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历史需要细看 (5)
历史注脚：
府兵府兵之“府”，是军队的屯扎地，独立于州、县之外，全称“折冲府”。折冲府共分三等，上府一千二百人，中府一千人，下府八百人。当时各家经济情况不同，可分成九个等第，下三等的民户，不能当兵，只在上等中等中，自己愿意当兵的，由政府挑选出来，给他正式当兵，这就是府兵的来源。
杜甫与安史之乱
杜甫在《新婚别》中描写的是一个征人的妻子的痛苦，却集中了安史之乱中无数青年夫妻生离死别的遭遇。杜甫本人经历了安史之乱。公元755至759年，安史乱起，杜甫被安火乱军所俘，被困在长安近一年，后越过战争最前线，冒死逃脱，达于行在，肃宗任为左拾遗，旋因谏房馆事激怒肃宗，遭疏远，旋被贬华州司功参军，弃官到秦州到同谷、到成都。在此期间，杜甫曾有过一段优裕从容的为官生活，有过一些吟咏宫廷生活的诗歌，如“三吏三别”。
三 榆杨难挡辽人蹄
极顶可怜的宋朝
钱穆在讲宋朝时，多次用到了一个形容词：极顶可怜。这个既口语化又富有深厚情感的形容词里面，包含着钱穆对宋朝的同情和理解。而这一“极顶可怜”的最大表现，就是宋朝极顶可怜的国防。
“宋代兵制算是中国历史上最坏的兵制了”，追根溯源，这最坏的兵制也有因缘来历。唐末五代时，兵乱频仍，藩镇骄横，当时社会上几乎没有读书人了，人人当兵自保。后来军队中都是老弱残兵，不能上阵打仗，便像罪犯一般被当作劳役使唤。为了防止逃兵，朝廷规定在当兵的脸上刺花字，称为配军，《水浒传》里的宋江、武松一类人，脸上都有刺字，送到某地方军营中当兵做苦工，被人家骂做贼配军。
其实这些军队，在汉是更役，在唐则是庸。宋代的役，在汉代是地方自治的力量。这种不合理的转变，积重难返，宋太祖也只能在这种军队中挑选一批精壮的，另外成为禁军。禁军的挑选，身长体重都有规定，各地方合这标准的，就送中央当禁军。不合这标准的，留在地方作厢军。这些兵并不上阵打仗，只在地方当杂差。
宋代得天下时，并未能真正统一全国，大敌辽国先宋五十多年的历史，燕云十六州，早被石敬瑭割赠辽人。当时察哈尔、热河、辽宁乃及山西、河北的一部分疆土，都在辽人手里。北方已经没有了什么屏障，宋代建都一马平川的开封，豁露在黄河边上。太行山以东又是个大平原，骑兵从南下只要三几天就可到黄河边。一渡黄河，开封便难保。“所以宋代立国时没有国防的。”
钱穆假设宋朝若建都洛阳，还勉强有险可守，若向西建都西安，那当然更好。但宋太祖偏要建都开封，这其中也有他的苦衷。因为当时国防线残破，燕云失地未复，他不得不养兵。养兵要的军粮，要全靠长江流域给养。古代所谓中原地带，在唐末五代残破不堪，经济全赖南方支持。从隋炀帝以来的通济渠运粮到了开封，再往洛阳运，水路不通，陆路更艰难。因为没有力量把军粮再运洛阳去，要节省一点粮运费用，所以迁就建都在开封。宋太祖也曾说将来国都是要西迁的。
如果宋初先打黄河北岸，把北汉及辽拿下，长江流域就可不打自下。不过这个政策很危险，一旦打了败仗，连退路都没有。于是宋太祖先平了南方，却把最艰难的事情留给后人做。宋太祖将皇位传给他的弟弟赵匡义，为宋太宗。太宗继位，曾两次征辽，但都打了败仗。宋代开国形势如此，以后不能裁兵，不能复员，为保国本，也不敢和辽国再战。在这种情形下，宋代就变成养兵而不能打仗，明知不能打仗而又不得不养兵的国情。
另一方面，陈桥兵变之后的宋朝，也使太祖竭力提倡文治，不重视用兵。宋人只想把军队用来抵御外患，不想再蹈唐末五代覆辙。因此养兵而不得兵之用，愈养愈多。《水浒传》说林冲是八十三万禁军教头，实际上太祖开国时只有二十万军队，太宗时有六十六万，到仁宗时已经有了一百二十五万。所以王荆公变法，便要着手裁兵。但民兵制度，还没有推行到全国，又有了保甲制。保甲就是把农民就地训练，希望临时需要，可以编成军队，又可免除养兵之费。
宋政府加意褒奖文人，但是又不敢怠慢了武官。文武都要国家养，导致一方面是冗兵，一方面是冗吏，国家负担一年重过一年，弱了转贫，贫了更转弱，宋代政府再也扭不转这形势来。这是内忧。
宋代最大的缺憾，就是没有国防资源。按照我国的地形，在北方作战一定得要骑兵。对付北方塞外敌人，更非骑兵不可。而骑兵所需的马匹，一定要产自高寒之地。养马又不能一匹一匹分散养，要在长山大谷，有美草，有甘泉，有旷地，才能成群养，才能为骑兵出塞长途追击之用。在中国只有两个地方出产这样的战马，一是所谓蓟北之野，即今热察一带，一是甘凉河套一带。而这两个出好马的地方，在宋初开国时，正好一个被辽拿去，一个被西夏拿去，都不在宋人手里。另外精良的铁矿，也都在东北塞外。
王荆公行新法，一面想训练保甲，一面又注意到养马。但是马在温湿地带饲养不易，很容易生病死亡，马死了要赔钱，于是农民把养马看作苦事。钱穆叹息说，其实这一方法，纵使推行有效，遇到战事，也只是一群羸弱之马，未必有用。
自居庸关到山海关一带，都在辽人手里，一旦辽人向南冲进来，宋哪里有还手之力？真宗时的澶渊之盟，就是这种形势下的无奈之举。宋辽两国讲和，宋这边不好正式布置边防。于是奖励民间种水田，多开渠道，鼓励在渠旁多植榆杨。这样的用意，是想到万一打仗，可以做障碍，稍稍抵御辽人的大队骑兵。“这真是极顶可怜的办法”，可惜辽人也懂得，还是时时不许宋国开沟渠、种水田。冬令时又放队四处掠夺，边境农村成了一片废墟，宋永久不能有沿边的防御线，只好保持和议。
宋朝有名的杨家将杨老令公、杨六郎等守御的一条线，算是宋朝唯一的一条边防了。不过主要的范围还是在河北。连涿州附近的拒马河，都成了一条可怜的国防线。进不可攻，退不可守，兵无用而不能不要兵，宋代的国防如此，“尚何言哉？”。幸而宋代人还是比较重视读书人，文治方面复兴，内部没有出什么大毛病。
历史注脚：
宋代养兵
在宋太祖时，地方兵厢军是摆着无用的，各边防守派中央禁军去。但也不让其久戍，譬如今年戍河北的，隔一年调中央，又隔些时再调到山西。这样一番调防，虽连年不打仗，而经费上则等于年年动员，年年打仗。另外，则兵不习将，将不习兵，关键时刻也难运用。所以整个宋代，既需要武将立功，都担心武将立功黄袍加身，就这样，在矛盾中养了一个巨大的脓包。
宋代文人
宋太祖临死有遗嘱：子孙相传，绝对不能杀一个读书人。他们牢守此家训，直到南宋。岂止不杀，宋王室可以说是最懂得优奖文人的。因此过了百十年，能从唐末五代如此混乱黑暗的局面下，文化又慢慢地复兴。后代所谓宋学——又称理学，就是在宋兴后百年内奠定基础的。这一辈文人，都提倡尊王攘夷，明夷夏之分，又提倡历史传统，所以中国还能维持，开辟出自宋以下的下半部中国史，一直到现在。“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就是从宋代尚文轻武而来的。
宋臣：过分谦卑反不自重
宋代也有三省，但只有中书省在皇宫里，称政事堂，门下尚书都移在皇宫外了。中书省又和晚唐五代传下的管军事的机构枢密院同称两府。中书则为丞相，地位独重，但是管不着军事。
宋朝的用人，不是通过宰相下面的吏部，而是另设一个考课院。考课后来改名审官院，后来分东、西两院，东院主文选，西院主武选。又别置三班院，来铨衡内廷供奉和殿直官。这样宰相便没有一点用人的权力。这是宋初皇室蓄意要减夺中书宰相职权而添设的。
宋代相权低落，必然也就有君权的提升。
君权的提升，本来是当时的大臣不得以而为。虽然情有可原，但是钱穆说，这是当时大臣不知大体，又兼之一种心理上的自卑感，才至于如此。假设是在唐代，出自门第传统的人决不会如此。或者是西汉初年那些从山里来的“泥腿子”，也不会如此。“那是晚唐五代，进士轻薄传下的一辈小家样的读书人，才如此做。”
事情久了之后，原本的意义便没有了，如同当年的两税法忘了为民制产的本意一样，后人便只见皇帝的尊严与宰相的卑微了。也可以说是从此以后，那些影视剧中诚惶诚恐的“微臣”便真正出场了。
为了避嫌、推尊皇帝的威仪，遇政府定旨出命，先写一个劄子，提出几项意见，拟成几条办法，送由皇帝决定。然后宰相再照皇帝意见正式拟旨。这一样一来，宰相不再定旨出命的定稿，这与唐代宰相之熟拟相差就很大。皇帝诏书在唐代归宰相中书省拟定，中书熟拟送呈皇帝，皇帝只亲揽了在纸尾批几句，盖个章，便可拿到尚书省奉行。其实是宰相出旨，只求皇帝表示同意就行。而宋代的皇帝就不仅有同意权，还有参加意见的权力了。宰相不过是奉命行事。
但是这也不是说中国传统政治只是独裁与专制。宋太祖时，遇某官出缺，他叫宰相赵普拟名，赵普拟了一个名后交给太祖，恰好这人是太祖平时最讨厌的，他愤然说：“这不行”，就把纸撕了，扔在地上。赵普不做声，把地上废纸捡起来藏了。过一两天，太祖又要赵普拟，赵普又把浆糊粘成的纸送上。太祖问：“怎么还是他？”赵普答道，暂时无别人合适。太祖也悟了，点头说：“既如此，就照你意见吧！”
对这个故事，钱穆说赵普到底还有一些宰相大臣的传统风度。但实际上，赵普并不是一个道地读书人，只因宋太祖信赖他，同时也并无其他像样人物，他才做了宰相。在他做了宰相以后，太祖还时时告诫他，说你做了宰相，该抽空读书，所以他才读《论语》。后来人却说赵普以半部《论语》治天下，大概指他读《论语》，也没有好好仔细读。然而赵普却已是宋代开国的一位贤相。这并不是赵普个人如何杰出，只是一个传统的历史习惯该如此，当如此，而赵普也如此了。
宋代制度之缺点，在散与弱，不在专与暴。直到南宋宁宗时，都要亡国了，皇帝的御札，还激起朝臣愤慨，说事不出中书是为乱政。可见宋代相权，还有一定传统客观的地位，并不是绝对就皇帝独裁了。
历史注脚：
朝仪的变化
唐代群臣朝见，宰相是有资格“坐而论道”，并赐茶的。但是到了宋代，宰相上朝，也一同站着不坐。这是因为宋太祖在后周时，是一个殿前都检点，因缘际会黄袍加身作了皇帝。像这样作皇帝的，宋太祖也不是第一个，到他已经是第四个了。但当时的宰相却有做上一二十年的。相形之下，皇帝反而不正统。五代除了冯道，很少有皇帝受人尊崇。所以宰相要尊王，就站着上朝了。
赵匡胤出身
赵匡胤一直宣称自己的家族是汉代“京兆尹”、涿郡人赵广汉之后，其实，宋太祖赵匡胤的籍贯是天下赵姓发源之地山西赵城县罗云村。由于家境贫穷，祖父赵敬曾经流落到一百多里以外孝义县谋生。青年时期的赵匡胤任侠好武，喜打抱不平，以负案之身逃回故乡山西，投奔在太原为僧的叔父避祸，遂发生“千里送京娘”故事，在民间传为佳话。赵匡胤“陈桥兵变”登基后，一方面暗中修建山西孝义县的曾外祖、祖母的坟茔和纪念父亲出生的庙院，敕封父亲为“宣皇”、祖母为“宣皇圣母”、曾外祖父为“宣王”，一方面编造出自己是汉代名臣、“涿郡”赵广汉后裔的说法，记入正史。
谏官：政治上的一种技术
历史上有名的谏官诤臣，首推贞观之初的魏征。“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魏征成就了一代明君唐太宗，但是魏征死后，先是他推荐的人受到处罚，继而是没了公主媳妇儿，甚至被砸墓。种种境遇，又让人不得不感叹做谏官，是一种政治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