八生于日本德岛县，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来华后，他担任了中国最早的教育杂志《教育世界》的编辑顾问，其间翻译介绍了许多日本教育家的教育思想、明治维新后日本教育改革的经验措施、教育法规条例和日本的教育学著作，为清末中国教育改革提供了极好的借鉴。1904年，藤田丰人受聘出任江苏学务处教育顾问，参与了江苏教育改革方案和各种学校规程制度的制定工作。同年出任江苏师范学堂总教习。为了实现自己的设想，他特聘来一批日本教习来校任教，并按照日本师范学校的模式进行教学和管理。《教育世界》杂志曾载文赞扬藤田丰八“十年如一日，为中国的教育事业鞠躬尽瘁”，正是由于他的不懈努力，才使得当时江苏省的教育焕然一新，走在了华中地区的前列。
还有一些日本教习为中国女子教育和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贡献了力量，其中最有影响的人物是毓正女学堂总教习河原操子。河原操子出生于一个武士家庭，毕业于东京高等师范学校。1902年，经友人介绍来到中国。任教于上海务本女学堂。由于她教学有方，很快便博得了校方和学生们的好评。1903年，内蒙古喀喇沁郡王贡桑诺尔布赴日本游览考察，见到了女教育家下田歌子，受其影响，决定开办一所蒙古族女子学校。下田歌子便推荐河原操子前往喀喇沁协助筹建女校。1903年12月，蒙古族历史上第一所近代女子学校在喀喇沁王府成立，命名为毓正女学堂。由郡王夫人任校长，河原操子为总教习，招收蒙古族女学生入学。在河原操子主持下，毓正女学堂的规章制度、课程设置、教学内容等，都以日本女子学校为样板。学堂共设13门课程，其中日语、算术、体育、音乐、图画、家政、编织等7门课程都由河原操子一个人承担。毓正女学堂每年都要举办游园会，邀请学生家长和当地居民前来观看学生的歌舞表演，参观学生的作业和手工制作等，因而扩大了该校在内蒙古地区的影响，推动了蒙古族女子教育事业的进步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