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封建统治阶级的变迁和频繁的农民起义、农民战争。中国封建地主阶级有一个演变、发展的过程，到隋唐时代，士族（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地主阶级内部逐渐形成的世代读书做官的大族，在政治经济各方面享有特权）地主渐趋没落，庶族（封建社会里世代平民身份的家族）地主日益兴起，这就促使贵族化色彩较少的佛教宗派得以形成和流传。中国农民人数众多，农民起义不断爆发，也不断遭到失败；农民文化落后，居住分散，劳动繁重，因此，直指心性、顿悟成佛的禅宗和口念阿弥陀佛的净土宗，由于其简易性，很容易被他们所接受并产生广泛影响。
（第三节）随佛教进入中国的印度文化
随着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印度文化也大量涌入。印度人的哲学、诗歌、传说、寓言、民间故事、音韵学、医学、武技、幻术等等，渐渐为中国人所熟悉、所喜爱、所接受。
《摩诃婆罗达》是印度最古老的大战史诗，出现于纪元前第三或第四世纪；歌颂英雄罗摩的《罗摩衍那》（意译为“罗摩游记”）出现得则较晚些。这两部长诗至今还是印度家喻户诵的诗篇。此外，还有《佛所行赞》与《罗怙系谱》（怙：hu）、《童子出生》等，都是很长的叙事诗。特别是《佛所行赞》等译成中文后，对于中国的诗歌创作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像《孔雀东南飞》（全诗353句，1765字，被视为汉乐府叙事诗发展的高峰）那样的诗中新体，很可能由于受印度长诗的影响而产生；至于传说、寓言、民间故事等，中国与印度所流传的往往从一个母体诞生，其中有不少情节面貌颇为相似。这里的影响，或许是相互的，有些恐怕已经很难考查明白了。
四声，本是汉语言所固有的，但意识到它们的存在并明确地定为平上去入，则是受了印度语言的影响。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前，中国知识界只注重汉字的形象和意义，对汉字的声音并不十分重视。东汉以后，很多知识分子开始学习印度的古文字梵文。学习中他们发现，印度人研究语言时所关注的，是文字的声音而不是文字的形象，这引起不少人的注意，于是人们也开始研究汉语里的声音，并逐渐建立起中国的汉语音韵学。在南齐永明（武帝，公元482年继位，改年号为“永明”，在位11年）时代，住在建康（今南京）的外国人很多，他们都用自己本来娴习的声调转读佛经。建康的土著和尚学习了这一套本领，成为善声沙门。据史书记载，居住在建康审音文士也受了这种影响，其中最著名的周甬（zhouyong，公元？~485年，南朝齐音韵学家，曾撰《四声切韵》）和沈约（公元441~513年，南朝梁文学家、史学家，为齐梁时文坛领袖，著有《四声谱》）就是四声的发现者和确定者。到了隋朝（公元581~618年），又有些学者在分析每个汉字的辅音和元音的基础上，定出了汉语一切字的读音系统。平上去入四声的发现和确定，对中国古典诗歌的平仄律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古代印度的医学相当发达。印度医药是紧跟着佛教传人中国的。中国古代医学中常常讲到的岐伯，很可能就是古代印度富有神话色彩和传奇色彩的大医学家Jivaka的音译。最早到中国来译佛经的安息国僧人安世高所译《捺女耆城因缘经》中，讲到了神医耆域的种种奇术，耆域所指，与中国医书中的岐伯是同一个人。三国时候有一位神医叫华伦，《三国志·华佗传》中记载了有关他的许多奇术，比如他能给病人破腹洗肠，然后再缝好，一个月之内便可平复；广陵太守陈登得了病，“胸中烦懑，面赤不食”，华佗为他诊过脉，告诉他说，他肚子里有许多虫子，是因为吃腥东西太多造成的，于是给他煮了二升汤，先让他喝一升，过一会儿再喝一升，喝下之后不久，陈登便吐出将近三升的红头虫子，等等。华佗的故事与《捺女耆域因缘经》里的故事十分相似，其中极可能有一些渊源。这个事实说明，像《三国志》（历史著作，西晋陈寿撰，共65卷。此书为纪传体断代史，较完整地记录了三国60年间的历史。与《史记》、《汉书》、《后汉书》合称“前四史”）一类的中国正史已经受到了印度传说的影响。据此也可推断，古代印度著名的外科手术大概在这个时期已经传到了中国。
《隋书·经籍志》（《隋书》，唐魏征等著，纪传体隋代史，85卷。其中《经籍志》创立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成为旧目录书籍分类的标准）中记载有一些医书的名字，比如《龙树菩萨药方》、《龙村菩萨和香法》、《龙树菩萨养性方》、《婆罗门诸仙药方》、《婆罗门药方》等等。只看书名就可以知道，这些医书都与印度有关。尽管《隋书》中记载的这些书籍都已散佚（yi，散失。失传），但可以肯定，它们在隋唐时代必然起过作用。事实也正是这样，唐代著名医典如《外台秘要》、《真人备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中，都有不少印度成分。义净的《南海寄归内法传》里也有印度医学理论和药材的介绍。中国的许多医典里还谈到印度的眼科，因为眼科也是从印度传进来的。唐代诗人刘禹锡（公元772~842年）曾写过一首题为《赠眼医婆罗门僧》的诗，同样给我们留下了印度眼科的明证，诗曰：“三秋伤望眼，终日哭途穷。两目今先暗，中年似老翁。看朱渐成碧，羞日不禁风。师有金蓖（bi）术，如何为发蒙。”描写自己患白内障的情景，真切而生动。当时的中国皇帝对印度医生特别信任，贞观（唐大宗李世民年号，起始于公元627年，终止于公元650年）六年，太子患病，太宗下令迎印度医生波颇人宫，为太子治病，波颇在宫中住了100多天。
随着佛教的传播，印度的音乐、舞蹈、绘画、雕塑等艺术也逐渐在中国的土地上生了根，并开出艳丽的花朵。
音乐古代印度人有着勇猛、快乐的人生观。在印度古代最神圣的圣经宝典《梨俱吠陀中》，就记载有印度人喜爱的体操、斗羊、弓术、竞技、唱歌、舞蹈、野游等各种游戏。声乐与器乐，在那个时代已经并行。当时印度人所用的乐器有笛、太鼓、尾那等，到佛教时代，乐器的种类就更多了。《妙法莲华经》中所记的“萧、笛、琴、箜篌、琵琶、铜铙钹’（铙：nao，钹：bo）等，都可在敦煌壁画和云冈石刻中见到，由此可知这些乐器早已传人中国。特别是箜侯，中国人在汉代时就已能够仿制。箜篌盛行，才有了题为《箜篌引》这样的乐府诗，才有《孔雀东南飞》中“十五弹箜篌’的诗句。箜篌是古印度的代表性乐器，印度文学及汉译佛典中有许多关于此种乐器的记载。在北魏时期开凿的云冈石窟（位于山西大同市西武周山南麓）中，所刻不少乐伎都抱有箜篌，敦煌壁画中也绘有很多箜篌，在印度佛陀伽耶发掘的石刻，有弹箜篌图，为四世纪中叶至五世纪初笈多王朝时代的艺术品，与云冈石刻约略同时。箜篌到隋、唐时又东传日本，现日本奈良正仓院尚存此器，为唐代旧物。在日本古乐图中，有《奏箜篌图》，也与北魏石刻弹奏方法相似。
西域的另一种主要乐器是琵琶。琵琶是古印度与波斯所共有的一种乐器，相传在汉代传人中国。《隋书》卷十五《乐志》说：“今曲项琵琶、竖箜篌之徒，并出自西域，非华夏旧器。”这些乐器，既然出自西域，它的名称应该也是域外语的音译。《宋书》卷十九《乐志》引晋傅玄《琵琶赋》说：“欲从方俗语，故名日琵琶，取其易传于外国也。”可知外国俗语中，已先有了这个名称。开始时，有的书中写做“枇杷”，有的书中写做“批把”，大概到了晋代，才写做琵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