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独立时期，其哲学、经学、史学等方面的著作，大部分是用汉文写成的。仅在李朝至陈朝的400多年中，越南学者用汉文撰写的著作就达40多部，其中政法著作有《刑书》、《国朝通礼》、《刑律》、《建中常礼》、《陈朝大典》等；军事著作有《兵家要略》；历史著作有《中兴实录》、《越南世志》、《越史纲目》、《大越史记》等；经学著作和杂记有《四书说约》、《越甸幽灵集》等。黎朝时期，汉文书籍更多。有关史地的著作有《大越史记全书》、《大越通鉴》、《国史实录》、《越史标案》、《安南一统志》等；有关经学的著作有《易经肤说》。《书经演义》、《春秋管见》等；另外还有不少有关刑律、官制。医学等专著。阮朝前期用汉文撰写的重要著作有《大南会典》、《大南实录》、《大南列传》、《大南一统志》、《皇越地舆志》、《钦定越史通鉴纲目》、《历朝宪章》、《明命政要》、《南士英华录》、《一统地舆志》以及《安南志》等。
在中国古代经典著作和文学作品的影响下，越南古代文学特别是文人们用汉文创作的文学作品，与中国古代文学在思想、意识、风格等许多方面，都有共通之处。儒家的“达则兼济天下”思想和老庄的清静无为、独善其身以及佛教禅学的顿悟、壁观、安心、随缘之说，始终是主宰越南古代文人的几种主要思想。“文以载道”、“诗以言志”等文艺主张也一直是影响文人进行文学创作的指导思想，而抒情精神则是古代越南文人共通的文学意识。
李朝时期的文学作品，都是用汉文创作的。太祖李公蕴为迁都事颁布《迁都诏》，被视为越南文学史上第一篇有影响的文学作品。《迁都诏》一开头就引经据典，以商朝自汤王（商的建立者）至盘庚（商代国王）的五迁（盘庚继位时，王室内争激烈，阶级矛盾尖锐，加上天灾频繁，面临严重危机。为了挽救王朝的衰亡，盘庚决定放弃原来的都城，迁都到荒芜的殷。此后270多年，商的都城一直在殷。商朝也被称为殷朝、殷商），周室自始祖至成王（周成王，名姬诵，武王之子，武王死后继位。在位后期，政治清明，人民安居乐业）的三徙（xi，迁移），作为自己迁都的根据。诏文的最后一段，称升龙“为万世帝王之上都”，不但把升龙最适宜建都的理由说得明白透彻，而且文字也写得十分漂亮，表明越南汉语文学作品从一开始就具有如同中国古典文学的那种“整齐的美”、“抑扬的美”。
由于受到中国晚唐至北宋禅宗及禅诗的影响，李朝时期，越南佛教禅宗盛行，活跃于文坛的多是佛门诗僧。他们借诗言禅，以禅入诗，创作了许多禅诗，其形式多为七言绝句或五言绝句。这类诗，常以比喻表现禅宗哲理，多写得清新自然，禅味深隐。
陈朝，在汉语文学发展和兴盛的同时，也出现了字喃文学。越南封建社会文学，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其显著特点是文学语言工具的双轨化。这一时期汉语文学的发展与兴盛，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文学创作队伍不断扩大，文坛上涌现出了一大批诗人和作家，如陈光启、范伍老、陈光朝、阮忠彦、张汉超、朱安、陈元旦等；二是从文学作品的思想倾向看，初期作品侧重佛禅（这自然与陈初诸帝好佛有关），中期以后，因为儒家思想居于主导地位，儒家文人学士便成为文学创作队伍的主力军；三是从文学作品本身看，形式和体裁更为多样化，除了诗、词、文、赋等体裁外，还出现了小说。
陈朝前期的文学，仍以佛学作品和禅诗为主，禅师法螺、玄光等，是这一时期的著名诗僧。除了诗僧，陈朝诸帝也都善作禅诗，比如陈圣宗，他的诗虽不多，但却清逸而有禅意，所作《宫园春日怀旧》诗云：“门空尘掩径生苔，白昼沉吟少往来。万紫千红空烂漫，春花如许为谁开？”陈仁宗不但善于用诗谈禅，而且还撰有谈禅著作，如《僧伽碎事》、《石室寐语》、《禅林铁匙》、《语录》等。
陈朝中、后期，随着儒学地位的日益提高，儒家学士主宰文坛，文风与诗风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大儒朱安著有《樵集》，其诗多为言志之作，诗风淡泊；诗人阮忠彦著有《介轩诗集》，他悼念诗人陈国燧的诗《挽岑楼子》，写得深沉而凝重；文学家张汉超撰有散文《白藤江赋》，被认为是越南文学史上的名篇。赋中，作家发出了“念豪杰之已往，叹踪迹之空留”的感慨。诗人莫挺最为仰慕的是中国东晋诗人陶渊明，曾赋诗盛赞陶渊明的品格。他的中国文学修养极高，所作《玉井莲赋》，语言清丽，形象传神，穷极越南文学之美。
在中国六朝志怪（一种以描写神鬼灵异为主的小说）和唐宋传奇（文言短篇小说，情节大多奇特神异）的影响下，陈朝出现了第一部用汉语创作的、以当地社会为背景的小说《越甸幽灵集》（李济川编著）。小说讲述了自士燮以来越南历史上英雄豪杰、烈士义女的故事，颂其生而为英，死而为灵，故以《越甸幽灵集》名之。
黎朝时期是越南古代文学的成熟期，其显著标志是出现了一批大作家，其作品足以代表越南古代文学所达到的最高成就。这批作家中的一个杰出代表是黎朝初年的阮鹿（zhi）。
阮鹿（公元1380~1442年）不仅是文学家，而且是政治家，曾协助黎利建立后黎朝，因有功被封为冠服侯。在古代越南，阮鹿有“文圣”之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尊他为世界文化名人，并曾于1980年为他举办了纪念活动。黎朝初年的文献，大多出自阮鹿之手（辑为《军中词令集》及《兰山实录》等行世）。他的《平吴大诰》（诰：gao，古代一种告诫性文章），尤为越南人所称道，甚至被誉为“千古雄文”。诸文写得气势磅礴（pangbo），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
阮鹿也是杰出的诗人，留有汉文诗集《抑斋诗集》和《抑斋遗集》以及喃字《国音诗集》。他的汉文诗感情深沉饱满，语言清新流畅。晚年，阮麋因不满黎朝的腐败政治，曾一度归隐，其《归隐昆山感作》诗云：“一别家山恰十年，归来松菊半萧然。林裹有约那堪负，尘土低头只自怜。乡里才过如梦到，干戈未息幸身全。何时结屋云峰下，汲涧烹茶枕石眠。”最终，阮麋遭诬陷遇害，有《狱中诗》存世。写得极为沉痛。所著《国音诗集》，收有254首喃字诗，是流传至今最早的一部喃字诗集。
黎朝前期的皇帝也都善于作诗，其中尤以圣宗黎思诚（公元1442~1497年）成就最大，堪称黎朝第二位有影响的作家。他的汉文诗文集有《明良锦绣》、《琼苑九歌》、《古旧百咏》、《春云诗集》、《文明鼓吹》、《珠玑胜赏诗集》等6种，虽多以歌颂封建王朝盛治、宣扬封建伦理为主要内容，但内中也不乏吟咏风物的佳作，其诗声律严谨、风格清新、状物细腻，有较高的艺术水平，对越南古代文学产生过影响。
黎朝第三位有影响的大作家是阮秉谦，著有《白云诗集》，诗作多达千首，从各个方面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和儒家士大夫的志趣。其诗不事雕琢，明白晓畅，易为人们所接受。郑陈琨（公元1710~1745年）被视为黎朝第四位有影响的大作家，他曾出使中国，尤善作汉文诗。其中以描写妇女命运为主题的长诗《征妇吟曲》，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表现了“天地风尘，红颜薄命，悠悠彼苍兮谁造因？”（开篇第一句）的主题。这首长达477句的乐府诗被视为“越南第一流奇书”。后来，越南学者黄克用把这首诗译成了法文，高春泰又把它译成了英语，使其蜚声于国际文坛。
阮朝前期（18世纪末至19世纪中叶法国侵占越南之前），越南古代文学依然有所发展，儒生文士的作品，仍以汉诗汉文为主，但喃字文学更为成熟。这一时期最杰出的作家是阮攸（you，公元1765~1820年），其汉文造诣很高，在越南有“诗圣”之名，传世作品有《清轩诗集》、《南中杂吟》等。1813年，阮攸曾出使中国，经广西、湖南、湖北、河南、河北抵北京，又经河北、山东、安徽、湖北、湖南、广西回国，历时一年余，写成《北行杂录》131首，歌咏沿途风景名胜，品评中国古代人物，抒发个人情怀感慨，显示了深厚的中国文化素养。
也正是在杭州时，阮攸有机会读到青心才人编著、金圣叹批点的长篇小说《金云翘传》（又名《双奇梦》、《双欢心》），深为良家女子王翠翘多年沦落风尘却始终不负金郎的故事所感动。回国后，他以此书为蓝本，写成长达3254行的六八体同名长诗（又名《断肠新声》），通过对王翠翘流落青楼十余年悲惨遭遇的生动叙述，反映了越南封建社会的现实。全诗词藻哀婉，音韵凄绝.在语言运用和人物塑造上，都达到了极高的水平。
这一时期越南的重要作家，还有阮辉似、阮浃、阮公著、阮文超、高伯适等。阮辉似（公元1743~1790年）借鉴中国小说《花笺记》创作了六八体喃字长诗《花笺记》。全诗共1886句，在熟练运用中国典故的同时，又保持了18世纪越南语的精华，也是越南重要的古典名作。阮浃终生隐居不仕，著有《罗山诗集》，诗风质朴，清雅脱俗。阮文超和高伯适以及阮朝宗室的松善王、绥理王均负文名，嗣德皇帝曾赋诗称赞说：“文如超适无前汉，诗到松绥失盛唐”，这虽是过誉之词，但却可见当时四人的文名之盛。
纵观黎朝后期和阮朝前期越南文学三大名作《征妇吟曲》、《宫怨吟曲》和《金云翘传》，可以看到它们的一个重要特点，那就是均以妇女命运为主题、通过妇女命运反映社会生活。18世纪末19世纪初，越南还出现了一批颇有才情的女诗人。如段氏点、胡春香、王忻、清关县夫人等。其中影响最大的女诗人是极具叛逆思想的胡春香，她激烈地抨击多妻制“与人共夫害煞人”，要求维护妇女的地位和权利，以使她们摆脱“苦头吃尽甜头无，无偿为人作奴仆”的地位。她的诗文大多散佚，今仅存《春香诗集》，收诗50首，均是喃字文学中的珍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