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人们最大的“盲区”之一，就是不能正确估价自己。于是，眼高手低者有之，好高骛远者有之，刚愎自用者有之，自暴自弃者有之。故老子认为，认识别人的可以说得上机智，而认识自己的才算得上是高明。另一位哲人也曾告诫过人们，“人贵有自知之明”。
在《老子》第33章里，老子提出精神修养的问题。——“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老子说，善于识别人的人，可谓智慧；善于认识自己的人，可谓明通。老子告诉我们这样一个做人的道理：第一，人必须正确真正了解自己。有时人会对自己不甚了解，甚至产生错觉，此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第二，人必须正确估价自己。“自卑”固然不足取，但“自负”同样不足取。只有恰如其分地估价自己，在此基础上给自己在社会中“定位”，才是可取的，也是明智的。如果说一个普通的人，正确给自己“定位”会有助于自身发展的话，那么，作为一个欲成大事者，是否既能“知人”，更能“自知”，能否正确给自己“定位”，则会事关人生兴衰。
《战国策》是一部记载战国时期各国史事的资料书。上继春秋，下至战国末期，包括东周、西周、秦、齐、楚、越、魏、燕、宋、卫、中山等12国策。这部书中保存了当时游说之士从事政治活动的大量记载。《邹忌讽齐王纳谏》就是其中一篇。《邹忌讽齐王纳谏》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战国时的齐人邹忌，身高八尺，体形容貌潇洒漂亮。在齐威王时任齐相，辅佐威王改革政治。
一天早晨，邹忌穿戴好衣帽，照着镜子，对他的妻子说：“我跟城北的徐公相比，谁漂亮？”他的妻子说：“您漂亮极了，徐公哪能跟您相比呢？”
城北的徐公是齐国有名的美男子。所以，邹忌不相信自己比他漂亮，就问他的妾：“我跟徐公谁漂亮？”他的妾说：“徐公哪里比得上您！”
第二天，有位客人从外面来，邹忌与他促膝而坐，交谈中，邹忌问：“我和徐公，谁漂亮？”那个客人说：“徐公不如你漂亮。”
又过了一天，徐公来了。邹忌仔细地看他，发现自己不如他漂亮：再对着镜子瞅瞅自己，更是自愧不如。晚上，他躺下来反复琢磨这件事，终于领悟到：“我的妻子说我漂亮，是偏爱我：我的妾说我漂亮，是害怕我；我的客人说漂亮，是有求于我。”
于是，邹忌上朝去见齐威王，说：“我确实知道自己不如徐公漂亮。可是，我的妻子偏爱我，我的妾怕我，我的客人欲有求于我，所以都说我比徐公漂亮。现在，齐国的领土方圆千里，有120座城池，大王的后妃和左右近臣没有谁不偏爱大王，朝廷上的臣子没有谁不怕大王，全国没有谁不有求于大王。由此看来，大王受到的蒙蔽是非常深的。”
齐威王还算是个明白人。他仔细听了邹忌的一番话后，觉得很有道理。不是吗？
自己身为一国之君，偏爱者、畏惧者、有求于自己者数不胜数。在这背后，我岂不就可能受蒙蔽么？于是，齐威王下令道：“各大臣、官吏和百姓能够当面指出寡人错误的，得上等奖赏；能够上书规劝寡人的，得中等奖赏；能够在市场和朝廷上批评议论而传寡人耳朵的，得下等奖赏。”命令刚下达的时候，臣子们上朝规劝，门庭若市；几个月后，就只有断断续续上朝规劝的了；一年后，有人虽然想提意见，但实在没有什么好说的。燕国、赵国、韩国和魏国听到这种情况后，都来齐国朝拜。这就是人们说的在朝廷征服了敌国。
唐朝的李世民，也是一位能够正确看待自己、不高高在上的“明君”。
一次，李世民问大臣魏征：“君主怎样才算明智？”
魏征说：“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意思是说，正面的话反面的话都要听，才能成为明君，只听信一面之词，就会成为昏君。魏征还讲了尧、舜怎样了解下情而不被蒙蔽，秦二世、梁武帝、隋炀帝怎样因偏信佞臣的话而遭祸灭亡，然后又说：“人君兼听广纳，贵臣就不能蒙蔽他，下情就能上达。”
李世民十分赞赏魏征的话，连连说：“好！好！”
李世民亲眼看见隋炀帝是怎样亡国的，时常引以为戒。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他有意给自己设立对立面，鼓励群臣“犯颜直谏”，当面给他提意见。大臣们对一件事有不同的意见，他都能够听取，并参照比较，择善而从，或互相补充。这样，就减少了片面性，也就减少了差错。
邹忌、魏征不愧为一代名臣。他们敢直言相谏，确实起到了“高参”的作用。
但最难能可贵的，还是两位君主，能够听取不同意见。要知道，承认自己的不足甚至错误，是需要勇气的！有很多不善做人者，也知道自己的不足甚至错误，可碍于“面子”，终不肯放下“架子”，最后听到的是一片赞美声和附和声，也正是在一片赞美声或附和声中，自己击垮了自己！
大智慧：人贵有自知之明，无论你的成就有多高，一定要清楚天外有天，人外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