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老故事，新想法 (3)
汉时有贾谊，被文帝放为长沙王太传。后来再见到文帝，两人促膝长谈到深夜。文帝说自己许久没有见到贾谊了，以为已经超过他了，但是今日一见，才知道自己远不如贾谊。后来贾谊成为梁王的太傅，梁王出猎时坠马而死，贾生因为内疚自己未尽师之道，也含恨而卒了。此后，文、景以下的很多大政方针，多出自贾谊的原议，贾谊对汉朝的影响，在他死后才表现出来。
汉代还有董仲舒、公孙弘。此后可称为士人的还有东汉严光、三国曹操、刘备、孙权、诸葛亮、陶渊明……下至唐太宗，在他未登极之前，已先有十八学士这样的士人集团。这些人物，都是鲜活的士人代表。
如果说要将政治人物作为社会上尽善尽美至高无上的人生标准，那这样的人生是没有什么希望的。而我们的传统社会中有士，就让人民在安身立命的时候，多了一重偶像选择，为人则另有更高标准、更高境界。就连政治人物，也要向着士的这种境界和标准来看齐，这就是士人存在的价值。
孔子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中国的士统，追求的是一种精神上的成就，而非物质上的满足。士人在历史上成为追求精神高度的骑士，中国的士统也就是一种道统。士不是一种职业，也不是一种宗教。“君子群而不党。”“众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士也不是一种党派。划分士人的，就在于是否有修齐治平之道。
对我们来说，只有存在士人，才是一个完备的社会，或者说只有士人敢于说话，才是一个健康的社会。士人的存在，是我们对道德不懈追求的象征。这一点，正是我们与其他任何国家不同的关键。
历史注脚：
多士之宋
在中国历史中，士人最多产的时代要数宋代。在政治上大有作为的士人，有王安石和司马光。王安石属于理想派，想要在宋神宗的身上找到唐虞三代之君的精神；而司马光属于经验派，仅求宋朝政治气象能赶得上汉、唐就足矣。最后，理想像现实屈服了。当时的新旧党争，变成了一场政治斗争。宋代还有周敦颐、朱熹这样的士人，成为影响后世的大学问家。
名士嵇康
嵇康是魏晋时期“竹林七贤”的领袖人物。他就是一个典型的士。嵇康原本与吕巽、吕安兄弟为友。吕安的妻子被其兄吕巽奸污，吕安原本准备休妻并起诉吕巽。但是吕巽请嵇康从中劝解，并发誓不会恶人先告状，于是嵇康劝说了吕安将这件事平息下来。但是之后吕巽害怕吕安翻悔，于是抢先告吕安不孝。嵇康于是写信与吕巽绝交，并出面为吕安作证，这时司马昭想要乘此机会除掉嵇康。
嵇康入狱后，许多豪杰纷纷要求与嵇康一同入狱。最后嵇康和吕安却被判处了死刑。行刑当日，三千名太学生集体请愿，请求赦免嵇康，并要求让嵇康来太学做老师。但是这些要求并没有被同意。
嵇康从容赴死，临刑前在刑场上抚了一曲《广陵散》。曲毕，嵇康把琴放下，叹息道：“《广陵散》于今绝矣！”时年四十。
古人的时间观念写在路上
如果说世界上最有时间观念的是哪一国的人，肯定轮不到我们中国人头上。中国人似乎向来就不讲究时间观念，干什么事情都是马马虎虎，像鲁迅说得那样，“差不多”就行。和被称为“钟表的奴隶”美国人不一样，我们习惯看着太阳算小时，看着月亮的阴晴圆缺来算一个月的朔望，看着草木枯荣而知春秋。农业社会的根让中国人讲求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节奏，绝不会在日程表上划得密密麻麻，而会留下十五分钟的时间休息一下，和朋友聊聊天之类。如果说工业社会的时间是靠钟表来计算的，我们古老的农业社会的时间就要靠大自然来计算。而这种计算方式，可能与西方不同。
其实中国也并非没有时间观念，二十四节气中明明白白写着“芒种”、“谷雨”，这些节气的背后都有应时而作的意义。与其将时间交给钟表，不如把时间交给一套完善的体制。在这个体制之类，中国人是有时间观念的。
例如钱穆说，从古代的通讯就可以看出他们的时间观念。中国地方大，古代的交通完全靠驿骑，要传达一个政令是很不容易的。古代的驿路相当于国道，可通全国，到处都有站，当时则叫做“亭”。唐代首都在长安，若要发一份公文到番禺，也就是今天的广州，或者到杭州、福州，其困难程度可想而知。加上我们常认为古人也没有时间概念，路上也会赏花饮酒，这样岂不是无法办公，但历史上很少记载有因为文件没有传到而耽误了很多事情的。
当时公文，也分缓急等次，好像现在的信件分为平信和快递一样。当时递送公文主要靠马匹。某种公文在一个时辰里马该跑多少路，都有一定的规定。从这一站到那一站，快的多少时，慢的多少时，都规定好了。每站都有守站的人，送公事的到达了，守站的把吃的喝的都预备好，邮递员吃饱喝够，稍稍休息，再换一匹预先喂好了的马，继续赶路。第一天到什么地方歇，第二天到什么地方歇，也都有限定。因此几天内，如限赶到，是没有问题的。
每天，尚书六部都有公文要发往各地，一匹马来，一匹马去，络绎不绝。现在的火车轮船，有时还误点，古时驿骑误点，也是寻常事。但也总得多少照规定时限到达。否则，政事就会乱，国家就会垮台。
从理论来说，空间越大，时间越紧要。如果说中国人没有无时间观念，又怎么能统治管理偌大的国家呢。只是我们对时间的感知，不在于多少分多少秒，而在于办成了多少事情。我们建立一套完善的体制，也是一种节约时间的方式，如唐代的邮政体制。
但是体制太强大，又会反过来耽误时间。曾有人戏谑到，如果一个外国人想到中国来开发房地产，肯定是不行的。光是盖公章，就能叫他跑断了腿。我们办事情要讲究一个手续，手续办齐了才算正式合法合理，而我们的部门又太多，在办手续的过程中，就又浪费了很多时间。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我们古人更看重一套规矩。古代在礼仪上，将各种细节都规定得死死的，穿什么样的衣服，拿什么样的礼器，诸如此类，以保证一套仪式的完整和庄严。包括我们中国人说话，客套时候上句与下句之间，都讲一个套路，来传达自己的情意。可以说比起时间，我们更看重像邮路那样的一套体系，生活在这种体系之中的人，才会得到安全感。
历史注脚：
皇帝也要守时
古代皇帝要上朝，起床要赶在黎明前，保证在太阳出来的时候散朝，大家各归各位开始办公。这是历代定下的规矩，要想成为明君就要适应这种规矩。唐太宗、宋太祖他们都是按照这种时刻表来上朝的，后来朱元璋称帝之后，也没有破坏这样的规矩。
古代计时器
中国古代应用机械原理设计的计时器主要有两大类，一类利用流体力学计时，有刻漏和后来出现的沙漏；一类采用机械传动结构计时，有浑天仪、水运仪象台等。此外，还有应用天文原理计时的日晷，它也是中国最古老的计时器之一。1276年，中国元代的郭守敬制成大明灯漏。利用水力驱动，通过齿轮系及相当复杂的凸轮机构，带动木偶进行“一刻鸣钟、二刻鼓、三钲、四铙”的自动报时。
艺术是中国人的宗教
提到中国的宗教信仰情况，很难得到一个统一的答案。官方有一套说法，民间也各有说法。有的认为我们信仰儒家，但是有的又说儒家不能算作宗教；有的认为我们信仰佛教、道教，也有的认为中国是个多神教的国家，从玉皇大帝到太上老君，从土地爷到灶王爷，几乎遍地是“神”。结果，中国成了一个无神论的国度，所谓“拜神如神在，不拜也不怪”，在宗教上，我们自己把握，有相当大的自由。
外国宗教传到我国，最早的是印度的佛教，一开始有一股热潮，“南朝四百八十寺”，就是形容的晚唐佛教盛行的景象。但是到了宋朝，宗教便渐渐又趋于平淡了。
钱穆认为，我国从宋代开始宗教不兴，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宋以后的中国，平民教育越来越到位。而魏晋南北朝时代，教育限于门第，当时只有达官贵人的子弟，才有受教育的机会，普通百姓人家如要读书，往往到寺院或庙宇里。宋以后，教育普及，书院大兴，不必再跑进寺院庙宇里去读书，宗教的魔力也就自然减少了。而且，平民化的教育也让普通人懂得吟诗作赋，欣赏艺术。
另一个方面的原因，就在于中国的艺术文学，可以替代宗教的功用。宗教主要是让人有心理情感上的寄托，得到抚慰。而宋代的文学也有这样的功效。
宋以后的文学艺术，已经平民化了，从规格严整的唐诗到随性活泼的宋词，是一个大雅到大俗，又从大俗到大雅的过程。每一个平民家庭的厅堂墙壁上，总会挂有几幅字画，上面写着几句诗，或画上几根竹，几只鸟雀，幽雅淡泊。当你沉默欣赏的时候，心中自然会感觉到轻松愉快。人生苦痛与不得意，也能稍事缓解。甚至家庭日常使用的一只茶杯或一把茶壶，上边总有几笔画，几句诗。晚上卧床的枕头，也往往会绣有诗画。再说到房屋建筑，苏东坡说“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只要经济上稍稍过得去的家庭，他们在院子里，往往留有一块空地，栽几根竹子，凿一个小池，池里栽几株荷花，或者养几条金鱼。
像这样的生活，处处尽是艺术，尽是文学。单纯、淡泊、和平、安静，让人在沉默中去体味，感受怡然自得。身处亭台楼阁之间，可以自遣自适。日常家庭生活的文学艺术化，在宋以后，已不是贵族生活才如此，而是一般的平民生活，大体都能向此上进。
钱穆的这种分析，有一定的理想成分在其中，但是从历史记载来看，宋代的平民“追星”的风气却是不亚于今天，而他们所追的明星，正是如苏东坡、司马光这样的大文学家、艺术家。
据史料记载。苏东坡在当时就极受欢迎。他写得一笔好字，人人都喜欢向他讨墨宝收藏。直到今天，苏东坡随手写的题跋，还存有六百多件。据说有一回，苏东坡的帽子被风吹歪了，他走在街上浑然不觉。被行人看到后，大家竞相将帽子斜戴，效仿大文豪。而司马光在当时也很有声望，除了他六岁砸缸那件事，人们还知道他是一个能吃苦写书的人。有一次，司马光去拜访一个朋友。那个朋友的四邻街坊听说司马光要来，都争着要进门一睹大家的风采。结果，那位朋友的房梁都被挤坏了。
民间追星的风气，也可以看作是大家对风雅的积极追求。所谓上行下效，宋代也出了一个两千年三百多位皇帝当中最赋艺术气质、最才华横溢的艺术家皇帝，那就是宋徽宗赵佶。
沉溺于艺术当中寻找人生的乐趣和意境，也与中国对道德的注重有关。三从四德、三纲五常、九伦十义，这些在蒙学《三字经》当中就已经出现。而在《三字经》出现之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追求也已经成为时代教育的主题思想，讲忠孝、仁义、廉耻、节操，这些好像一条条的道德绳子，把每个人缚得紧紧的。中国人的人生可说是道德的人生。
正因中国社会偏重道德这一面，诗文字画就成了平衡这种道德束缚。“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一般文学艺术，使你能暂时抛开一切责任，重回到幽闲的心情，好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种情景，安闲从容地在欣赏着大自然。中国的艺术、文学，和中国的道德人生调和起来，便代替了宗教的作用。
《中庸》上曾说：“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西方的现代文明，主要在科学上，但他们的科学只求尽物性。中国自春秋战国到汉、唐、宋、明各代，可说是注重求尽人之性。钱穆说中国文化是艺术性的，而西方则是科学性的。就连中医，也偏艺术性，从人身生理学上发明演进。而西方医学，则从人体物理学上发明演进。
我们的四大发明，都侧重在艺术上的运用，火药用作烟花，造纸印刷用以传承诗文，指南针用作研究阴阳五行，艺术最终又服务于我们的生活，说到底，我们还是讲求享受现实的人生的，这就是我们的信仰。
历史注脚：
艺术之宋
著名史学家陈寅恪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宋朝大力倡导文治而抑制武功，儒学复兴，社会上弥漫尊师重教的风气，政治也较开明廉洁，终宋一代没有严重的宦官乱政和地方割据，兵变、民乱次数与规模在中国历史上也相对较少。西方与日本史学界中，认为宋朝是中国历史上文艺复兴与经济革命的也颇有人在。
四君子
明代画家黄凤池辑有《梅竹兰菊四谱》，梅兰竹菊从此被称为“四君”，以标榜君子的清高品德。文人高士，常借梅、兰、竹、菊来表现自己清高拔俗的情趣，或作为自己品德的鉴戒，到宋代更为盛行。四君子的图像多以窗花、屏风、扇叶、彩绘等形式出现，各种形式的四君子图案纹样，一直流传到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