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都讨厌小人，憎恨小人，但是真正的小人头上并没有贴着符号，而且就是小人在你的身旁，你也未必就能识别出来，憎恨起来，相反倒是可能十分高兴十分欣赏地对待他们。这一方面因为小人有故意做假的一面，背地里做的心里想的事是你所不知道的；另一方面让你知道和看到的又都是十分符合你的心意和你所需要的东西。人就有这样一个弱点：喜欢听奉承话，贪安求逸，怎么舒服怎么来。所以预防小人也要注意从自己方面找原因。在一定意义上说，小人也未必就是天生的坏蛋小人，有时也是欣赏小人的人制造出来的。“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唐玄宗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11月9日，安禄山以讨杨国忠为名，率所部及一些少数民族军队十余万人，号称二十万人，由范阳（今北京）急速南征。大军所到之处，绝大多数州县望风瓦解，或降或逃或被杀，毫无抵抗能力。12月，安禄山已抵达灵昌（今河南滑县西南），利用河水结冰迅速渡过黄河，克陈留、陷荥阳，直逼虎牢（今河南汜水）。
直到此时，安禄山才遇到唐朝由封常青率领的6万官军的阻挡。可是，封常青所率官军都是仓猝征集，未曾训练的新兵，哪里经得起安军铁骑的冲杀。封常青大败于虎牢，再败于洛阳城郊，三败于洛阳上东门内。百般无奈只得以退为进，与陕州的高仙芝合军，弃城让地，退守潼关，企图据险抗击，防止安军进入长安。唐玄宗心急火燎要反攻，怒斩后退避敌的封常青和高仙芝。派哥舒翰将兵八万前往潼关替代。一面敕令天下四面进兵，会攻东都洛阳。
安禄山本拟从洛阳亲攻潼关，以便一举夺下西京长安推翻唐朝。不料河北军民在颜杲卿、颜真卿的带动下奋起抗击，声势浩大，切断了洛阳安军与范阳老巢的联系。加上李光弼、郭子仪两大将及时率朔方兵出井陉，与河北军民声气相连，对安军形成了很大的威胁。安禄山只得退回洛阳重作部署：派猛将史思明回救河北，令儿子安庆绪攻守潼关。无奈河北军民尤其是名将李光弼、郭子仪足智多谋、英勇善战，史思明连连败退。而哥舒翰则凭潼关天险，只守不出，安军根本无法西进。唐朝终于稳住阵脚，有了抽调优势兵力以一举灭敌的机会。安禄山则前阻潼关，后断归路，虽迫不及待地在洛阳当起了大燕皇帝，实际上已心虚途穷，无所作为了。
不料正在安禄山日夜担心的时候，唐玄宗为迅速平叛竟听信杨国忠的片面情报，下令哥舒翰急出潼关，进灭安军。哥舒翰只得放弃天险冒险进攻。十余万唐军将士，即此丧命于安军的伏杀之中。长安的屏障无端落入叛军之手。
潼关失守，长安乱成一团。原本怒不可遏，急于迅速平叛的唐玄宗，此时已志丧神靡，只带了杨贵妃姐妹及皇子皇孙，颤抖着乘夜溜出长安，逃奔西蜀。公元765年6月，安禄山又轻轻巧巧地夺取了西京长安。这就是使唐朝由强盛的顶峰走向衰败之深渊的关节点——“安史之乱”的第一个阶段。
人们不禁要问：大唐帝国正处最强盛之际，虽然朝政已开始衰败，但依然拥有八十万雄兵、一大批忠于皇室愿意效死疆场的将帅和历史上最辽阔的国土以及取之不尽的战略资源；而区区安禄山虽性甚狡诈，但并无雄图大志，虽控兵近二十万，但仍不足唐军1／4，且反叛朝廷不得人心，却为何能势如破竹，瞬间攻占唐朝两京，逼得唐玄宗屁滚尿流闻风而逃呢？这里的主要的原因，是由于安禄山成功地运用了“假阳行阴，乘疏击懈”的计谋。
戒备疏忽松懈，势必思想麻痹，斗志涣散，指挥不力，协同不好，反应迟钝，战斗力弱。如果出其不意地在这种时机向敌人发起猛攻，会使敌人措手不及，神志混乱，失去抵抗能力。但在一般情况下，敌人不会麻痹松懈。因此在发起猛攻之前，往往要通过“假阳行阴”来迷惑敌人，使敌人麻痹，使自己养精蓄锐。“阳”是公开、暴露，“阴”是伪装、隐蔽。“假阳行阴”就是用公开的行动来掩护隐蔽的企图和行为。
安禄山在发起攻击之前，用了整整十年时间来施行“假阳行阴”的计策。安禄山的“假阳”就是故意装出痴直、笃忠的样子，赢得唐玄宗百般信任，对他毫不防备。公元743年，安禄山已任平卢节度使，入朝时玄宗常常接见他，并对他特别优待。他竟乘机上奏说：“去年营州一带昆虫大嚼庄稼，臣即焚香祝天：‘我如果操心不正，事君不忠，愿使虫食臣心；否则请赶快把虫驱散。’下臣祝告完毕，当即有大批大批的鸟儿从北下来，昆虫无不毙命。这件事说明只要为臣的效忠，老天必然保佑。应该把它写到史书上去。”
如此谎言，本十分可笑，但由于安禄山善于逢迎，玄宗竟信以为真，并更加认为他憨直诚笃。安禄山是东北混血少数民族人，他常对玄宗说：“臣生长蕃戎，仰蒙皇恩，得极宠荣，自愧愚蠢，不足胜任，只有十为国家死，聊报皇恩。”玄宗甚喜。有一次正好皇太子在场，玄宗令与安相见，安故意不拜。殿前侍监喝问：“禄山见殿下何故不拜？”安佯惊道：“殿下何称？”玄宗微笑说：“殿下即皇太子。”安复道：“臣不识朝廷礼仪，皇太子又是什么官？”玄宗大笑说：“朕百年后，当将帝位托付，故叫太子。”安禄山这才装作刚刚醒悟似地说：“愚臣只知有陛下，不知有皇太子，罪该万死。”并向太子补拜。玄宗感其“朴诚”，大加赞美。
公元747年的一天，玄宗设宴。安禄山自请为胡旋舞呈献。玄宗见其大腹便便竟能作舞，笑着问：“腹中有何东西，如此庞大？”安禄山随口答道：“只有赤心！”玄宗更高兴，命他与贵妃结为异姓兄妹。安禄山竟厚着脸皮请求做杨贵妃的儿子。从此安禄山出入宫禁如同皇帝家里人一般。杨贵妃与他打得火热，玄宗也更宠信他，竟把天下1／4左右的精兵交给了他掌管。
安禄山的叛乱阴谋许多人都有察觉，一再向玄宗提出。但唐玄宗被安禄山“假阳行阴”之计所迷惑，将所有奏章看作是对安的妒嫉，对安禄山不仅不防，反而予以同情和怜惜，不断施以恩宠，让他由平卢节度使再兼范阳节度使、河东节度使及闲厩、群牧等节度使。
安禄山见假阳行阴之计得手，唐玄宗对他已只有宠信毫不设防，便紧接着采取“乘疏击懈”的办法，搞突然袭击。他的战略部署是倾全力取道河北，直扑东西两京（即长安和洛阳）。
这样，安禄山虽然只有十余万兵力，不及唐朝1／4，但唐朝的猛将精兵，皆聚于西北，对安禄山毫不防备，广大内地包括两京只有八万人，河南河北更是兵稀将寡。且承平已久，武备废弛，面对安禄山一路进兵，步骑精锐沿太行山东侧的河北平原直逼两京，自然是惊慌失措，毫无抵抗能力。因而，安禄山从北京起程到袭占洛阳只花了三十三天时间。
唐朝毕竟比安禄山实力雄厚，惊恐之余的仓猝应变，也在潼关阻挡了叛军锋锐，又在河北一举切断了叛军与大本营的联系。然而无比宠幸的大臣竟突然反叛，唐玄宗既被“假阳行阴”之计所震怒，又被“乘疏击懈”之计的高速度刺伤自尊心，变得十分急躁。而孙子曰：“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安禄山的计谋已足使唐玄宗失去了指挥战争所必需的客观冷静，又怒又急之中，忘记唐朝所需要的就是稳住阵脚，赢得时间以调精兵一举聚歼叛军之要义，草率地斩杀防守得当的封常青、高仙芝，并强令哥舒翰放弃潼关天险出击叛军，哪有不全军覆灭，一溃千里的呢？安军占领潼关后曾止军十日，进入长安后也不组织追击，使唐玄宗安然脱逃。可见安禄山目光短浅，他只想巩固所占领的两京并接通河北老巢，消化所掠得的财富，好好享受大燕皇帝的滋味，并无彻底捣碎唐朝政权的雄图大略。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目光短浅的无赖之徒，竟然把大唐皇帝打得溃退千里，足见“假阳行阴，乘疏击懈”计谋的效力了。
鹦鹉的价值
一个人去买鹦鹉，看到一只鹦鹉前标：此鹦鹉会两门语言，售价二百元。另一只鹦鹉前则标道：此鹦鹉会四门语言，售价四百元。该买哪只呢？两只都毛色光鲜，非常灵活可爱。这人转啊转，拿不定主意。突然他发现一只老掉了牙的鹦鹉，毛色暗淡散乱，标价八百元。这人赶紧将老板叫来：这只鹦鹉是不是会说八门语言？
店主说：不。这人奇怪了：那为什么又老又丑，又没有能力，会值这个数呢？
店主回答：因为另外两只鹦鹉叫这只鹦鹉老板。
知己知彼的目的，在于胜彼，战胜竞争对手。为此，在知己知彼的基础上，就要根据对手的特点，因势利导，相机行事，即因人制宜。
相传在宋朝时，有一年，北辽政权的八个侯王带领十万番兵进犯中原。辽兵在距边关十里处扎下营盘，随后派两名番兵到宋营下战书。这份战书只是一副对联的上联，说宋朝如有人对出下联，马上收兵，绝不食言。
来营将士拆开战书，只见那上联写道：
骑奇马，张长弓，琴瑟琵琶八大王，王均在上，单戈便战。
宋营将领相互传阅，无一能对。这时，地方上一位私塾先生听到了消息，星夜赶到来营，写出了下联：
伪为人，袭龙衣，魑魅魍魉四小鬼，鬼都在旁，合手便拿。
答书送走之后，宋营将领对番兵八大王作了初步分析。从战书上可以觉察到他们目空一切，傲气十足。看到答书之后，定恼羞成怒，自食其言，不但不会退兵，还可能来偷营劫寨。于是，作了充分准备，设下埋伏，并分兵攻打番营。番兵取回战书，主将一看，果然暴跳如雷，连夜偷袭宋营。最后，偷袭不成遭暗算，自己的营盘又被偷袭，进退无路，不战自溃，八大王有的阵亡，有的被擒……
这一故事，是因人制宜方略的成功范例。
历代兵家，对因人制宜的研究最为到家。兵家所说，“怒而挠之”，“亲而离之”，“卑而骄之”就是一个证明。
“怒而挠之”，如果敌将性格暴躁，就故意挑逗、辱骂使之发怒，使之情绪受到扰乱，以至不能理智地分析问题，盲目用兵，暴露破绽，进而相机歼灭。
“亲而离之”，如果敌军上下亲密无间，情同手足，团结一心，那么，就要利用或制造矛盾，进行离间，使之离心离德，分崩离析，从组织上削弱敌人。
“卑而骄之”，如果敌将力量强大，且骄傲轻敌，可以用恭维的言辞和丰富的礼物示敌以弱，助长其骄傲情绪，等其弱点暴露以后，再出其不意地攻打他。
兵家的因人制宜之术，在其他社会竞争领域未必是全部适用的。但其冷静理智的处事精神，还是普遍通用的。
无论在哪一个社会竞争领域，都应该依据竞争对手的心理特点相宜行事。
据载，唐朝的中书令裴度，有一天忽然丢了大印。手下人急急忙忙将此事告诉他。裴度知道后，不但没惊慌，反而怡然自得，像没事一样，他叫手下人不要声张，同时还设宴欢乐。人们不理解他的意思。宴会进行到半夜，酒也喝到半醉了，这时大印又回到了身边。裴度见到印也不理睬，继续饮酒，尽欢而散。
后来有人问他这是什么缘故？裴度说：“这是小吏把印偷去伪造证券，如果我找得不急，那么，他用完了就会放回原处。如果追查的很紧，那人害怕治罪就会将印扔到水里或火里，那样印就不会失而复得了。”
北朝时，许允为吏部尚书，选用郡守多用自己的同乡。魏明帝知道后，命令虎贲（卫士）前去逮捕许允。在许允受缚时，他夫人从内室出来，告诉他：“明君可以理夺，不可以情求。”许允马上明白了她的意思。到了殿上以后，魏明帝问他为什么多用自己的同乡为郡守，许允说：“陛下常告诫臣‘举尔所知’，臣的同乡正是我所熟悉的人。陛下应该检查这些人是否称职，如果不称职，臣甘愿服罪。”魏明帝下令查询，这些人都没有大的过失，无奈，只好释放了许允。
裴度和许允的夫人都懂得因人制宜的道理，从而达到了预期的目的。裴度知道偷印的人只是想伪造证券，并不想偷印不还，于是故做不知，以防惊动偷印人，使之畏罪销赃，大印去而不回；许允和他的夫人，知道明智的君主崇尚理智，理智高于情感，很少感情用事。为此，要想免除伤害，唯有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结果如愿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