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为官的新罗人，比较有名的还有张保皋、郑年、梁悦等。张保皋、郑年是武将，能征惯战，智勇双全，中唐诗人杜牧（公元803~852年）曾为之作传。朝鲜《三国史记》中的张保皋、郑年列传，就是杜牧撰述的转录，只是对张、郑在新罗晚期政局中所起的巨大作用，与杜牧所记略异。
新罗统一百济、高句丽前，从总体来看，新罗的书法较高句丽、百济落后。所流行的书体，有着浓厚的地方色彩，是所谓的“俗体书”。新罗统一百济、高句丽后，才直接汲取唐朝的书法艺术，其所推重和流行的，是颜（真卿，公元709~785年，唐书法家）体和欧（阳询，公元557~641年，唐书法家）体。
新罗的书法家中，以金生最为杰出。金生出身寒微，终生致力于书法，年逾（yu，超过）八十，仍临池不辍（chuo，中止、停止）。其隶书行草，皆出神人化，被世人视为珍品。公元954年竖立的《奉化太子寺朗空大师白月栖云塔碑》，即金生真迹的集字。
唐与新罗，也有花籽、茶和茶种等物品方面的交流。《三国史记·善德女王本纪》中，便记载了这样一段佳话：
善德女王，讳德曼，真平王长女也。德曼性宽仁明敏。真平王薨（hong，死），无子，国人立德曼。真平王时，得自唐来牡丹花图并花籽，以示德曼。德曼日：“此花虽绝艳而必无香气。”王笑口：“尔何以知之？”对曰：“图画无蜂蝶，故知之。大抵女有国色，男随之。花有香气，蜂蝶随之，故也。此花绝艳而图画又无蜂蝶，是必无香气。”种植之，果如此言。
据可靠记载，茶是新罗时期从中国传人朝鲜的。公元828年，新罗遣唐使大廉从中国带回茶种，种于地理山（智异山）下的华岩寺周围，从此朝鲜开始了茶的种植与生产。至今，全罗南道、全罗北道、庆尚南道等地仍生产茶叶，茶叶的种类也不少。当然，当时及后来逐渐引入朝鲜的，还有中国的饮茶技艺和茶道精神。与日本不同的是，日本注重完整的茶道仪式，而朝鲜则更重茶礼。
前秦时期。佛教传人高句丽，接着，又由高句丽传入新罗。随着佛教在新罗逐渐兴盛，到中国留学的新罗僧也日见增多。他们之中，有些人终身留在中国，长期从事佛经的翻译或注疏，对中国佛教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有的学成归国，成为新罗华严宗、禅宗等宗派的鼻祖。
公元549年春，“梁遣使与入学僧觉德，送佛舍利（至新罗）”（见于《三国史记》。舍利sheli刨，佛教称释迦牟尼遗体焚烧之后结成珠状的东西，后来也指德行较高的和尚死后烧剩的骨头，亦称舍利子）。这是新罗僧到中国留学的最早记录。新罗留学僧圆光，于公元578年到陈（南北朝时代南朝的一个王朝，建于公元557年，亡于公元589年），在金陵庄严寺听讲，广研佛教经典；后住苏州虎丘山，讲《成实》及《般若》，在中国传扬新罗僧人的名望。陈亡后，圆光人长安，研习《摄论》。后归国传扬佛法，卒于公元630年。圆光在出家之前就曾广读汉籍，读过《论语》、《孟子》、《春秋》、《史记》等；后来他提出五戒，即“事君以忠，事亲以孝，交友以信，临战无退，杀生有择。”这五戒成为新罗青年组织“花郎道”的中心理念。不难看出，五戒源于儒家及释家思想。
公元627年，15岁的新罗僧圆测来到唐代都城长安求学，从中国高僧学习佛教经论。玄奘法师回国后，圆测立即前往就学，得受《瑜伽师地论》（“瑜伽”亦作“瑜珈”，梵文为Yoga）。《成唯识论》等。后被召为西明寺大德（大德，佛教名词。对佛及高年和尚的敬称），为《成唯识论》、《解深密经》、《仁王经》等撰疏。唐高宗后期和武则天执政初期，圆测被选人译经馆，帮助中天竺地婆诃罗翻译《大乘密严经》、《大乘显识经》等。圆测勤敏好学，成为玄类法师的著名弟子之一。逝世后，与玄类的另一位著名弟子窥基被分葬在玄类墓塔的两侧。
传入朝鲜的中国佛教宗派，有律宗、涅盘宗、华严宗、法性宗、法相宗、净土宗、天台宗、禅宗。禅宗在朝鲜分立于九山，即迦智、实相、桐里、阇掘（she ku）、风林、狮子、圣住、须弥、曦阳。一般指称前五宗及禅宗为五教九山。五教九山的开创时间，除九山中的须弥山及曦阳山在高丽王朝初年外，其他全在新罗王朝时期。
自菩提达摩（Bodhi—dharma。中国佛教禅宗的创始者）起，佛教禅宗开始在中国流传。中国禅宗传至六世祖惠能（即慧能，公元638~713年）时，分为南顿禅（南宗）和北渐禅（北宗）。中国禅宗极盛时期在唐朝，那时，曾有不少新罗僧人来唐学习禅法。
首先将中国禅宗引入朝鲜的是新罗僧人法朗。据传：法朗从中国禅宗四世祖道信（公元580~651年）学得禅法后返回新罗，将禅法传给了弟子神行（又写作信行、慎行，公元704~779年）。神行学习禅法后，感到有责任让禅法在朝鲜广为传布，于是决定亲自来唐，在高僧普寂（即大照禅师，北宗开创者神秀的弟子）的门人志空门下修道。后来，神行回到朝鲜，在智异山传道。
还有两位在中国佛教宗派的传布中影响较大的新罗僧人，一为义湘，一为元晓。义湘于公元669年抵唐，投终南山智俨（yan）法师（世称“至相大师”）研习《华严经》经义，与中国佛教华严宗实际创始者“贤首大师”（即法藏法师）同学。回国后，义湘成为新罗华严宗初祖。义湘门下有悟真等十大弟子，华严宗因此得以在新罗兴盛。
元晓曾与义湘一同赴唐，因途中被高句丽拘留而未果。元晓深人钻研玄奘新译佛经诸论，在新罗倡导法性宗。为消弭（xiaomi，消除）各宗派的对立，他撰著了《十门和诤论》。正因如此，元晓的法性宗与唐朝的法性宗略有差异，被称为“海东（朝鲜）宗”。元晓破戒后，自称J、性居士，皈依（guiyi，也作。归依”）净土宗，并周游各地，致力于此宗的传布。
据传，素有“东南第一山”之称的安徽省九华山，与新罗僧人金乔觉有着特殊的渊源：乔觉本是新罗王族，唐时航海来到江南池州府青阳县九子山（后称九华山）修行。他端坐山头数十载，于贞元十九年（803年）夏坐于石函（石匣）之中圆寂。据说他的肉体三年不腐，与佛经中的地藏菩萨瑞相相似；佛教信徒认为他是地藏菩萨的化身，因此称之为“金地藏”。当时的居士、僧众在他的葬地修建了“地藏培”，供人朝拜。九华山从此香火日盛，成为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之一。鼎盛时期，九华山有佛寺300余座，僧众4000余人，香烟缭绕，终年不绝。
（第三节）五代至宋元：中国与高丽
出身于开城海商世家的王建，于公元918年取代弓裔，成为高丽王朝的第一代君主。新罗于公元935年、后百济于公元936年先后归顺高丽。从此，后三国分立的局面结束，高丽重新统一了大同江以南地区。
高丽王朝初创之时，正值中国大陆的五代十国时期（公元907~979年）。五代十国是唐末藩镇（唐代中期在边境和重要地区设节度使，掌管当地的军政，后来其权力逐渐扩大，兼管民政、财政，形成军人割据，常与朝廷对抗，历史上叫做藩镇）割据的继续和发展，混乱的局势有利于高丽朝向北扩张。王建派王式廉越过原新罗北界，占领了“蕃人（靺鞨mohe，中国古代东北方的民族）游猎其间”的平壤。契丹（古族名。唐末，迭刺部首领阿保机统一契丹及邻近各族，建立辽朝、与五代和北宋并立）灭渤海国后，认为高丽实际上就是三韩族国家新罗，不应侵蚀高句丽及渤海故地，因此从公元993年到1018年，曾三次出动大军，与高丽争战，结果，在高丽的积极防御和顽强反抗面前遭到惨败。
宋朝建立后，十分重视与高丽朝的友好往来，每一次的外交文书，都由文人学士精心撰写，并派学识渊博的人作为使节前往呈递。在高丽国内，国王一般都定期到国学去祭孔，以此倡导对孔子的尊崇。当时，上自国王，下自闾巷（1uxiang，小的街道，借指民间）儿童，所受正式教育，皆以儒家经典为主。1134年3月，高丽国王仁宗命以《孝经》、《论语》等儒经分赐给闾巷儿童，以广教化。高丽朝史家金富轼对仁宗的评价是：“自少多才艺，晓（汉文）音律，善（中国）书画。”
高丽教育家崔冲招收青年学子，首开私人讲学之风，很像中国的孔子，因而赢得了“海东孔子”的美誉。当时，慕名而来的学生很多，崔冲分设“九斋”以容纳这些学生。其所授内容为《周礼》等九经及《史记》等三史。除崔冲外，还有侍中郑培杰等11人相继在他处开设私学，与国家开办的国子监并行，为国家培养了不少人材。当时，这12人门下的学生被指称为“十二徒”。
据文献记载，自五代后梁（公元907~923年）末帝（名朱友贞，公元913~923年在位）贞明（末帝年号）年间至宋徽宗（名赵佶，公元1100~1125年在位）崇宁（宋徽宗年号）年间，中国曾有许多文人，还有少数武士前往高丽并在那里做官。1052年、1060年。1061年，先后被高丽朝廷授予秘书省校书郎的张廷、卢寅、陈渭以及后来在高丽官至参知政事的慎修，都是宋朝的进土；武士陈养，在宋已当了郎将，后于1106年投奔高丽。投奔高丽的文武人士，一般都要经过高丽朝廷的考试，然后才可得到任用。
在高丽王朝做官的一些中国文士，曾对朝鲜的文化教育事业做出过贡献，双冀就是其中之一。双冀是五代后周（公元951~960年）人，公元956年随册封使到高丽。高丽国王光宗爱其才，上表请求后周准许他留在高丽。不久，光宗即委他以重任。公元958年，在双冀的建议下，朝鲜开始设科举，双冀被任命为主持会试的大臣。自此以后，朝鲜定期举行科考，对振兴文风，起了推动作用。
高丽到宋朝的文士，不少是青年学子。公元976年，高丽遣金行成至宋，人国子监学习。1099年，宋哲宗（名赵煦，公元1085~1100年在位）下诏允许高丽“举子宾贡”（宾贡：宾服，归顺）。1115年，高丽遣进士金端、甄惟底、赵奭（shi）、康就正、权适等五人人宋，人太学，并上表日：“非质疑于有识，岂能成法于将来。”就是说，高丽青年学子到宋朝，是要就学术问题向有造诣（zaoyi）的学者请教的。金端等五人，经宋徽宗亲试于集英殿，其中四人被赐“上舍及第”；权适更得恩宠，被特授以中国国籍。
宋与高丽之间，书籍的交流也是友好往来的重要内容之一。据记载，宋朝皇帝常趁使节往来之便，赠送书籍给高丽国王。书籍内容涉及各个领域，如《文苑英华》（诗文集）。《太平御览》（工具书）、《神医补救方》（医书）以及佛经等。当然，书籍的交流绝不只限于官方，在民间也有不少渠道。1027年，宋江南人李文通等到高丽，献（卖给官方）书册多达597卷。1087年，宋商又献《新注华严经》。对宋商带去的有价值的书籍，高丽朝往往付给高价，以资鼓励。高丽王朝对书籍的刊印也极为重视，许多书籍都是奉王命印行的。
高丽王朝时期的书法，前期盛行欧（欧阳询）体，后期盛行赵（赵盂頫fu）体。文宗时的柳伸、仁宗时的僧人大鉴国师坦然、高宗时的崔瑀（yu）与新罗时期的金生，合称“神品四贤”。此外，显宗时的金巨雄、肃宗及睿（rui）宗时的洪懽（huan）、忠宣王时的李嵓（yan）等也都是书法名家。欧体常用于碑文及写经，在碑刻和写经过程中，字体自然会产生某种变化，正如人们在高丽版《大藏经》中所见到的那样，那是典型的“高丽体”。
高丽王朝的绘画。属北宋画风。名画有李宁的《礼成江图》、《天寿寺南门图》，李俭的《海东耆老图》，朴子云的《二相归休图》，恭愍（min）王的《普贤骑象图》、《鲁国公主真》。《天山大猎图》等。李宁于高丽仁宗（公元1122~1146年）时来宋游学，曾遵宋徽宗之命画《高丽礼成江图》，备受赞赏。宋徽宗于是命翰林待诏王可训等向李宁学画，足见其画艺之高。
此外，高丽画家李齐贤所作《骑马渡江图》也值得一提。画面上，五个身着胡服的人，正骑马走过冰封的江面。江面从画面的中央婉蜒伸向远方，并与白雪覆盖的山岭形成交叉；在近景的绝壁上，挺立着充分体现南宋院体画风的虬（qiu）曲老松。以这样的自然景致为背景，五个人正悠闲自在地骑马而行。画面布局严整，人物形象生动，特别是马的画法，更是不同凡响。1319年（时值中国元代），李齐贤曾随高丽忠宣王游历中国江南的一些地方，也就是在这时，元代画家陈鉴如曾为他画了一幅肖像。此画现存于汉城中央博物馆，是研究中国元代肖像画的重要资料。
宋朝与高丽朝在书法与绘画方面的交流，还留有不少佳话。公元1117年，权适等高丽进士归国，携回宋徽宗的亲笔书画和嘉奖权适等人的诏书。高丽睿宗因此下令在王宫之内设置天章阁，以珍藏中国皇帝的诏书和艺术作品。1118年，高丽朝重修安和寺，曾趁使节赴宋之便，在宋求妙笔书写匾额；宋徽宗听说此事后，亲笔书写了佛殿匾“能仁之殿”四字，还命太师蔡京书写了寺门额“靖国安和之寺”，以赠高丽。后来高丽遣使赴宋，上表向徽宗皇帝表示感谢，表文是睿宗亲自草拟、亲笔书写的。
高丽朝金属活字的发明，也是中朝文化交流的结晶。据高丽朝李奎报《东国李相国集》记载：1234年至1241年间，高丽朝权臣崔瑀命用金属活字印刷崔允仪所撰《古今详定礼文》50卷。高丽是在宋人毕升胶泥活字印刷的基础上发明了金属活字的，比德国使用金属活字和中国使用铜活字都要早。金属活字的使用不仅对朝鲜文化及学术发展起了很大作用，而且也是世界印刷史上的重要创举。
程朱理学在元朝时传入高丽。1289年，高丽儒学提举安垧随忠烈王来元，第一次见到《朱子全书》，认为是“孔门正脉”，欣喜异常，于是全部誊抄下来，并摹写孔子、朱子等先哲的画像，携带回国。这被认为是程朱理学传人高丽之初始。但在理论上为理学在高丽的普及和传播做出进一步贡献的，则是稍后一些的白颐正、禹悼（zhuo）、李齐贤等。白颐正与李齐贤是师生，两人都曾在元生活了很长时间，并与中国的一些名士一起从事经史方面的研究；禹倬通过自学，对理学也颇有心得。后来，李齐贤门下出了李穑（se）。郑梦周、李崇仁、郑道传等理学学者，郑梦周门下又出了吉再等理学学者。理学在高丽的传播，对高丽的学术及政局发展，都产生过较大的影响。
南北朝时，新罗僧玄光曾来到中国，从南岳慧思（公元514~577年）修习天台宗教义，但他回国后却未能弘布此宗。直到十一世纪后期，高丽僧义天人宋学习天台宗，回国后才在高丽广为传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