桓公说：“启方服侍我已经有十五年了，丝毫不敢懈怠，他连父死都不敢回去奔丧，这个人不能信赖吗？
管仲说：“爱自己的父亲是人之常情，他对自己的父亲都那么残忍，对君王又有什么不敢做的呢？
管仲感叹道：“认识了一个人的喜好与厌恶，就可以知道他的长处与短处；观察一个人交友的详细情况，就可以知道他是否是好人了。提拔好人，必须观察其是否能有始有终；废除坏人，必须预防其穷凶极恶。好人要坚持美德，诚非易事；坏人在山穷水尽的时候就会原形显现，干出恶劣的事情。骄傲的人必定自满，这种人不会进步，个人素质停步不前，不是可用的人才。不懂得学习前人的东西，而一切从自己开始，绝不是高人智士。凡是借用前人或名人声誉的人，肯定不是贤人。”
管仲死后，桓公接纳管仲的建议，把易牙等三人流放远方。但是，桓公从此事不知味，宫室不修理，旧病又经常发作。过了三年，桓公说：“仲父的看法是不是太片面了？”他觉得国家治理得不够好与流放这三个人有很大关系，于是，又把三人召回。
第二年，桓公病重，易牙等三人趁机作乱，关闭宫门，建筑高墙，不准任何人进出。重病的桓公被易牙与竖刁软禁，想要口水喝都不行，最终被活活地饿死在病榻上。饿死之后，三个月不给安葬，直到尸体上长满了生蛆，才被人发现。桓公的惨死，应验了管仲所说的话。
用人点拨
管仲对人才的任用有独到的观点，他对易牙、竖刁、启方的评语更是一语中的，发人深省。至于对三位小人的观察，从行为推论动机及心态这样的着眼也颇有可观之处，值得多加体会。
观察人才要注意其做事的动机、坚守社会道德的水平和本身所具有的素质。只有掌握了这些内在品质，才能比较确切地分析和预测他的可用程度。也就是说，用人者应学会由现状推知未来，由本质预测发展。
东郭垂观色识人
齐桓公上朝与管仲商讨伐卫的事，退朝后回后宫。后宫中的卫姬是卫国人，齐桓公一见到卫姬内心感觉有愧，于是就脸色一变，从旁边走了过去，卫姬见到这个情形急忙上前拦住齐桓公，走到堂下跪倒在地并一再跪拜，替卫君请罪。桓公十分惊诧问道：“爱妾怎知寡人有攻卫之念？”卫姬回答道：“妾看见君王进来时，步伐高迈，神气豪强，有讨伐他国的心志。看见妾后，脸色改变，一定是要讨伐卫国，请大王看在臣妾的薄面上放过卫国这次对您的不敬吧。”齐桓公无奈，只得答应了卫姬。
第二天，桓公上朝，立即命人谦让地引进管仲。管仲见到齐桓公后看了他一下，没有等到齐桓公发话就说：“君王取消伐卫的计划了吗？”桓公又是很惊讶：“仲公怎么知道的？”管仲说：“君王上朝时，态度谦让，语气缓慢，看见微臣时面露惭愧，因此知道。看来必定是卫姬昨日退朝后向君王进言了。”
过了一段齐桓公与管仲又商讨伐莒事宜，计划尚未发布却已举国皆知。
得奇怪，就问管仲。管仲说：“国内必定有圣人。”想了想桓公叹息说：“白天来王宫的役夫中，有位拿着木杵而向上看的，想必就是此人。一般的役夫进到王宫中哪敢到处张望。”于是命人探查那名役夫的姓名等情况，并命令那名役夫再回来做工，而且不可找人顶替。
不久，役夫东郭垂到来。管仲就问道：“是你说我国要伐莒的吗？”他回答：“是的。”管仲说：“我不曾说要伐莒，你为什么说我国要伐莒呢？”东郭垂回答：“君子善于策谋，小人善于臆测，所以小民私自猜测。”管仲说：“我不曾说要伐莒，你从哪里猜测的？”
东郭垂郑重的回答：“小民听说君子有三种脸色：悠然喜乐，是享受音乐的脸色；忧愁清静，是有丧事的脸色；生气充沛，是将用兵的脸色。前些日子小民在宫中望见君王站在台上，生气充沛，这就是将用兵的脸色。君王叹息及呻吟，所说的都与莒有关。君王所指的也是莒国的方位。再加上小民猜测，尚未归顺的小诸侯唯有莒国，所以说这种话。”
管仲听到东郭垂的分析，十分佩服他的观色识人之术，并极力向齐桓公推荐东郭垂，最终东郭垂得到了齐桓公的重用，并为齐国的称霸大业立下不朽功绩。
用人点拨
“色”的含义比较广泛，它是一个人的气质、个性、品格、学识、修养、阅历、生活等因素的综合体现，与肤色和脸色没有直接联系。
“色”是一个人心智的集中表现。一般来讲，仁善厚道之人，有温和柔顺之色；勇敢顽强之人，有激奋亢厉刚毅之色；睿智慧哲之人，有明朗豁达之色。
陶朱公把握住儿子的个性
陶朱公原名范蠡，他帮助越王勾践打败吴王夫差以后，功成身退，转而经商。后来辗转来到陶地，自称朱公，人们都称他为陶朱公。他谋划治国治军的功夫厉害，经商赚钱的本事也不差，陶朱公成了大富翁。
后来他的二儿子因杀人被囚禁在楚国。陶朱公想用重金赎回二儿子的性命，于是决定派小儿子带着许多钱财去楚国办理这件事。
长子听说后，坚决要求父亲派他去：“我是长子，现在二弟有难，父亲不派我去反而派弟弟去，这不是说明我不孝顺吗？并声称要自杀。
陶朱公的老伴也说：“现在你派小儿子去，还不知道能不能救活老二，却先丧了长子，可如何是好？
陶朱公不得已就派长子去办这件事，并写了一封信让他带给以前的好友庄生，交代说：“你一到之后，就把钱给庄生，一切听从他的安排，不要管他怎么处理此事。
长子到楚国后，发现庄生家徒四壁，院内杂草丛生，按照父亲的嘱咐，他把钱和信交给了庄生。庄生说：“你就此离开吧，即使你弟弟出来了，也不要问其中的原委。但长子告别后并未回家，而是想：这么多钱给他，如果二弟不能出来，那不吃大亏了？于是想留下来听候消息。庄生虽然穷困，却非常廉直，楚国上下都很尊敬他。
陶朱公的贿赂，他并不想接受，只准备在事成之后再还给他，所以那些钱财他分毫未取。陶朱公长子不知原委，以为庄生无足轻重。
庄生向楚王进谏，说某某星宿相犯，这对楚国不利，只有广施恩德才能消灾。楚王听了庄生的建议，命人封存府库，实行大赦。陶朱公长子听说马上要大赦，定会出狱，而给庄生的金银就浪费了，于是又去见庄生，向庄生要回了钱财，并暗自庆幸。庄生觉得被一个小孩子欺骗，很是恼怒，又进宫向楚王说：“我以前说过星宿相犯之事，大王准备修德回报。现在我听说富翁陶朱公的儿子在楚杀人被囚，他家里拿了很多钱财贿赂大王左右的人，所以大王并不是为体恤社稷而大赦，陶朱公儿子的缘故才大赦啊。”楚王于是下令先杀掉陶朱公的次子，然后再实行大赦。结果陶朱公的长子只好取了弟弟的尸骨回家。
长子回家后，陶朱公悲泣着说：我早就知道他一定会杀死他弟弟的。长子救不回次子，只有少子才能担此重任，是因为少子出生时家庭已经富裕，不知创业的艰难，生活在花天酒地之中，所以养成了放任、挥霍的性格，不会吝啬钱财，而且他阅历不多，心地单纯，将会按照朱公的话去办；而长子曾与我一道创业，知道钱财来之不易，所以养成了吝惜、严谨、精打细算等性格，加上经验丰富，又是势利眼，看不起庄生，为了救弟又去行贿楚国官员，反而坏了大事。”
用人点拨
从性格上来识别人才，应充分把握其恒定不变的特征和后天环境造成的变化。准确把握人才的个性，是事情成败的重要前提。用人者在用人时，不仅应考虑其智力、技术、文化水平，更应考虑其性格特点。
孟子辨识人才
孟子拜见齐宣王，对他说道：“我们平常所说历史悠久的国家，不是说它有参天的古树，而是指它有累世功勋卓著的贤臣。大王如今已经没有亲信的臣子了，过去所任用的人，没有想到今天都已经不在位了。”
齐宣王问孟子说：“我怎样才能识别那些庸才而将他们罢免呢？”孟子回答说：
“国君选拔贤才，如果实在需要任用新人，就有可能使地位较低的人超过地位较高的人，关系疏远的人超过关系亲近的人，这样的事能不慎重吗？因此，左右亲信都说他好，这不足以凭信；朝廷臣僚都说他好，仍不足以凭信；全国百姓都说他好，然后对他进行考察了解，发现他确有才干，再任用他。左右亲信都说他不好，这不可听信；朝廷臣僚都说他不好，也不可听信；全国百姓都说他不好，然后对他进行观察了解，发现他确实不好，再罢免他。左右亲信都说他该杀，这不可听信；朝廷臣僚都说他该杀，也不可听信；全国百姓都说他该杀，然后对他进行观察了解，发现他确实该杀，然后再杀他。所以说这是全国民众杀的。这样，才可以做百姓的父母。”
齐宣王即位后，撤换了大部分过去齐威王在位期间所任用的大臣，而任用了许多自己身边的侍从之臣。正是针对这个问题，孟子对齐宣王谈起了辨识人才的方法。孟子认为，人才的取舍不能只凭君主个人的好恶或身边近臣的褒贬而决定，而应该由百官庶民去判断，进退官吏必须十分慎重地去裁断。
用人点拨
孟子建议齐宣王在辨别人的过程中要克服个人好恶和心理偏见，只有这样才能准确、客观地识别和发现人才。因为识人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而且人的品质显露也具有曲折性，用人者如果只凭只言片语和道听途说就轻易地对一个人下判断，判断的准确率将令人担忧。所以，用人者在识人的时候应该广听言论，从多方面、多角度，克服自身的好恶和心理偏见，坚持用全面、发展的眼光来考察人。
楚文王用贾禧
贾禧和申伯侯都是楚文王身边的大臣，共同辅佐楚文王管理朝政，治理国家。
贾禧这人的性格比较刚正不阿，凡事喜欢直截了当，不太懂得人情世故。所以，每次在朝堂之上只要是看见楚文王有做得不好的地方，总是不顾忌周围的环境当着很多大臣的面毫不避讳地直接指出楚文王所犯的错误。时间一长，楚文王自然就对贾禧的这种做法很是不满，对贾禧也很有微词。他总是认为贾禧经常在众大臣面前直接说出自己的失误之处，使自己丢掉了很多的颜面，影响了自己帝王的尊严和神威。对贾禧的态度也变得很是恶劣，心中充满了抱怨和厌恶的情绪，很是讨厌见到贾禧。
相反，楚文王的大臣中有一名叫申伯侯的人就很得楚文王的欢心。因为申伯侯不论楚文王对错与否，任何事情都顺着楚文王的意思来做。而且善于察言观色，时刻注意着楚文王的一举一动，揣测楚文王的心意。任何时候，楚文王想说想做的还没有开口吩咐，申伯侯总是可以先说先做，替文王说想说的话，替楚文王做想做的事情，把楚文王服侍的非常开心。因此，楚文王很满意申伯侯的表现，觉得有申伯侯在身边真是顺心，凡事都不用自己太多操劳和关注。
可是，时间久了，楚文王经过多次的观察和实践验证逐渐感觉到：贾禧在朝堂上当面向他指出的错误、提出的建议都是正确的，目的都是为了使自己少犯错误，有利于国家和社稷的发展，贾禧才是真正地在辅佐自己啊！而申伯侯凡事都只是一味地顺从自己，溜须拍马，不论对错与否都不提出异议。申伯侯最大的目的不是为了辅佐自己也不是为国家的发展，而是为申伯侯自己的荣华富贵着想啊。
直到这时，楚文王才真正意识到贾禧才是贤良忠臣，是国家的栋梁之材，应该委予重用。于是，便重重地提拔贾禧，给其加封晋爵升其为五大夫。至于申伯侯，楚文王在认清了他的真面目和目的之后，认为这种喜好阿谀奉承的佞臣人不能再留用在自己的身边了，否则会祸国殃民。于是便将申伯侯驱逐出楚国的国境。
用人点拨
听舆论对人的评价，对辨别贤佞虽有参考的作用，但难以确定，因为言论如出于别有用心而颠倒是非的人之口，好人可以说成坏人，坏人也可以说成好人。知人要务实，即要实事求是地弄清其人的行为，在事实面前，贤佞自可辨明。因此，看人要重在其实践，从其人实践中就可知其人如何。
重在行，即重在实践，历史上无数知人善任的事实说明，实践是知人的标准。春秋时的楚文王正是通过自己的实践而知人善任的。
孟尝君重用鸡鸣狗盗之徒
春秋战国时期，有孟尝君、平原君、信陵君、春申君四大公子，每人各有门客三千，其中也不乏鸡鸣狗盗之徒。当鸡鸣、狗盗之人来投孟尝君时，孟尝君不轻视他们，将他们列入门客之中。门客中有人听说与鸡鸣、狗盗之徒为伍，感到非常耻辱。
孟尝君入秦，秦昭王准备任他为相。有人对秦昭王说：“孟尝君贤，但他是齐国的宗族，让他相秦，他必先为齐谋利益，不会顾及秦的利益，这是很危险的。”
秦昭王便不让他为相，反而将孟尝君关进监狱，准备把他杀掉。孟尝君的一个门客向他进言，说：“秦昭王现在的一个妃子，他十分宠爱，对其百依百顺，言听计从。君上可请那个宠姬出面帮忙，如若如此，大事可成。”
于是，孟尝君便派人求昭王宠姬帮助，宠姬说：“我早已听说君上有一件白狐裘大衣，十分神奇，能否得偿一见，了却我的心愿？”
孟尝君使者回来之后告知孟尝君，孟尝君开始发愁起来了。他原来确实有一白孤裘，价值千金，天下无双，但早已献给秦昭王。现在没有白狐裘，孟尝君不知道该怎么办，就使人遍问门客，门客都束手无策。门客中有一狗盗之徒说：“我愿为君上效劳，盗得白狐裘。”
当天晚上，这个门客在夜间装作狗，窜入秦昭王的府库，偷出白狐裘。孟尝君非常高兴，赞叹不已，第二天便将白狐裘献给了秦昭王的宠姬。宠姬便向昭王说情，昭王释放了孟尝君。
孟尝君被释放后，怕再发生事故，立即设法逃离秦。他改变姓名出关，夜半至函谷关，昭王后悔释放孟尝君，派人再捕他。此时，孟尝君已逃走，便命人连夜追捕。孟尝君到函谷关，关法要鸡鸣才开关，孟尝君很是焦急，门客中有人善用口技，会学鸡鸣之声，于是便用学鸡鸣来诱使群鸡呜叫，一时，函谷关群鸡鸣叫声大起。守关人员听到鸡的叫声，随即打开城门。城门一开，孟尝君与其追随者便出了关，秦追兵只得望关兴叹了。
孟尝君回国之后，当即重赏了盗得白狐裘和学鸡叫骗开函谷关的门客。在秦遇难时，门客都无法解难相救，只有此二人解救孟尝君于难，门客才佩服孟尝君的眼光和魄力。
用人点拨
孟尝君在秦国有难，其追随者中有许多能人，也不能解其难，最后是一些平时被称为鸡鸣狗盗之徒为之解难。所以，三十六行，行行有能人，对他们决不能轻视，不然，就可能与成功失之交臂。
有善于发现人才的伯乐，才有了能让人才闪闪发光的环境。在现代社会，用人与择主往往是双向的，人们展示才华的领域很广，可以选择的机会也很多，只有会用人，会识人，才会成为赢家。
秦穆公计定百里奚
公元前659年，秦穆公即位后，努力改革内政，积极大胆地举贤用能，使秦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发展很快，成为春秋时期的霸主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