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钱穆和历史 (1)
钱穆的一生，一直与中国文化息息相关。他先是自学成为小学教员，随后发表著作进入大学执教，最后离开大陆到台湾讲学。钱穆不仅是一位历史研究者，也是一位历史的见证者。在他所生活的近百年里，中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内忧外患。但痛苦没有将他变成尖刻的批评者，反而让他如苏东坡那般，越多磨难，便越是温柔。
两岸三地的文化苦旅
有一年暑假，钱穆在香港犯了严重的胃溃疡。他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自己创办的新亚书院一间空教室的地上。这时前来看望他的学生，也就是后来著名的国学大师余英时看到了这一幕，心里不禁为他难受。余英时问他，“有什么事要我帮您做吗？”他说：“我想读王阳明的文集。”余英时便去商务印书馆给老师买了一部，回来的时候，钱穆仍然一个人躺在教室的地上，如同一叶被浪拍打过的孤舟。
这是历史学家余英时对他的老师钱穆的一段回忆。那时的钱穆身患疾病，形单影只，刚刚在香港创办起了新亚书院。
钱穆先生本为江苏无锡人，九岁入私塾，十七岁辍学后自学，十八岁时开始任教于家乡的中小学。自此，他的青年时光大半就在家乡中小学的那三尺讲台上度过了。
直到三十六岁的时候，钱穆因《刘向、刘歆父子年谱》而成名，通过北大教师顾颉刚的推荐，被聘为燕京大学国文讲师。
燕京是一所教会大学，在北平各大学中享有很高名气。当时校务主要由监督司徒雷登主持。司徒雷登设宴招待新来教师，询问大家对学校的印象。在会上，钱穆直言不讳地说：“初闻燕大是中国教会大学中最中国化的学校，让我对它充满了向往。但是来了之后，感觉大不然。入校门就见‘M’楼、‘S’楼，这是什么意思？所谓的中国文化哪里体现得出来？最好还是命以中国名称。”事后，燕大召开校务会议，讨论了钱穆的意见，并最终采纳了他的建议，改“M”楼为“穆”楼，“S”楼为“适”楼，“贝公”楼为“办公”楼，其他建筑也一律以中国名称命名。
钱穆在北平居住了八年，授课于燕京大学、北大等名校，并在清华、北师大兼课。抗战时期，他辗转任教于西南联大、武汉、华西、齐鲁、四川各大学。
因为不合于当时批判历史的主流，新中国成立时，五十五岁的钱穆离开故土只身去了香港，从此告别了大陆的亲人。随后，他在香港创办新亚书院，并且坦言自己的想法：
我创办新亚的动机，是因为当初从大陆出来，见到许多流亡青年，到处彷徨，走投无路，又不是人人都有机会到台湾；而我觉得自己是从事教育工作的人，怎忍眼看他们失学。同时，也觉得自己只有这一条适当的路可以走。虽然没有一点把握，但始终认定这是一件应当做的事。
如今，新亚书院已经并入香港中文大学，成为香港文化历史上的一座丰碑。钱穆的尝试是成功的。
在香港转眼又是十八个春秋，1967年10月，钱穆应蒋介石之邀，以“归国学人”的身份自港抵台，从此定居台湾。
钱先生早年曾居住在五世同堂的大宅“素书堂”附近，于是他就以“素书楼”命名台湾的新居。在新居的庭院里，他还特意种上了家乡的植物：苏州紫竹。在台湾的钱穆专致于讲学与著述，由于患病，他视力逐渐下降，后来不得不由夫人执笔记下他口述的一些观点，结集成《晚学盲言》。
1980年夏天，八十六岁高龄的钱穆在夫人陪同下到了香港，此行的目的就是为了与阔别三十二年之久、生活在大陆的三子一女相见。“昔别君未婚，儿女忽成行。”次年他再到香港，与长女长侄相见，解放初期的那段历史，让这个热爱历史的人失去了太多与家人共享天伦的机会。
钱穆先生临终前曾有遗嘱：如果人不能回到大陆故乡，也要葬回去。为了完成钱穆魂归故里的遗愿，钱夫人将他的灵骨一直安放在台北永明寺，等待着归葬大陆。直到1992年，钱穆的骨灰才由台北经香港辗转送抵上海，于傍晚到达苏州，最后被散入苍茫的太湖。这位劳碌一生的国学大师，终得偿所愿。
历史注脚：
素书楼的回忆
在台湾时，钱穆因不满当时身为立法委员的陈水扁与台北市议员周伯伦指控他霸占政府建筑物的罪名，以九十六岁高龄之身毅然搬离了素书楼。这件事情让他的内心很不舒畅，在生命的最后时光，素书楼庭园内的草木总是出现在他的眼前。清晨，他总是望着窗外问家人：“树呢？大树怎么不见了？”陈水扁执政后，曾向钱夫人道歉，并将素书楼改钱穆先生纪念馆。
新亚书院
新亚书院(New Asia College)，位于香港九龙。l949年秋，钱穆与唐君毅、张丕介等在九龙桂林街一所中学里租赁了两间教室，开办了这所亚洲文商专科夜校。翌年春改为日校，并正式易名为新亚书院。“新亚”取亚洲新生之义。钱穆的办学宗旨是：上溯宋明书院的讲学精神，旁采西欧导师制度，以人文主义教育为宗旨，沟通世界东西方文化。1964年，香港当局采用联邦制将三个私立书院：新亚书院、崇基书院、联合书院合并成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成为中文大学的一部分，但仍有相对的独立性。
一生为招故国魂
钱穆的一生，从一八九四年到一九九零年，是近代史上变化最剧烈的一个百年。先是外族的入侵，继而内战，随后他旅居台湾，直至去世才回到故乡。他人生的起点，是在素有“东南财富地，江浙文人薮”的江南水乡无锡的七房桥。
钱穆的父亲是一个秀才，因体弱多病，无意科名，但对两个儿子却寄予厚望，希望他们能读书入仕。四十一岁时，他撒手尘世，留下孤儿寡母，当时钱穆才十二岁。他就读的无锡荡口镇果育学校，是辛亥革命前无锡一所开风气之先的典型的新式学校。学校师资力量极佳，既有深厚旧学根底的宿儒，又有从海外学成归来具有新思想的学人。
钱穆那时的体操老师钱伯圭，思想激进，是个年轻的革命党人。他见钱穆聪敏早慧，就问他：“听说你能读《三国演义》？”钱穆答是。老师便借此教诲他说：“此等书以后不要再读。此书一开首就有‘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一治一乱’之类的话，中国历史走上了错路时，才会有分分合合。如今欧洲英、法诸国，合了便不再分，治了便不再乱。我们当向他们学习。”
这番话对十岁的钱穆来说，太具有震撼力，日后他在回忆此事时说：“此后读书，伯圭师言常在心中。东西方文化孰得孰失，孰优孰劣……余之一生亦被困在此一问题内。”的确，钱穆的一生都在思考“东西文化孰得孰失”，从他的著作当中，可以看出他找到了答案：那就是坚信中国历史文化的优秀。
钱穆最早对历史进行全面论述的一部作品是《国史大纲》，写这本书的时候，钱穆四十五岁，正好走完了人生的一半。这既是对他前一半人生积累的一次总结，也是为他后一半人生讲演所做的铺垫。他在《国史大纲》的前言中说：
“凡最近数十年来有志革新之士，莫不讴歌欧、美，希望能一步一步地追随欧美脚步发展。这种人心里想的是学欧美，眼里见的嘴里说的也都是学欧美。在西方文化中迷失，渐渐忘了我们自己的文明，仅仅从形式上去学习欧美，但是没有真正地考虑到各国的国情。反观祖国，凡事革新之士所赞美的讴歌的，我国似乎都没有，中国自秦以来两千年，只是像一冬蛰之虫，虽然生气没有绝，但是活动全失。”
钱穆得出的最后结论是：治国史之第一任务，在能于国家民族之内部自身，求得其独特精神之所在。研究历史的首要任务，就是要从历史中找到它独特的精神所在。钱穆所找到的中国历史的精神，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总结，他历数每一个朝代，力求将那个时代里人们真实的心理和时代精神都还原，让长期干瘪的历史变得鲜活。所以他的弟子余英时评价老师时，用了一句“一生为故国招魂”。
《国史大纲》写作于战火不断的抗日战争时期，他希望通过自己对国史的解读，能够激发众人对本国历史文化爱惜保护的热情与挚意，阐扬民族文化史观，他的这部作品也被推为中国通史的最佳著作。
钱穆自述：“余自《国史大纲》以前所为，乃属历史性论文，仅为古人伸冤，作不平鸣，如是而已。此后造论著书，多属文化性，提倡复兴中国文化，或作中西文化比较。”余英时曾说：钱先生治学的“终极关怀”，“分析到最后，是为了解答心中最放不下的一个大问题，即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和中国的变局，中国的文化传统究竟将何去何从。”
此后的另一个四十五里，钱穆笔耕不辍，《中国文化史导论》、《中国人之宗教社会及人生观》、《中国社会演变》、《中国知识分子》、《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史学名著》……仅从他的题名中，就可以看到一条回归历史的清晰线索。
钱穆一生专著多达80种以上，每一本之中都可以感受到他深切的爱国之心。1986年，在他92岁生辰，素书楼讲完最后一课，他告别杏坛，最后对学生赠言道：“你是中国人，不要忘记了中国！”
历史注脚：
盖棺定论说钱穆
钱穆去世之后，有人评价说：“他的离去代表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也是传统国学的终结，此后国学大师四字成为绝响。” 著名近代思想史家、清华和北大双聘教授刘桂生先生的挽联更是总结了钱穆的一生：
由诸子入经学转史学据理学兼文学子学达经学明史学信理学诚文学雅心物两得精博一世代不数人；
爱民族及文化望复兴求统一盼富强思虑深大义明乡情重识见卓忧心切知行一贯阴阳两济世多后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