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阴阳之说——巫术的科学萌芽 (1)
术数：迷信与科学安然共处
说到方士，我们大概很自然就会想到“看风水”，因为类似占星、卜卦之类的方术，在国外也有，而“看风水”却是中国独有的。古人出门或是办重要的事，一般都会“看日子”，卜算这一天是否适宜做这样的事。这些便是原始而古老的方术。
冯友兰先生认为阴阳家的起源是方士。周朝头几百年，封建制全盛的时期，每个贵族的室、家都有这些术数的世袭专家，以备有大事的时候顾问。可是随着封建制的解体、这些专家有许多人都失去了世袭职位，流散全国，在民众中继续操业，他们在这个时候就被称为“方士”。
在《墨子》中就有这样一个故事。
墨翟要往北边齐国去，遇见一个术士，这个人能看吉凶、断阴阳，算卦测字样样精通。
这人告诉对墨翟说：“天帝今天在北方杀黑龙，先生的脸色是黑的，不可以往北边去，如果去了北方，要办的事情也办不成。”
墨翟没听他的话，继续往北走。到了淄水，过不去，墨翟只得转回来。
那个术士说：“我就说你今天往北边走，事情就会办不成吧。被我说中了吧！”
墨翟说：“我回来，是因为淄水过不去。南边的人不能到北边，北边的人也不能到南边去。这些人的脸色，有白的，也有黑的。如果照你的说法，在庚辛日西方杀白龙，不能到西边去；在壬癸日北方杀黑龙，不能到北边去。这么说来劝天下的行动，不都受限制了吗？”
战国时期，以术数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一个流派，就是我们所称的阴阳家。阴阳家的学问非常繁杂，当然，其中有一些令人鄙弃的东西，但是不可否认，也含有高明、深邃和独到的见解。不相信术数的人，把它看作迷信，认为预知未来是虚妄的事情。但是术数中的宗教和巫术部分，却也有着令人必须正视的科学成分。
冯友兰先生说，术数的本身是以迷信为基础的，但是也往往是科学的起源。术数与科学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就是以积极的态度解释自然，通过征服自然使之为人类服务。术数在放弃了对于超自然力的信仰并且试图只用自然力解释宇宙的时候，就变成科学。这些自然力是什么这个概念在最初可能很简单，很粗糙，可是在这些概念中却有科学的开端。
我国古代著名科学家张衡的“浑天说”内容是，天是球型的，像个鸡蛋，天就像鸡蛋壳，包在地的外面，地就像蛋黄。张衡根据“浑天说”的理论，开始设计研究一种能够预测地震的机器。通过细心考察和苦心研究，一个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天文仪器－－浑天仪诞生了。
这个青铜制造的大球外观很像今天的地球仪，它装在一个倾斜的轴上，利用水力转动，它转动一周的速度恰好和地球自转一周的速度相等。而且在这个人造的天体上，可以准确地看到太空中的星象。
当时中国常常发生地震，后来张衡经过努力钻研，又发明创造了世界上第一架能预报地震的仪器－－地动仪。这个地动仪也是钢铸造的，形状像个酒坛子，四周铸着八条龙，每条龙口里含着一个小铜球。只要哪一条龙口中的铜球吐了出来，就预示着那个方向发生地震了。
张衡名气太大，人们在用科学家称呼他的时候，往往遗忘了他原本的职业：术士，或者阴阳家。古代天文学，便是出自阴阳家之手，可见术士当中也是江山辈有才人出的。
在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中，把阴阳家列为六家之首；从《三国志》开始，历代的史书都有专门的方士传。可见其实术数在中国历史上是有贡献的。冯友兰先生说，阴阳家力求对自然物事只用自然力作出积极的解释。所谓积极的，是指实事求是的。我们只需把术数放回它自身的环境中去，取其精华，便能看到它的内涵和意义。
文化拾遗
四大发明：鲁迅先生曾对中国四大发明有着这样的感慨：“外国用火药造子弹御敌，中国却用它做爆竹敬神；外国用罗盘针航海，中国却用它看风水。”
五行：万般答案从中来
古人相信五行可以用来解释一切宇宙时空结构中的现象，从斗转星移、季节变换到王朝兴衰和天灾人祸，都可以用五行来作出回答。因此，冯友兰先生说，五行观念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观念。
五行最早的真正可靠的记载，应该见于《书经》的《洪范》这一篇。据说，公元前十二世纪末周武王克商以后，向商朝贵族箕子问治国的“大法”(《洪范》)，箕子讲了这一番话，题为“洪范”。 箕子说禹的父亲鲧没有治好大水，惹怒了上帝，因此没有得到大法。禹成功治好大水，上帝感动之下恩赐给他这个大法，一共有九条，称为九畴。五行，金木水火土五种元素，便是这九个范畴中的一个。
在《洪范》中有个观念，人类世界和自然世界是互相关联的，君主方面的恶行就导致自然界异常现象的出现。这就是后来“天人感应”论的雏形。
在古代，彗星被视为不详之物。贞观八年（公元634年）八月二十三日，南方上空出现一颗长达六丈的彗星，划破天空。
唐太宗认为，日月的反常现象、星相的变化是上天对人们的一些启示。于是他询问大臣：“是不是我的品德不够端正，施政有所偏差，才导致彗星的出现？”
大臣虞世南回答说：“从前，齐景公见到彗星，非常担忧，立刻修养文德，十几天之后后彗星自己就消失了。同样的道理，只要皇上不因为功高而自大，不要认为天下太平久了而骄逸，做到始终如一，就不必担心彗星的出现。 ”
唐太宗深表赞同，说道：“秦始皇平定了六国，隋炀帝富有四海，但是，因为骄傲暴虐，导致国家逃不了灭亡的命运。我要感谢上苍对我和大唐的警示，我确实有过自满骄矜的心，这是我的过失！”
贞观二年（公元628年），关内地区发生旱灾与饥荒，有很多百姓卖掉子女来换取衣服和食物，唐太宗不仅下令开仓济民，而且将皇家仓库中的金银丝绸拿出来，替灾民赎回小孩，还给他们的父母。他在诏书中说：“如果能让年成丰收，天下平安，即使把灾祸移到我的身上也甘心情愿。”不久天降大雨，缓解了旱情，百姓都很高兴。
天灾人祸的发生是上天对君王的惩罚，君主必须反省自己的过错，并且诚心改过，否则国家就会面临灭亡的危险。祥瑞的征兆，是上天对君主的嘉奖，只有仁德的君王统治下的国家，才会国运昌盛，造福百姓。 这种观点的迷信成分不容忽视，但是通过五行学说来规范君王的行为，也算一种积极的作用。
此外，历史悠久的中医文化，也是建立在阴阳五行学说的基础上的。中医的血脉中充溢着中国传统文化独具风采且无可替代的精神，。中医认为人体和宇宙一样，也分阴阳，中医把人体的五脏和五行元素相配，认为五脏与五行相生相克应保持相对平衡和稳定，和谐相处。
四季的顺序和朝代的更替，古人也都用五行来解释。四季与五行相生的顺序是一致的：木盛于春，木生火，火盛于夏。火生士，土盛于中央；土生金，金盛于秋；金生水，水盛于冬；水又生木，木盛于春。朝代的顺序也是如此，不断循环的相生相克推动着历史的前进。
可以说，五行是古人用来解释一切问题的超级答案。五行学说发展到今天，除去迷信的成分，仍然有值得我们引用和发挥的深邃内涵。传统文化的一个魅力大概就在于，历经了岁月的洗礼，在形成之初便已深深烙下的精神记忆却是亘古不变的，值得后人世代秉承。
文化拾遗
罪己诏：《罪己诏》是古代帝王反省罪己的御用文书，如汉武帝有著名的《轮台罪己诏》。他晚年时杀戮太过，颇思悔悟。李广利伐匈奴不利，全军覆没，求神仙又不成，又因巫蛊之祸造成父子相残、太子刘据自杀，种种打击使武帝心灰意懒，对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颇有悔意，便在登泰山、祀明堂之后，在轮台宫殿里下这份《罪己诏》。
《月令》构造的时空之架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中国人认为“上下左右为宇”，“古往今来为宙”，宇宙这一次就已经把所有的时空都囊括在了其中。陈子昂这首诗被当时和后来之士推崇之极，其妙处就在于写尽宇宙历史之浩渺和个人无力之落寞，却又没有着墨于具体的景象，时空之无涯或许只能靠心去领会。
但是中国有一部书对“宇宙”做了分析，这就是《月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