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6世纪后半叶，李朝封建社会日趋没落，而性理学的空论又无济于匡正（ku~dng zhbng，纠正，改正）时弊，于是李朝出现了实学家。实学就是切实的学问，即所谓对国计民生切实有益的学问，它与中国学术也有渊源。
实学派的代表人物有柳馨远（公元1622~1673年）、李瀷（yi，公元1681~1763年）、朴趾源（公元1737~1805年）。丁若镛（公元1762~1836年）等。柳馨远批判李朝的腐败，反对嫡（di，此处指王亲国戚、高官显贵）庶（shu，此处指平民百姓）差别及歧视工商，主张实行以均分土地为内容的科田制。李溟曾将蓄婢、两班（朝鲜官僚地主阶级的称谓。他们拥有土地，一般免纳赋税，享有各种特权，靠剥削劳动人民为生）、科举、僧侣、浪费、怠惰（daiduo）斥之为“六蠹”（蠹：du蠹虫，比喻危害社会的坏人），认为他们是导致农业凋敝（diaobi，衰败）、国家贫困的主要原因。朴趾源不光是哲学家，也是文学家。1780年，他曾随使臣到过中国。他痛恨李朝政治腐败，反对“空理空谈”和“浮文虚礼”，主张解放奴婢，废除宗教，改革社会，振兴封建国家。丁若镛也是文学家，是实学派的集大成者。他同情农民疾苦，反对门阀（旧时在社会上有权有势的家庭、家族）和世袭制度，提倡土地公有、共同耕作、按劳动日数进行分配的“闾田制”。
清代乾隆（清高宗，名爱新觉罗·弘历，公元1735。1796年在位）、嘉庆（清仁宗，名爱新觉罗·甬琰yongyan，公元1796~1820年在位）年间，有不少朝鲜文人随使团来到中国。中国社会的繁荣昌盛给了他们启示和鼓舞，他们一致主张吸收中国的生产技术，扩大同中国的贸易往来并藉此加人到世界贸易行列。前后三次到过北京的朴齐家（公元1750~1805年）曾撰有《北学议》一书，力主向中国学习。由于北京位子李朝王都汉城之北，因此主张从北京引进生产技术、效法中国以促进朝鲜工商业发展的意见，被称为“北学”。朴趾源、洪大容（公元173l一1783年）、李德懋（公元1741.1793年）等思想家也持有大体类似的主张，因此被称为“北学派”。“北学派”是李朝实学家中的一个重要派别，可惜他们的主张也同其他实学家的主张一样，没有受到当权者的重视和采纳，李朝封建社会因此进一步走向全面崩溃。
在清代中朝文化交流中起了很好作用的，有一位名叫柳得恭（公元1749~？年）的文人官吏。李朝后期，朝廷设置了一种名为奎章阁的机构，负责保管历代国王的诗文书画并编纂刊印图书，柳得恭便是奎章阁的检书官。设检书官一职，给平民出身却富有才华的人开辟了一条做官的途径。其官阶为五品，其职责主要是协助阁臣校订图书。检书官有时也作为朝鲜使团的随行人员，利用出使中国之便，在北京采购图书，并与中国文人往来交游。由于他们多是学识渊博的学者，因此往往受到中国文人的尊重和敬仰。柳得恭、朴齐家、李德懋等都是当时闻名中国的朝鲜检书官。朝鲜检书官在北京采购图书，琉璃厂是他们的必去之处。在那里，他们有机会结识、结交了不少中国文人，彼此间，既有朋友式的交往，又有学术上的交流。
语言文字和版本学家陈鳢（zhan）就是柳得恭1801年出使北京时在琉璃厂的书店里结识的中国学者之一。二人曾用笔谈的形式讨论学术问题，柳的独到见解，曾受到陈的称赞。二人还曾连日约会于琉璃厂的“五柳居”书店，柳对陈说：“公喜从远人游，恐惹人怪。”陈大笑说：“其实无妨，尔我皆东夷也。”（陈系浙江海宁人）陈还穿戴上柳的朝鲜笠帽、氅衣，关上门，来回踱步说：“乐哉，乐哉！”
清朝画家罗聘，号两峰，所画人物、佛像、花果、梅竹、山水，自成风格。曾作《鬼趣图》，借以讽刺时世。为“扬州八怪”（清乾隆年间在江苏扬州卖画的八个代表画家的总称。其笔墨技法对近代中国写意花卉产生过很大影响）之一。1790年，柳得恭出使北京时，在琉璃厂得与罗聘结识。当时，罗聘带着儿子允缵（zuan）住在琉璃厂的观音阁，柳得恭曾多次去拜访他。其间，柳因故数日未去，罗就画了一幅柳的肖像，并在旁边画了折枝梅，且题诗其上，诗日：
驿路梅花影倒垂，离情别绪系相思。
故人近日全疏我，折一枝儿赠与谁？
送别柳得恭时，罗聘曾有小诗相赠，柳亦曾有小诗作答。赠诗中有“才逢欲别意迟迟，后会他生或有期”句，答诗中有“榆关黄叶若为情？秋雨秋风信马行”句，依依惜别之情，跃然纸上。
柳得恭学识渊博，才华横溢，因此，当他1790年、1801年出使北京时，词林（指文人之群）宗匠（在学术或艺术上有重大成就而为众人。所敬仰的人）、《四库全书》馆总纂官纪晓岚（公元1724~1805年）曾以上宾之礼相待。1790年，柳得恭曾到纪府拜访纪晓岚，受到热情接待。纪晓岚告诉柳得恭：“贵国徐敬德《花潭集》已录入《四库全书》别集类中。外国诗集人《四库》者，千载一人而已。”《四库全书》共收书3503种，基本上包容了从先秦至清初中国重要的文献典籍，内容极为广泛。徐敬德《花潭集》能收人《四库全书》别集，自然有其独特之处，更有着一层特殊的意义。
李朝时期的绘画，仍然承袭宋代画风。前期继承的，基本上是中国北宗画的画法；后期则宗承明末清初形式化了的南宗画，画题也开始脱离中国传统，朝鲜画坛倾向因此为之一变。后期绘画的另一个特点是：以朝鲜事物为主题的“朝鲜绘画”开始显现于世。
朝鲜的文人画家，一直受到中国画论“诗画一律”的影响。虽然他们没有做到像中国文人画家那样，在风格上与一般画家有着鲜明的区别，但中国新画风对他们的影响却是显而易见的。文人画家与一般画家相比，有着更为执著的追求，因而在当时的朝鲜画坛上，起了先导的作用。
与高丽王朝时期一样，李朝时期，从王宫到士大夫阶层，都热衷于收藏中国的书画作品。高丽朝时期所收藏的大量中国画，对李朝时期绘画的发展，无疑起了决定性作用。李朝时期最重要的中国画收藏家，当推安平大君。据申叔舟1445年所撰《画记》记载，至1445年，安平大君共收藏书画222轴，其中除朝鲜画家安坚的30幅、日本画僧铁关的4幅外，其余的全是中国书画。李朝画家安坚所以能有大成就，除了他本身的素质之外，反复鉴赏安平大君所收藏的中国名画，对其才华的发挥，也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李朝士大夫画家的代表人物姜希颜（公元1417~1464年），是到过北京的著名文士。从他的绘画作品《高士观水图》和《高士渡桥图》中，可以看到他与中国明代院体画及浙派（明代中国画派之一，其代表人物戴进，浙江杭州人，山水、人物取法南宋院体）画的渊源。《高士观水图》的技法与收于《芥子园画传》（通称《芥子国画谱》，中国画技法图谱。清王概等编绘。因刻于文学家李渔南京之别墅芥子园，故名）中的《高云共片心》有相通之处，作品笔致活泼，文气浓郁，远非一般画家可与比拟。
中国南宗画的文人画风，曾广泛影响到十八世纪的朝鲜画坛，不管是文人画家还是一般画家，纷纷追逐这一潮流。文人画家中的代表人物有李麟祥（公元1710~1760年）、姜世晃（公元1713~1791年）、申纬（公元1769~1847年）等。朝鲜国王正祖（公元1777~1800年）对中国南宗画亦有领悟，曾作为一幅《芭蕉图》，画面上没有任何背景，仅一株芭蕉，一块怪石，构图极为简洁，但却散发出无尽的文人气。
李朝时期，中国与朝鲜之间在农医方面也有交流。中国农书《四时纂要》和《农桑辑要》受到李朝朝廷重视。《四时纂要》为唐末或五代初韩鄂所撰，书中逐月列举应做农事及具体的技术措施，很像是一本农家历。其中农业技术部分主要引自后魏时代贾思勰所著农书《齐民要术》，只是文字上有所改动。书中记有种木棉法，是中国古书中有关植棉的最早记载。《农桑辑要》为元代司农司编撰，成书于1273年。其内容大多辑自古代至元初的农书，不少今天已散失的农书中的宝贵资料因而得以保存。书中分别论述了各种作物的栽培及家畜、家禽、鱼、蚕、蜂的饲养，相当完整。李朝朝廷向各道监司所传旨意表明，历史上，朝鲜曾参照中国农书进行农业生产，对朝鲜农业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
《东医宝鉴》是李朝王室御医许浚（jun）奉王命写成的一部汉方医书。在参考中国和朝鲜医书的基础上，经过16年的不懈努力，许浚终于在1610年完成了这部巨著。这本书十八世纪时曾广泛流传于中国和日本，受到中日医学界的重视，为中朝日三国医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东医宝鉴》的编撰与流传，也是中朝文化交流的硕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