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老故事，新想法 (5)
宋太祖时候，他要任命宰相赵普，但是没有原来的宰相签名就不行，最后商量了很久，才达成一致。宋代的相权比唐代要降抑。宋代的皇帝在颁布诏敕上，获得了更大的发言权。但这并不是说宋代皇帝便可独裁专制。
当时皇帝要立一个后妃，宰相李沆把诏书烧了；皇帝不根据宰相的建议书，由内降出命令，被宰相杜衍退还了。这些故事，在宋代历史上不在少数。直到蔡京当宰相，他才开始“奉行御笔”，这是说，宰相不再自己出主意。蔡京是中国史上典型的权臣与奸相，不过纵然如此，皇帝的命令依然须由蔡京盖上宰相印，才能正式执行。
但宰相也不能是独裁宰相。
王安石当宰相时，要擢用一新官，负责起草命令的人不同意，把宰相手条退回了，自请辞职。宰相答应他辞职，第二第三个负责人照样把宰相手条退回。王安石固执己见，继续把这些负责起草人罢免，前后七八个，没有人肯为宰相正式起草，终于临时觅得一个代理官把此手续完成了。这并不是王安石写不出来，而是中国传统政治在法理上的职权规定。当时人都反对安石，王安石的新政也多半失败在他的刚愎自用的姿态上。
明代，明太祖在中国传统政治史上，做了一件创古未有的大翻案，那就是正式下令废止宰相，改用内阁大学士。照法理论，内阁大学士的身份决非真宰相，但当时实际情形，内阁大学士却渐渐变形站到以往传统宰相的地位上去了。但有人若以大学士身份而真正执行宰相职权，那在明代的政治法理上讲是越权的，张居正便吃了这个亏。
近代中国人，一面高唱要模仿西方法治精神，一面又崇拜西方的所谓变法事业，于是高捧王安石和张居正，认为他们是中国第一流的大政治家，而把当时反对方面全骂为黑暗守旧顽固。钱穆认为，这样的评价不公允，因为王安石和张居正，都是破坏了政府职权划分的人，说到底，他们没有建立好、维护好一个可以行之有效的政治体制。
清代政治真是一种君主专制的政治，但中国传统的政治观念以及政治习惯，还是在当时庞大的政治组织中存在，使满清政权，也不能把以往传统全都推翻。因此还有许多不能由清帝专制来推动行使。满清尚且不是近代人所说的黑暗万恶的封建腐朽社会，更何况以前还有着宰相政府的朝代呢。
历史注脚：
真正的封建社会
在钱穆看来，要说中国历史上真正的专制政治，除了元，清代是第二个。清代内阁大学士闲置了，把皇帝办公厅改移到皇宫内部南书房军机处。皇帝重要命令直接由南书房军机处发出，可以直接发给中央乃及地方各机关各行政首长。而这在历代都是不可能的，政事必须要公议才能执行。清代把封驳权取消了，等于皇帝独大，这才是封建的专制。
王安石的负面影响
林语堂在写《苏东坡传》的时候，提到了宋朝的御史台和谏官。虽然他们没有任何法律保护，但他们自认为应当随时向皇上直言政策的得失，而一般来说，皇帝也自认为应该接受这种监督和提醒。直到王安石铁腕变法，御史台的职员被大量裁减分配，破坏了监督组织的信心，人们反对变法的心声才日盛起来。也就是这个时候，知识分子又回到不谈国事的状态中去研究学问了。
最懂政治的中国人
中国人的政治才能实应远超于外国人之上。
这是钱穆先生在总结中国的传统政治时下的短语。这不是盲目地夸耀，什么懂政治和懂音乐、懂种田一样，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这只是我们的民族性格使然。也可以说，作为一个中国人，想不关心政治都难。
比如说，我们的传统伦理，不仅要求我们在家孝顺父母，更大的伦理，应该是能治国、平天下。中国人的传统政治，也在这大伦理当中。我们这样一个大统一的国家，可以直传四千年直至今天，其中有多少政治思想可以说，有多少农民起义、忠臣殉国的典故可以讲。但是在五四运动前后的那个几十年中，我们今天所最看不起的，便是自己的传统政治。
我们历史上没有专门的纯理论的政治书，但是我们有《唐六典》这样的史书。书中对当时政府各部门、各组织的政权及人事分配，均有详细规定。这本书成为中国历史上行政法规的巨典，此后宋、明、清各代，均奉为圭臬。千余年来，国家推行政务，大体以此书为典范。
中国历史上关于政治制度方面有两大名著，一为《周礼》，另一本即是《唐六典》。但是《周礼》为中国先秦时代人的乌托邦，是一种纯理想政府，也可以说是一部理想的宪法。而《唐六典》一书，是对唐玄宗当时的具体事实与现行制度的记载。将政治理想全部制度化，而没有丝毫理论的痕迹，只见具体而严密的客观记载。我们读此书，便可想见中国古代人的政治天才，不落于空谈玄想，而能把一切理论化成具体事实而排列开来。
只由《周礼》而演进到《唐六典》，这一步骤，也可认为是中国政治历史上极大的进步。制度的背后，都应有理论和思想。一切制度，决不会凭空无端地产生。若我们忽略了中国以往现实的政治制度，而来空谈中国人以往的政治思想，决无是处。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传统的中国人注重政治，并不在于写了多少的政治理想。上层的官员都不爱写理论书，下层的平民就更不在这上面花心思了。我们关注政治的方式，来自于一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态度。
中国人政治意识之强，不仅表现在对社会体制的探讨，各阶层的人士学而优则仕，走上从政的道路这种观点上，还在于国家意识形态渗透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使广大民众潜移默化地接受政治教化。
生活是实实在在的，一饮一食，一衣一帽，莫不有具体生动的样式和内容，在中国的衣食住行、节日喜庆、休闲娱乐、日用器物，背后都有一套政治的理想和主张。
东汉的班固在《白虎通义》中提出衣服的概念，认为是圣人制作衣服，不仅是为了防寒蔽体，更重要的是“表德劝善，别尊卑也。”一身衣衫从质料、色彩、款式、花纹无不被历代礼制所规范，赋以涵义，成为伦理政治的图解和符号。皇亲贵戚、官员士大夫、农民工商，穿靴戴帽都有明文规定，在戏曲舞台上演员的着装有个不成文的规则“宁穿破，不穿错”，这种思想，也是政治嗅觉使然。
从理发梳头到国家大事，联系它们的就是一种政治头脑。政治对我们来说，绝对不是小事。
再比如说故宫建筑群，其中就有很大的政治学问。以宫城、内城、外城组成的三重城，居京都的中央地带，三大殿如土形，喻以君临天下，左祖右社；东西两侧建筑物对称分布，由近及远形成中间高两边低的格局。城市居民的房屋都是围绕紫禁城中轴线建筑，其高度和规模按等级循序递减。这种左右对称、高低有序的组合，实际上是政治格局的延伸。平民百姓家居的四合院也是如此，那种东西南北四向所构成的封闭院落，以厅堂为中心，正房、偏房，主次分明，上下严整，这种布局体现的是家长制中尊卑有别，贵贱分明的人际关系。所以这四合院从形式到内容，也是封建家庭伦理的展示。
一部《红楼梦》，人人读出各自的道理，有人将它阐释为世家大族由盛而衰的百科全书，也属微型的政治小说。日常的生活，总是被赋予了太多的教化意义，而政治意义，更是其中之首。对于一个国土面积如此广大的统一国家来说，如果政教做的不到位，便很难维持一个持续的大一统的局面。
历史注脚：
头发政治
明代男子常见的发型是将头发盘在头顶，蒙上巾帕，称之为“一统天下”；清代男子与此相反，在头上剃去四周的头发，留下中间，梳成一条辫子，垂于脑后，寓意“削平四周，留守中原”。赵武灵王因为推行胡服骑射，而遭遇杀身之祸；明清易代之际，“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斗争演变成一场民族矛盾。
过于敏感的政治头脑
美国拍了动画片《功夫熊猫》，有人就用常见的“政治头脑”去解读这部作品的寓意。认为主角熊猫是在暗喻中国无疑。片中的熊猫人高马大憨态可掬，是一只鸭子的儿子，仔细想想，这只熊猫就像现在的中国，幅员辽阔(庞大身躯)，有着光荣的传统和历史(功夫大师的美梦)，精神空虚(传统和信仰的迷失)，碌碌无为(只能做世界工厂，提供廉价劳动力。)……这种分析方式，只可做为大家娱乐的话题，不能当真，不然就该说我们的政治头脑冲淡了我们的幽默细胞了。
科考，大国的选举方式
为庆祝18世纪的到来，“太阳王”路易十四在法国凡尔赛宫举行了一场盛大的舞会。当上流社会的显贵命妇们到场后，随着一阵音乐响起，只见国王竟身着中国式服装，坐在一顶中国式八抬大轿里出场，全场顿时发出一片惊叹声。这场由奥尔良公爵策划的“中国式”舞会，其实只是当时18世纪流行欧洲的“中国热”的一个片段。
在略微了解了中国的思想之后，启蒙思想家狄德罗说，和孔子相比，荷马简直就是一个糊涂蛋。“中国热”不仅是中国的丝绸、瓷器大寿贵族的拥戴，中国的文化和制度也受到西方的好评。在官僚制度方面，欧洲当时实行的是贵族世袭制，到18世纪，中国以科举为特色的文官制度为平民进入政坛提供了理想的蓝本。
早在17世纪之初，西方传教士们就发现了科举制度的优越之处。经过他们的介绍，欧洲的知识界开始对中国“学而优则仕”的文官制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们认为，在中国，即便是农夫的儿子，都有希望当上总督甚至宰相。这并不是他们的误解，我们的科举制，的确可以让草民变成宰相，钱穆总结说，科举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我们这样一个大国的选举方式。
选举最早出现在汉代。汉代有举孝廉之说。本来所谓孝廉，一种是孝子，另一种是廉吏，后来规定每郡满二十万户口的只能举一个，如是则孝廉不分，进城一个参政入仕的资格而已。后来又因请托舞弊，逼得朝廷在察举孝廉后再加上一番考试，中国政权，也就因此开放给全国各地了。从此以后，无论选举或考试，都是分区定额的。经济文化落后的地区和经济文化进步的地区，都一样照人口比例来考选。因此中央政府里，永远有全国各地域的人参加。
一个由来自四面八方的人组成的政府，可以说是代表着全国性的，全国人民都有迈进政府的希望。但是汉代的选举制，还不是一个完善的选举制度。
一是汉代察举的权力在地方长官，不在地方民众。长官营私舞弊，不顾地方民意，推选私人是有可能的。选举了送到中央，如何分发，悉听中央命令。二是古代社会，读书机会就不易得。书本不像现在这样普通，读书求学，有绝大限制。当时虽非封建社会，爵位不世袭，而书本却可世袭。世代经学，便可世代跑进政治圈子，无异封建传袭的贵族。
但是到了唐代，一是做官之人都要参加考试，减少了权贵荫庇的比例，二是印刷术的改进使书本的普及率大大提高，到宋代更是学术平民化、艺术平民化，人人都可以读书。这便把汉代的两个问题都解决了。这样一来，可以说中国的科举考试，就是从众多的读书人当中公平选择优秀的人来做官了。
科举制动唐代正式定型以来，一共有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成为中国政治社会一条主要骨干。它的意义钱穆总结成三项：
一是用客观标准，挑选人才，使之参预政治。因此制度，政府才能由全国各地所选拔出的贤才共同组织，这便是一种直接民权，一种由社会直接参加政府之权。
二是消融社会阶级。因考试是一种公开竞选，公平无偏滥。考试内容单纯，可不受私家经济限制。寒苦子弟，皆有应考可能。考试内容，全国统一，有助于全国各地文化融结。按年开科，不断新陈代谢。此一千年来，中国社会上再无固定的特殊阶级出现，科举制度也有重要的作用。
三是促进政治统一。自汉到清末，无论选举考试，永远采取分区定额制度，使全国各地优秀人才，永远得平均参加政府。自宋代规定三年一贡以来，直到清末，每历三年必有大批应举人，从全国各地向中央集合。不仅政府与社会因此而声气相通，全国各区域，东北至西南，西北至东南，也有了一种相接触相融洽的机会，不仅在政治上增添向心力，更在文化上增添调协力。而边远地区，更增添了观摩、刺激向上的活力。
科举制度在实施方面，也有种种缺点、流弊，而历年以来，也在不断变通。八股可以说是科举制当中变通之后的极端，不可取，但是也应该得到一个公允的评价。历史上的任何制度，都有一套思想在支撑，有无数人的心血，科举仅是其中之一。正确地对待科举制度，便也是在正确地对待我们的历史。
历史注脚：
文人进官场
唐代诗人孟郊，曾作《登科后》诗：“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朝看遍长安花。”所以，春风得意又成为进士及第的代称。科登第后，还要经吏部考试，叫选试。试选合格的人，才能授予官职。唐代大家柳宗元进士及第后，以博学宏词，被即刻授予“集贤殿正字”。如果吏部考试落选，只能到节度使那儿去当幕僚，再争取得到国家正式委任的官职。韩愈在考中进士后，三次选试都未通过，不得不去担任节度使的幕僚，才踏进官场。
典型的状元郎毕沅
“不负平生学，弗存温饱志；上酬高厚恩，下为家门庇。”这是清朝乾隆年间的状元之一毕沅的母亲写给孩子的《训子诗》。毕沅幼年丧父，全靠母亲张藻培育成人。毕沅中状元当官，离开京城到陕西任巡抚，张藻作诗54句270言，叮嘱儿子要为官谨慎。张藻病故后，乾隆皇帝特赐御书“经训克家”四字褒扬。这个状元郎很快在仕途上一帆风顺，官至一品。毕沅的这条从文坛到政坛的路，正代表了古代文人的一条理想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