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只用赏也不行。曹操比喻说，那样部队就像宠坏了的孩子，一点也不怕你，必须恩威并用，赏罚并举。他以为，罚要掌握时机。他出征在外时，曾经由于部下自疑而发生叛变，几乎使他丢了兖州根据地。总结教训，他认为，在天下土崩瓦解之时，上下相疑之秋，即使以信任对待部属，他们还会害怕，如果严格执法，则更会人人自危。从安定人心、稳定大局出发，这时只能赏功，不能罚罪，直到人心归顺，例如官渡之战胜利后，袁曹之争大局已定，曹操才强调，只赏功而不罚罪不符合国典。从今以后要改一改了。他下令说，众将出征，战败的应该抵罪，失利的应该免去官爵。三国人还强调，治国该宽该严主要看形势。如诸葛亮指出，益州牧刘璋治蜀，威刑不肃，失之于宽。刘备人蜀后，应纠之以猛。罚要有侧重点，对上层重在罚得坚决，对下层重在罚得慎重。曹操、诸葛亮执法时，都主张遵循“春秋责帅”（《三国志》卷35《诸葛亮传》）原则，坚持不应该把主帅排除在法规之外。诸葛亮在街亭战败后引咎自贸，自贬三等。曹操行军中马踏麦苗，违犯了自己制定的“士卒无败麦，犯者死”的禁令，认为不应该罚不加于尊，如果“制法而自犯之，何以帅下？”（《三国志》卷1《武帝纪》注引《曹瞒传》）于是割发代首。死刑虽然免去，割发那时也是严重的刑罚。诸葛亮对大臣和亲信，也主张严格执法。对于掩盖失职、破坏北伐的军务大臣李严和街事失利但与自己思若父子的将领马谡，诸葛亮都主张执行纪律，强调“不可苞含（包涵），以危大业”（《三国志》卷40《李严传》注引亮公文上尚书），“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复废法，何用讨贼邪”（《三国志》卷39《马谡传》注引《襄阳记》）。但对于普通没有权势的军人执法，他们却主张谨慎为之。曹操主张军中司法人员应选素质高的，因为“夫刑，百姓之命也。而军中典狱者或非其人，而任以三军死生之事，吾甚惧之。其选明达法理者，使持典刑。”（《三国志）卷1《武帝纪》）诸葛亮在伐魏前线，军中罚杖20以上，都亲自审批，都是担心出现冤情和滥刑，关心保护无辜。曹操、诸葛亮还主张赏罚公平。曹操说自己“不但不私臣吏，儿子亦不愿有所私”（《太平御览》卷429）。诸葛亮说：“吾心如秤，不能为人作轻重。”
由于曹操、诸葛亮亲自提倡，天下以法治军蔚然成风，一直到江东，无不如此。东吴治军，主张断斩示威，就是果断诛杀违犯军纪者，建立法令的权威。吕蒙征荆州，麾下士取民家一笠，覆盖官恺。官铝虽然是公物，吕蒙还认为违犯不得扰民的军令，不可由于同乡而废法，于是垂涕斩之。吕蒙量刑显然过重，但意在立威，结果军中震栗，道不拾遗。
孙权刑法虽然极其严峻，但那是对普通军人的，对代表大族利益的众大将则“爱人多容”（《三国志》卷引《孙皎传》）。将领潘漳杀军中富有的吏兵，劫其财物；吕范、贺齐、潘璋服饰僭拟王者，对这类违法行为，孙权都赦免不问，不再讲法治。
以法治军思潮有力地推动了军队建设。但东吴刑法过严，所以也受到时人的批评。如江东大族代表陆逊就反对孙权严刑峻法，建议多施恩惠，认为“峻法严刑，非帝王之隆业；有罚无恕，非怀远之弘规也。”（《三国志》卷58《陆逊传》）大族反对严刑，有的是因自己的利益受到触犯，有的则是为了尊儒。例如陆逊，他重视礼治，反对魏国刘廙的先刑后礼论，认为“礼之长于刑久矣，廙以细辩而诡先圣之教，皆非也。”（同上）同时，三国鼎立以后，社会相对过去安定一些。如果说，过去“治乱尚权谋”的话，那么这时更多地应该强调“治平尚德行”（《三国志》卷6《刘表传》注引《战略》）了。因此在三国鼎立中期，由于大族的反对和形势趋于安定，以法治军思想渐渐失去势头。魏明帝时，杨烈将军王昶攻击国典，要求大改现有法制，而效法先王之风。到了晋初，当权的士族打着纠偏的旗号，抑止了以法治军思潮。贾充一再阻止灭吴。晋武帝却令他总统灭吴大军。孙皓投降，贾充不知，以为吴不可灭，上表请班师，该表与告捷书同时到达，武帝不罪贾充。王洛攻人石头城灭吴，却受到诏书的诬罔责备，说他和阻挠他成功的上级王浑争功，武帝不辨是非，使立大功者蒙冤，以法治军精神荡然无存。晋灭吴作战上胜利了，治军上却是失败的。
（二）批评时弊，试图改革
创业时期的军队多能奋发有为，保有旺盛的战斗力，一旦进人和平守成时期，军队建设就会不可避免地暴露出一些问题。在魏晋南北朝诸政权的相对稳定时期，继位之主多无实战经验，往往对军队实行错误领导。军队弊病丛生，战斗力受到削弱。有识之士十分不满，纷纷批评军队种种时弊。
军队不务正业——吴国孙皓时，中书令贺邵、中书丞华霰指出军队承担不应承担的任务。贺邵批评江边戍兵被调去修建皇家猎园工程。说他们驱赶糜鹿和各种野兽人园，在山林中布设罗网，砍伐天然林，疲惫不堪。老弱者饥冻，怨恨叹息。针对宝鼎三年（267年）孙皓调兵民修建新官，华贸指出，江南精兵，一人顶北军10人。如果北宫建成，计兵士死亡和叛逃的如果有5000人的话，等于北军增加5万兵力；如果有万人的话，等于对方增加10万兵力。对这一严重情况，雄夫智士引为深忧。
机构庞大——西晋初年，司徒左长史傅成指出，军队上层庞大。过去都督区只有4个，现在10个，高级职位跟着翻番。五校尉和驻在京城外的牙门军，或是空架子，或不起实际作用，无益于宿卫。设置众多将军名号，一些开府将军不带兵，虚立上百个挂名机关。脱离生产的人太多，军费开支难以为继。
将领人选不当——北魏中后期，尚书右民郎路思令上疏指出，将领大多是“宠贵子孙”（《魏书》卷72《路恃庆列传附路思令列传》），下面军幢统领也都是“故义托附”（同上）。贵成子弟未经实战考验，平时志逸气浮，自许甚高，等到临敌，惊慌恐惧交集，战则必败。北魏后期，宁远将军、河阴令高谦之进一步指出，众多守帅缺乏才干，把有关系的人妄称人募，弄到军队中来。这些人请枪手引弓格代考，以假冒当上征官，但是身不赴阵，只派奴客充数而已。两军对阵，他们从不弯弓。结果是“王爵虚加，征夫多阙”（《魏书》卷77《高崇列传附高谦之列传》）。而且由于朝廷近臣擅作威福，合伙攻击正直人士，在这种情况下，谁肯把上述黑暗情况上报？结果是“蔽上拥下，亏风坏政”（同上）。
赏赐不符合实际——路思令又说，宠贵子孙当了将领，临敌时令军队中老弱在前当敌，强壮在后保护自身，加上兵器不精，整个情况是“任羊质之将，驱不练之兵”（《魏书》卷72路恃庆列传附路思令列传》），岂能不败。对于军队战败，皇帝不能认识原因所在，误以为官号没有给满，屡屡加以重爵，又怀疑是赏赐过轻，天天赐以金帛。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帑藏空虚，民财用尽，百姓损耗，主叹臣哀。
揭露时弊是为了纠正。贺邵认为，江边戍兵用于修建猎园，源于小人何定（殿中列将）恃宠放恣，而孙皓授予他权柄，应当斥退佞邪。何定后来丑行揭穿处死，但他不过是投主所好，病根在吴主孙皓。华霰批评动用战备部队修建宫室，直接触及孙皓，要求他做到“君明”、“主圣”（《三国志》卷65《华传》），孙皓置之不理。解决晋初军队机构庞大，傅咸主张“当今之急，先并官省事，静事息役，上下用心，惟农是务”（《晋书》卷47《傅咸列传》）。也就是精官简政，减掉形式主义的不急之务，把节省下来的人力物力投人经济建设。对于北魏将领人选不当和赏赐不符合实际，高谦之要求做到“军帅必得其人，赏勋不失其实”（《魏书》卷77《高崇列传附高谦之列传》），认为当前迷了路，但是“迷而知反，得道不远”（同上）。解决宠贵子孙任将领问题，略思令主张皇帝要敢于割舍这些人，大胆起用忠贞节义之士。
纠正时弊，莫过于改革。改革必触犯既得利益者，阻力巨大，没有人敢轻于尝试，但作战需要，不改不行。有人主张局部改革，试行者是西晋小将马隆。晋武帝咸宁五年（279年），鲜卑树机能攻陷凉州，河西断绝，朝臣计无所出。司马督马隆自告奋勇，组建新军，平定了凉州。马隆主张撇开现有军队不用，另建新军，拥有组建、领导和指挥军队的自主权。他对晋武帝说：“陛下若能任臣，臣能平之”，“陛下若能任臣，当听臣自任。”（《晋书》卷57《马隆列传》）“自任”，是在建军上有募兵权，“臣请募勇士三千人，无问所从来”（同上）；有挑选武器权，“因请自至武库选杖”。武库令不肯让，他自选，他又报告晋武帝说：“武库今乃以魏时朽杖见给，不可复用，非陛下使臣灭贼意也。”（同上）晋武帝答应他请求，并一次拨给三年军资，说明他又争来后勤保障权。马隆带兵西征后，音信断绝，朝廷担忧，有人估计全军覆没。这说明作战上马隆也拥有独立指挥权。后马隆使者夜到京城，报告胜利消息，晋武帝拍手大笑。马隆改革成功，因有晋武帝支持。公卿都说，现有军队足够用（主要是世兵），不应该“横设赏募以乱常典”（同上），晋武帝不听；在马隆与武库令争吵中，武帝又支持马隆。马隆不触动军队现有体制，减少了阻力。改革仅在局部范围内进行，组建的新军不过区区3000人，马隆的自主权也只有西征平凉期间才享有，无碍于全局。马隆限制改革的范围，才能取得支持，获取成功。
三、“弘思远益”的战略思想
这个时代，出现了有利于战略思想发展的诸多条件。首先，形势较乱，各种势力都谋求兼并异己，壮大自身。一些战争指导者失败了，另一些成功了。人们觉悟到在乱世必须加紧认识战争指导的宏观规律，产生对战略思想的渴求。刘备初见诸葛亮，即吐肺腑之言，说自己虽然有夺取天下之志，却由于智短，不能正确认识战争形势、特点、规律，由于术浅，所提方针往往不符合实际。过去失败，当前束手无策，都是由于战略上缺少良计，因此，他甘愿降低身份，三顾茅庐，请教诸葛亮“计将安出”（《三国志》卷35《诸葛亮传》）。明智的统治集团的渴求，为战略思想的发展注入了强大推动力。
战略思想发达的其他条件_人才生长机制和战略知识积累，一度也具备了。汉末的双向选择机制，十分有利于人才成长。那时割据者和人才（一般是名士）互有选择对方的自由。名将周瑜引用马援答东汉光武帝的话说：“当今之世，非但君择臣，臣亦择君”（《三国志》卷54《鲁肃传》）。周瑜时的双向选择机制，比马援那时更加健全。所以苟或、郭嘉之徒先依袁绍，见袁绍无能，再投曹操。诸葛瑾为吴国大将军，弟亮为蜀国丞相，族弟诞又显名于魏，一门三方为冠盖，时人引以为美谈，说明社会承认三人的选择，态度宽容。那时，统治者也比较重才和纳谏。上述双向选择的机制，保证了人才不易被埋没。许多掌握历史经验的知识分子改变死读书的学风，不再做皓首穷经的俗生儒士，转而关心现实政治军氛成长为识时务的俊杰。同时，中国的战略知识从春秋萌芽，历经秦汉、也有了丰富的积累。除此之外，这个时代战争实践极为丰富，这也为战略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准备了条件。
（一）“弘思远益”
杰出的战略家诸葛亮认为，对于战略问题，应当“弘思远益”（《三国志》卷35《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弘思”是大处着眼，“远益”是追求长远利益。这是制定战略的基本方法和出发点。
东汉末年，诸葛亮提出《隆中对》，为暂时寄人篱下的刘备集团描绘出一幅如何夺取中国的蓝图。诸葛亮主张，当务之急是向曹、孙、刘之外的中间地带荆州和益州发展，壮大自己。对主要对手曹操（当时最强大的势力）实行以退为进，暂时不与他争锋，自己发展起来以后，待天下有变，两路出兵，北定中原，还于旧都。这个杰出战略，正是“弘思远益”思想的具体写照。
《隆中对》产生于献帝建安十二年（207年）。那时处在汉末群雄混战的后期，南方各割据势力间矛盾重重。割据东吴的吴主孙权三次进攻刘备所寄寓的荆州江夏郡，北方的曹操将很快完成中原的统一，兵锋即将南指。在战略格局发生重大转变的关键时刻，《隆中对》为刘备集团提出了正确的战略新思维。在刘备兵微将寡、寄寓于他人时，《隆中对》敢于以夺取全国政权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勇敢追求最大的“远益”。在追求“远益”时，反对走一步看一步，坚持对未来进行长远的通盘规划，坚持“弘思”，力求“远益”和“弘思”的完美结合。
诸葛亮认为，刘备在兵微将寡（兵力仅数千人）之时，企图北定中原，是不现实的。因此把北定中原的大目标，分解为两步实现。第一阶段只求实现其一部分目标，同曹、孙三分天下，第二阶段再实现北定中原。这样就把计划置于比较可行的基点之上。向第二阶段转变，条件是实现了第一阶段目标，并进行了搞好内政、外交和军事的全面战争准备，时机是天下有变。一旦条件具备，时机成熟，对北方大敌即可由战略防御转人战略进攻，实现北定中原的夙志。
诸葛亮的战略思想中体现着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的辩证统一。他提出的避开曹操（实行战略防御），与以曹操为敌，表面上看是不一致的；后来，他承认孙权僭号称帝，与蜀国的汉统地位，表面上看又是不一致的。凡此，都是为“恢复汉室”而实行的“应权通变”（同上），即根据变化了的情况，做策略上的灵活变通。承认上述表面的不一致，是为了争取最后的一致。
从《隆中对》体现的“弘思远益”主张看，这个时代对战略问题的认识已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二）多方佐胜
三国时人不仅从理论上，而且从实践上，坚持对决定战争胜负的诸因素进行宏观思考，以求多方佐胜。先秦以来人们就认识到，战争不仅是军事的较量，也是政治、经济、自然诸因素的较量。政治、经济、外交、自然诸因素直接影响军事强弱，是军事佐胜的条件。认识这个原理是一个方面，实践中会运用、形成有效的策略和政策思想是更重要的方面。三国时期在多方佐胜上积累了许多好思想，尤其以曹操比较突出。杰出的战略家曹操主张，军事上的胜利，离不开政治、经济的积极配合。曹操本是东汉末年众多割据势力的一支，以他中等偏上的军事实力企图扫平群雄是很困难的。于是他采纳部下毛玢建议，“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畜军资”（《三国志》卷12《毛玠传》），“树基建本”（同上），从政治、经济上创造战争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