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堕罗钵底国已经成为泰国湾沿岸的重要国家，统治泰国湄南河下游以佛统为中心的广大地区。据《新唐书·投和传》载：“投和，在真腊南，自广州西南行百日乃至。无赋税，民以地多少自输（输：交纳）。民乘象及马，无鞍（di，马缰绳），绳穿颊（jia）御之。贞观中，遣使以黄金函（函：用匣子装）内表，并献方物。”可知其在唐朝时就与中国有着海上交通和朝贡贸易关系。从史书记载中还可看出，堕罗钵底国其时已有高度发展的文化，特别是佛教，已经相当盛行。正因如此，至今，佛统仍是泰国佛教的中心。
居住在湄南河上游的泰族各部落原受真腊所控制。公元13世纪，乘真腊国势衰微之机，泰族在泰国北部地区扩张，把本属于孟·吉蔑（mie）语系的民族排挤到山地，并逐步南下定居在湄南河流域。公元1238年，泰族首领马哈柴柴查纳亲王后裔坤邦克郎刀创建了以素可泰为中心的素可泰王国（《元史》中称其为“暹罗”），历史上称作素可泰王朝。
13世纪末至14世纪初，还出现了以清迈为首府的兰那泰王国和以帕耀为中心的帕耀王国。中国史书称兰那泰王国为“八百媳妇国”，传说因国王有妻八百，各领一寨而得名。据泰国历史传说，兰那泰国王孟莱归并了附近几十个泰族部落，建立了以景线为中心的部落联盟国家，并不断向南扩展。公元1292年，它征服了以南奔为中心的孟人的哈里奔猜国（中国史书称它为女王国），以清迈城为其国都，国势日强。1338年，兰那泰兼并了帕耀国，成为泰国北部的强国，直到19世纪初，它才被南部的暹罗所归并。
素可泰王国在国王坤腊马甘亨（敢木丁）时代，不断向外扩张，其势力到公元13世纪末已扩大到整个湄南河流域，成为统一的强国。素可泰同中国的关系十分密切，在中国元朝近百年的历史中，素可泰遣使入元就达12次之多。据说国王坤腊马甘亨在位时，素可泰曾邀请中国的制陶工匠到泰国宋加洛开窑烧制陶瓷，其产品曾畅销东南亚各地。公元1282年、公元1293年和公元1295年，元朝廷曾三次遣使访问素可泰。公元1378年，素可奉被南方新兴起的阿瑜陀耶王国所征服，至公元1438年则完全被其吞并。
阿瑜陀耶（或称为“大城”）王朝时期，正是中国的明清之际。《明史》中称阿瑜陀耶为“暹罗”或“暹罗斛（hu）”。公元1377年，明朝正式授予该国国王“暹罗国王”称号，从此中国史书皆称其为“暹罗”。从15世纪起，阿瑜陀耶国力逐渐强大，工农业生产迅速发展，对外贸易也十分活跃，国王还拥有一支庞大的船队，专门运载货物与中国和东南亚各国进行贸易。据中国史书记载，从公元1370年至1643年问，明遣使者到阿瑜陀耶访问共有19次，而暹罗遣使人明竞达112次之多。中国航海家郑和率船队七次下西洋，也曾两次抵访暹罗。不难看出，明代是中暹两国友好交往的黄金时代。
从17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清王朝统治中国200多年。其间，暹罗经历了阿瑜陀耶王朝以及其后的吞武里王朝和曼谷王朝，中暹之间的关系仍然十分密切。这200多年间，暹罗曾44次遣使入清。清政府还奖励米商到暹罗贩米。暹罗在拍那莱王（公元1656~1688年）时代，曾组织专业船队同中国进行贸易，暹罗的各种特产也源源不断地运到中国的许多港口。
暹罗盛产柚木。柚木质地坚硬，不易腐蚀，是珍贵的造船材料，而且造价低廉，因此18世纪时，暹罗便成了华人在海外的造船中心。公元1722年，清政府为了解决东南沿海严重缺粮的状况，要求暹罗运米30万石到闽、粤、浙沿海港口销售，不仅给予免税优待，而且还实行奖励制度。这一时期，中国货船络绎不绝地远航暹罗，湄南河上，经常可以看到长列的中国货船在行驶，载重从200吨至600吨不等。停泊在湄南河码头卸货并装运大米的船只多达150艘，船队长约2英里。可见当时中暹大米贸易之盛。暹米的大量进口不仅缓解了中国东南沿海的粮食困难，冲破了海禁，促进了民间海外贸易的发展，而且也冲破了禁止中国人到暹罗造船的陈规。18世纪至19世纪之交，中国与东南亚进行贸易的帆船，都是在暹罗建造的。因其船首不像中国国内所造船只那样有辨别省籍的油漆标志，所以人们都称其为“白头船”。据统计，公元1812年，华人在暹罗投资所打造的帆船达136艘，其中82艘是从事暹罗与中国间的贸易的。
旅居暹罗的华人不仅在暹罗为国内造船，而且也为暹罗国王的造船场造船。19世纪20年代，英国东方学者克劳弗德（JohnCrawfurd：llrd，公元1783~1868年）曾率外交和贸易代表团访问泰国和越南的宫廷，并于1828年刊印了《出使暹罗和交趾支那宫廷日记》。在这本《日记》中，克劳弗德为我们留下了这样的记载：“暹罗国王所拥有的大造船场，每年有6至8艘大商船下水，在船坞里领导工作的，主要是一位中国工匠，下面的工人通常是暹罗人。”西人怀特（J.White）在其《航行中国的历史》一书中写道：“暹人造船设计，无不模仿中国。”“暹罗不但在船舶的设计和制造，而且在航海和驾驶技术的发展方面，也无不受到中国的影响。”“暹罗国王每年派出若干艘商船开往日本，这些商船全都由中国人驾驶。”
19世纪20年代，暹罗每年要向中国输入数十万担大米、6万担胡椒、3万担食糖、3万担苏木，此外还有象牙。铅、锡等货物。19世纪中叶以前，中国一直是暹罗最主要的贸易对象，年贸易额达614000铢（合76756英镑）。当时，西方人都公认“曼谷事实上就是中国与东南亚贸易的中心口岸”、“曼谷是好望角以东仅次于加尔各答和广州的第三个重要港口。”
二、中泰文化交流的方方面面
据专家考证，中泰两国间的文化联系可以上溯到青铜器——铁器时代。发源于中国云南的湄公河沿岸，不光发现有新石器时代的岩画、各种新石器工具和陶器，而且还发现了许多来自中国云南的青铜器。比如在泰国北部的清迈、清莱，甚至在泰国中、南部的一些地区就曾发现有铜鼓。日本学者杉木直冶郎认为，中世纪时在云南广泛使用的贝币，产自南海，是从泰国传人的。这种青铜文化自北向南和贝币文化从南向北的相互传播，说明中泰两国自古就有了陆上交通。后来，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原来交通艰难.沿途政治情况复杂的中泰陆上通道便逐渐失去了作用。
泰国文化，除了自身的文化之外，主要是从印度的佛教文化与婆罗门文化和中国文化中吸取了营养。印度文化对泰国人的宗教信仰影响很大，而中国文化传播并影响泰国的，除了衣、食、住、行，更表现在于支历法、语言文字、建筑艺术乃至医药、文学、戏曲等各个方面。
干支纪年法传入素可泰泰国开始用泰文记载历史，是在素可泰王坤腊马甘亨（Khum Rama Kham Heng）时代。公元1282年，素可泰王创造了古泰文，从公元1292年至公元1518年间所发现的20块素可泰碑铭来看，其中有7块是用中国的干支纪年和纪日的。这是素可泰王朝吸取中国纪年纪日历法的历史见证。泰文和历法的出现，标志着泰国文化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素可泰人善于吸取外来文化，曾经使用5种方法（大历、小历、佛历、十、生肖、千支）纪年，使用3种方法（阴历白分黑分纪日法、七曜星期周、干支）纪日。素可泰人把干支纪年和干支纪日明确注明是泰式或泰日。所谓“泰式”或“泰日”，是指泰族人按自己的方式来称呼日子。碑铭上，同时还把十二生肖纪年和七曜（yao、月和火、水、木。金、土五星合称七曜旧时分别用来称一个星期的七天，日曜日是星期天，月曜日是星期一，其余依次类推）星期周注明吉蔑式或吉蔑年、日，与泰式干支纪年、纪日相对应。据学者考证，泰国人使用的干支纪年、纪日法，是从中国传人的，它与和泰国毗邻的中国广西壮侗语族和云南西双版纳傣（dai）族使用的干支纪年、纪日法完全相同。据研究，素可泰人、兰那泰国的泰人，以及中国西双版纳的傣族人，都借用古汉语词来称呼干支。在十大干和十二地支的22个读音中，子寅（yin）卯辰巳（si）未申戊（Wu）亥甲己庚（geng）癸（gui）等13个字的读音显然来自古汉语。另外9个字的读音也与古汉语有关系。专家由此推断，西江（珠江干流，在广东省西部）流域和云南一带的壮侗语族先民，由于生产和生活的需要。很早就接受了汉族的干支历法；后来，他们陆续迁徙到近代所分布的区域，当然也带走了干支纪年、纪日的传统历法。至于14世纪素可泰石碑中称干支为泰族人的传统历法，那是因为中国的干支纪年、纪日法早已完全地融会在泰人的生产实践和日常生活之中。
语言文字中泰两个民族频繁接触的结果，出现了作为交际手段的语言的相互假借现象。从古泰文碑文可知，泰族的文字创立于13世纪的素可泰王朝时期，距今已有700年的历史。当时，统一了的王朝拥有一套复杂的行政机构，迫切需要文字来沟通这些机构。此前，原来泰人聚居区的那些首领，只是仿效邻近文明民族的文字即孟文、吉蔑文、梵文和巴利文在石上刻字，用以记述他们的功绩、重大历史事件、民族习俗和片断的经文。坤腊马甘亨王召集了一批文人，沿用孟·吉蔑的文明模式，在广泛收集和整理国内各民族语言文字的基础上，创造出了古泰文。古泰文的字形与古吉蔑文十分相近，但与后来经过改革的泰文差别却很大，以致今天懂得现行泰文的人也难以释读。
随着中泰之间友好交往的日益频繁，泰人便吸收中国语言中的词汇来丰富泰国的语文。明清之际，闽粤籍移民大批迁徙泰国，很自然地也就带去了闽粤的各种方言。于是广东人的客家话、潮州人的潮州话。海南人的海南话，便都成了泰语中的日常用语。如泰人称“牌”为“‘bai”，属海南音；称“字号”为“yihao。”称“税”为“sui”，属潮州音；称“鸡”为“kai“银”为“gbgun”、“金”为“kham”、“仔”为“chy”，发音与广东方言相同。其他如“行”（hang）、“茶”（cha）、“瓜”（gua）、“仓”（cang）等字的发音，与汉语普通话的发音相近。数词三、四、六、七、八、九、十的发音，都与中国语音相仿；二、五的读音也与中国语有关。泰语把“二”渎成“爽”，源于广东话“双”，至于“五”，泰语渎成“虾”，与广东音“五”也颇相似。此外，泰语中还杂有大量源于中国音的词汇，例如把“太阳”说成“日”，把“墨水”说成“蓝墨”等。一些名词如猫、马、男、帝、匠、路、声、脚、官、母、伯、铁、炭、药、桌、象牙、妇人，人称代词如我、你、他，动词如拭、斩、憎、拾、剥、指、拓、住、请、送、分、醒，形容词温、鲜、少、公、平、白、熟、闷、幼等的发音，也都与汉语相同或相似。更有趣的是，泰国人干脆借用潮州话“叔”的原音来尊称侨居泰国的“唐人”。泰语中大量汉语词汇的出现，构成了中泰两个民族问思想交流的纽带。
泰语中杂有这么多汉语词汇，是有其历史原因的。早在元人周致中的《异域志》中，就已提到中国文字备受泰国举国上下重视的情形。为了学习汉语，明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泰国就派出留学生人中国的国子监学习。清人谢清高18岁时就随外商海舶出洋，游历了许多国家，并习其语言，记其岛屿、城寨、风俗和物产等。谢清高航海14年返国，后双目失明，流寓澳门，其同乡杨炳南依据他的口述，录成《海录》一书。书中也谈到了他在阿瑜陀耶所见到的景象：“土人多力农，商贾多中国人。颇知尊中国文字，闻客有能作诗文者，国王多罗致（延聘、搜罗）之，而供其饮食。”
由于中泰朝贡贸易的日益发展，中国对暹罗语文的学习也提到日程上来了。为了培养翻译人才，明朝廷在南京设四夷馆，弘治十年（公元1497年），暹罗遣使来贡，当时四夷馆内尚无人懂暹罗文，于是阁臣徐溥建议，由广东布政司访取谙（an，熟悉）通暹罗文字者赴京备用。正德十年（公元1515年），暹罗又来朝贡。四夷馆内仍无人翻译暹文，阁臣梁储便建议选留暹罗来使一二人为四夷馆教习。教习来馆先学汉语，然后教授暹语。学生学习期满后，教习回国。公元1577年，明延聘通事握文源和暹罗使者握闷辣、握文铁、握文贴来京教授暹文，并介绍暹罗的风土物产等国情。第二年，政治家张居正建议在四夷馆内增设暹罗馆，招收马应坤等学员12名，向握文源等学习暹文。《暹罗馆译语》是当时暹语教学的教材，它是中暹师生心血的结晶，也是中国最早的一部暹（泰）汉对照词典。暹罗馆建立后，培养了大批暹语翻译人才，其中有人还被派去暹罗宫廷工作。
广布于泰国的中国建筑艺术公元1767年，缅甸军队攻陷暹罗都城，历时417年的阿瑜陀耶王朝遂告灭亡。这时，暹罗各地的封建军阀乘机拥兵割据，国内一片混乱。在这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华裔郑信起兵抗缅，开展复国斗争。凭着他的崇高威望和杰出才能，很快便取得了胜利，公元1771年，郑信登基为暹罗王，建立吞武里王朝。
在得到清政府的承认后，公元1781年（清乾隆46年），郑信亲拟国书，向清廷要求“换取建筑材料，以备兴造王宫之用”。在郑信执政的15年中，他实行对华侨的优惠政策，并公开招徐华人移居暹罗。许多闽粤移民就是在这个时期迁入暹罗的。曼谷王朝建立后，又有大批华人移居暹罗，并且形成了移民暹罗的一次高潮。中国的建筑艺术也随之传人暹罗。
据史书记载，曼谷王朝皇帝拉马一世的皇宫和城墙，都是由中国工匠负责建造的。围绕皇宫的是龙城，龙城之外还有城围，其所仿效的就是北京的内城和外城建筑。值得注意的是拉马一世所建的“庵玛遴威尼彩”宫殿，采用的是泰国佛寺式样，而所有建材中的石料，又多是来自中国。宫殿周围有墙，共有四个宫门，门口各安置一对比人还高大的、由中国工匠雕刻而成的大石狮；门顶还镶嵌了潮州工匠用碎瓷片嵌成的龙飞凤舞瓷花图案。与宫城同时建造的，还有位于湄南河畔柴珍的越坡佛寺和佛寺西面的一座佛足迹宝殿。这两处建筑也是潮州工匠的杰作，如今，虽然经历了200多年的风风雨雨，佛寺和宝殿的建筑与装饰，依然光彩照人，辉煌如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