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想接下来并没有让我绝望的破碎声。瓶子结实，地面是土地，药瓶子没有碎。可旅途日久，外包装磨损，封口处不严实了，有两个瓶子，退出它们的包装。他慌忙把瓶子塞进包装。也不知装错了没有。
我法语日常对话没有问题，看风花雪月的小说也基本懂。可医疗方面，我基本盲啊。Metocloporamide，toufilex，clyss……现在，这些同时摆在我面前，加上刚才闻听药瓶掉地上的惊吓，加上疟疾正来，我真是昏惑了，丝毫没有分辨能力。
我慢慢清醒起来。Metocloporamide是治恶心的药。有次见我停车呕吐，一个法国男人返身从车里拿出一瓶白色液体。“镇吐药，非常好用。”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是不接受陌生人食物，何况药？恶心不像流血，不会死人，我要不要？我正犹豫间，那男人大肚子的女人从车里下来：“我怀孕了，在旅行，所以这药不能都给你。”她给我写张纸条，“这是这药的名字。药店里都有。你一个人，怀孕了还旅行，要当心。”那时我出国不久，狂爱面包黄油，体重飘升。我长肉不往脸上长，所以很多人以为我怀孕了，接受了不少好心的照顾。此时此景，还能怀疑吗？
Toufilex是治鼻子咽喉感染的……
疟疾药是什么来着？怎么一点印象也没有？
Solanam wright？我真是完全糊涂了。那是南美树茄。
“女士，女士。”那小伙子喊。
我醒过神来。
我自己带药能省多少钱啊。我突然想到：“你们这儿有医院吗？”
“有。”
“那用你们的药吧。”
“我们没有药。”
后来我去看了，他们所谓的医院，只是一间简陋的屋子。里面有当初某国际机构援助的冰箱（房子也是）。冰箱里空空如也。
我灵光一现。当初，集中买药时，我把每个药品的用途、用量写在一张纸上了。只是时日太久，这张纸在哪里，我现在无论如何也想不起来。我没法再想了。疟原虫好像上头了。我昏了过去。
不知过了多久，我醒过来。这次，我面前是两张脸。那张满是皱纹的脸露出欣慰的喜色。那张英俊小伙子的脸，狂喜。他太兴奋了，以致立刻跳起来：“我选对了！我选对了！刚才这老太太还说我们找巫师，算一卦，看该用哪个药。我说哪有那个时间啊，咱们抓阄吧。一抓到Quinine，我马上就有灵感了。”
是啊，Quinine，奎宁，嘴边的，我竟然也没有想起来。刚才倒是念念看啊。
感谢你手气好，我想，只说了前三个字。我的生命，被他抓阄一样，挽救回来。我唏嘘，也为此地居民的医疗担心。第二天，我找个能讲法语的人问昨天救我的那人是否真是医生。我对这个实在怀疑。“他哥哥是。他总跟着哥哥学，我们也当他是。”
不管怎么样，我在那一贫如洗的家里，捡回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说起药，我又想起了两件事。2002年第一次独自出国，我自然准备齐全，也备了常用药。可还没下飞机，我就送出去了。一个留学苏格兰的中国女孩肚子痛。留学竟然不带药？我把整个盒子，十几种药都送她了。
几年后我又从中国出发，又带个药盒。三个月后，我在蒙巴萨认识一个女工。最近小公共涨价了，她家又有人失业了，有病都看不起了。我闻听这话，赶紧回房间把药盒拿给她。因为她不懂中文，我就一一讲给她各个药品的功用、剂量。她记下来。
时代变得真快，现在卫生防疫部门提供的药盒里，竟然都有这个了？我看到药盒里的避孕套，心里一咯噔，想，不言自明吧。谁知道，她不认识这个，问我这个是干嘛的。
这是巴塞罗那火车站不收费的洗手间。在欧洲，洗手间都是收费的，去一次折合人民币五元、七元、十元不等。好不容易遇到这免费的，我贪便宜，又进去一次。也许就因这进进出出，被人盯上了。
出洗手间，我看离发车的时间尚早，便看橱窗里的各式手表。在巴塞罗那遇到的都是热心人，因而，我没有警惕。我的旅行箱不被保护地随便立在地上，我随身的紫色双肩包，被我稍微注意，轻轻地被我的手拉着，放在旅行箱上。
“小姐，我想给我女朋友买个手表。”一个摩洛哥模样的男人走近我，“她气质和你很像。你看我选这个，她会喜欢吗？”
我看了一下，摇头，伸手指向另一个：“这个更好些。”
“谢谢。”他说，然后告辞。
就这短短的工夫，我的双肩包不见了。那人，也马上消失了。
那里有我满满一大本的旅行笔记、旅行支票、现金、相机、我两小时后去马德里的火车票；还有，要命的护照。
“完了。”我脑袋轰地一声，然后留下这两个字。这外出旅行碰到的最大麻烦，怎会落到我头上？我感觉出自己的惊异。我设法不去想这个已没用的问题，去思考眼下该怎么办。但是没用，我一心陷在自己的闪失中。好似完全被打败了，仿佛再怎么做都没有用了。
我坐到地上，足有二十分钟。头晕，不知该怎么办。
别慌，要稳住，我告诉自己。我慢慢镇定下来。还得去报警。我带着绝望的神情跑去。在语言不通的异国车站，被偷得不名一文那个跟我走世界的小包，刚才还在我手边。得失是多么瞬间的事。
我找不到哪里有警察。我又坐在拉杆行李上，瞪着来往旅客的包。如果看到我的双肩包，我会飞快地跑过去抢下来，不管它是在什么人，如何强大的人手里。身边的这个旅行箱会不会因此再丢？
那紫色的双肩包没有出现在我的视野中。
终于见着警官了。警官蓝色的肩章上有黄色的三角图案，有SOS的标示。他根本听不懂我说什么。我便寻其他警官。见个警官说一遍，见个警官说一遍。巴赛罗那人会说英语的不多，我不敢寄什么希望。但终于，有个警官明白了。他把耳边的麦克风拿到嘴前，不知跟谁说了什么。然后，他领我穿过熙攘的人流到了一个地方。他无力地摊开手。又到另一处。他又无力地摊开手。车站的警局已经下班了。
“你可以接着去马德里，如果东西找到了，会给你送去。”一个眼睛长得有些像鱼的女警官过来对我说。
我说没有护照没法走，我得去报案。她给我写张特别清晰的纸条：CreuCoberta街104号Comisaria警局。
“如果走不了，可以去警局附近的Transit旅店。” 女警官说，虽然样子不好看，但态度很好，“不过，你是该先去Comisaria警局报案。”
我走出车站。外面是游乐场。今天是街节的第一天，几小时候前我还和当地人一起玩乐。游乐场里彩纸满地，欢闹过的人群正准备散去。我没有能回的家；护照没有了，旅馆也住不了。我要在夜半的异国街头，去找陌生的警局。
问了几个人，都不清楚警局在哪。后来有两个男人说知道，领我走过长长暗暗的街。我拉着拉杆行李，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这陌生的街。同前面两个陌生男人保持三两步的距离。走了有半小时了吧？我开始怀疑起来。如果他们是坏人，该如何反抗？可是，路上没有其他人，除了和他们走，我别无选择。
他们把我领到大路口。向右边指了指，就再见了。见到熟悉的阿克萨保险公司，见到熟悉的麦当劳。右拐，看到一个建筑上插有国旗。估计是它了。真是。
“我，一直幸运之人，终于和一群倒霉的人在一起了。”进门，见屋里各色人，各种遭遇中的人，我想。
跟值班的大胡子警官讲明情况后，领了用英语填写的表格。警官的右边，是个自动售货机。进门左边靠墙，一排桔红色的椅子。上面坐着几个女人，有叽叽喳喳的，有神色黯淡的。石头楼梯通往二楼。楼梯的右手边是办公室。
墙上贴着几张通缉犯的照片。天呀，中间那个，长着一张摩洛哥人脸的，不正是抢我包或偷我包那人吗？也可能，是同伙。不管怎样，他是脱不了干系的。
一个女警官进来。短头发，神情干练。手上夹着烟，腰间别着枪、警棍。
我有些兴奋，指着通缉犯的照片：“就是这人，抢走了我的包。”
瞎兴奋什么，我在心里骂自己。这只能使他罪加一等，却不能让他此时现身，把我丢的东西，于我那么重要的东西还给我呀。
那女警看了我两眼，慢悠悠地说：“不可能。”
“真的是他。”我说，“我几乎可以保证。”
“不可能。”女警说，“在前几天的追捕中，他跑到站台上，被火车轧死了。”
“那还贴在这里干吗？”
她耸了耸肩。
没有地方去，填完表，我仍旧坐在警局，和那些倒霉的人在一起。
过了也就两个小时，两个警官进来，径直走向我，双手比画着双肩。我慌忙点头。一分钟后，又进来一个警官。那么神奇地，他把我淡紫色的双肩包递到我面前。
“看看少了什么东西。”这个会英语的警官说。
我把东西都倒在桌上。谢天谢地，护照在。谢天谢地，笔记本在。去马德里的车票在。我零碎的小东西在。其他的，都没有了。
“丢了现金若干，记不得了。旅行支票记得，是一千三百欧元。还有信用卡、相机、项链。”我说。
警官耸耸肩。
“信用卡、旅行支票你得跟银行挂失。相机找到，我们会给你送到马德里的。”警官说。我留下预定的马德里旅馆地址。我在那里住了三个月，没有收到什么相机。其实，能把笔记本和护照找回已算非常幸运了。而那小偷，把相机拿走前，竟那么“懂事”地把我拍完的胶卷退出，还给我。
夹在笔记本侧面的插袋里，一张满意的照片没有了。可能是小偷拿去做纪念了：呵呵，我偷过这女子的东西。
本来是根本没想到要怀疑警察的。可后来几个朋友说：“他们在那么短时间内就把你的包找到了，确实挺神奇。”“他们和小偷本来都认识。”“对于东西的重新分配，倒也公正。于你最重要的，都还你了。对于别人也有用的，就不用还了。”
既然背包找到了，那刚进警局领到的，填完后一直在我手里的表格，就没有交给警察。太不快的一段经历，不想回忆。把表格慢慢撕了。
牛仔裤口袋里还有不足一百欧元。我找到附近的Transit旅店。
相机、现金是找不到了。我赶紧向开在伦敦的银行挂失那一千三百欧元旅行支票。“这事儿给我一个教训，也告诉你们，”事后，我告诉朋友们，“旅行支票，一定要先签上名字。否则丢的就是空白支票，任人取了。”他们嘲笑我：“这个，我们都知道啊。你走南闯北的，竟然不清楚？”我其实也晓得，但懒得做，也没有意识到问题得严重。我以为丢失后马上报案了，这么深夜是没地方能兑支票的，我告诉银行我丢失支票的号码，他们第二天就会注意，一旦谁兑换，立刻把谁抓起来。我把这世界想得太过简单。虽然银行的言语服务让我感觉温暖，但是半年后，他们告诉我：别寄希望了。
人就是这样。护照和笔记本都丢时想，它们能回来该多好。它们回来了，还想找回别的东西。总是抱着幻想，觉得还应该填表，这样人家找到什么，就能通知我。又去警局。
“原来那个单子呢？”大胡子警官说。他反反复复说，就这一句。我被说得烦死了，准备回旅馆睡觉。这时进来另一个警官，又给我一张表格。又填一遍。好像又丢了东西似的。
第二天一早，傻瓜一样，去车站警局看有无消息。估计没什么用。果真没什么用。连英语都不懂。给了个电话，能授理英语报案。
问售票窗口：“昨天的票还能用吧？”
回答说：“已经不能用了。”
憋了这么久，终于能找到发泄的人了，我真是有些急：“我就是在你们车站内，包被人拎走的。我不让你们赔偿，已经不错了。”我也必须让他们解决这事，我身上的钱，不够买一张去马德里的车票。
售票员让我去另一处说明情况。
原来是昨天去过的一处地方，问讯处。今天已经换了另外两人。我讲明情况。他们说需要警局的证明。
今天才发现，昨夜我是绕车站走了一圈。人家就这么指引的，也没有办法。
路过游乐场。昨夜的欢乐气息荡然无存。满地宽大的奖券。碰碰车停着，一个男人安静地给其中一辆刷油漆。
白天，也终于能看清警局的模样：四层建筑，铁门后是敞廊。右边的屋子，玻璃上写着红色的DAC。中间是个红色木头的简易临时房。我进右边的房子。值班的警官已经换了。让我填单子。回答说昨天已经填了。就这件事，掰扯了半天。我打电话。是那个能授理英语办案的电话。跟电话讲。电话再跟身边的警察讲，他终于明白了。
在票上写上百分之八十五。可以退百分之八十五的票款。
我不想退票，还想去马德里。
“今天的位置都满了。”售票女郎说。
很多时候，我锲而不舍。我又跟另个售票员解释。终于同意了。还是有票的。
交完百分之十五的票款，剩下的钱，都不够吃顿饭了。想想昨天，带那么多火腿。好像去的马德里不是西班牙似的。想到火腿，才突然发现火腿早没踪影了。什么时候丢在哪里，一点都不记得。仅一天，天壤之别。昨天那么饱，还有备用的火腿。今天饥肠辘辘，却什么都没有。
想想还很幸运。亏得酒店不像商店，是离开时结账。亏得自己订的旅店是B&；B（Bed and Breakfast）的。要不，真成乞丐了。
布尔吉巴大街，突尼斯的香榭里舍。这不是比喻。这条街的起点有座铁塔，终点也有个类似凯旋门的老城门。琳琅的商店，电影院，室外咖啡座，藤编桌椅，安然小花。整个一派法式风情。这不奇怪，这里原来是法国殖民地。
这里最浪漫的，是剧场。法式剧场， 好戏连台。即使没有节目，还是有很多人坐在门前宽大的台阶上。
在北非独自旅行基本安全。有一次，一个青年说他在街上看过我好几次了，问我的电话。我说没有。他说他有，要留给我。我借口说我没有纸笔（其实我随身带着笔记本，笔也有好几支），他便去咖啡馆里借。这时候当街跑了，有点没有风度。如果被他追回来，不免尴尬，我就在外面等他。反正拿了电话号码，不联系就得了呗。结果呢，就这工夫，又有一个小伙子过来，想请我喝咖啡。
“我和朋友一起来的。”我指咖啡馆里那个青年。
“当地人？”这个青年疑惑。
我说对，然后，眼前这个就走了。
后来我有经验了，就是不回答。他们问你什么，也不回答，假装听不懂。这样他们就没脾气了。否则，一旦搭话了，甩掉很困难。
还有个经验是：认识当地的女孩，然后和她们一起上街。她们很少像男青年那么主动搭话，但非常热情。愿意和中国人做朋友。
后来我去加勒比一个英语国家，在周末夜市上，当地一个小伙子跟我搭话。“你一个人来的？不准备找个人陪？”我一眼看出他居心不良。可等一个朋友，也不
遇到纠缠怎么办？能转身走。
不管他说什么，我就是摇头。
“你是从亚洲来的吧。走这么远不会一句英语？”
太小看老娘了，我想，说：“我说法语。”刚说完这句，我就后悔了。没准他会法语呢。
还好他不会。
“你是乘飞机来的？”他展开双臂。
我摇头，做茫然状。
“飞机，飞机。”他不停地展翅。
我茫然，摇头。跟我说话这么费劲，他撤了。
埃及，西奈半岛。
这天出门，我穿了件新买的衣服。出门十五分钟，我忽然发现新衣服的领口开得很低（我买衣服时很少试。比划差不多，便拿走），但已经在路上了，不便回酒店换（约好了时间，往某地看某人。）
路上，认识一个做小生意的兄弟。见我拿相机拍他两次，他也拿手机拍我。他估计刚买手机，不太会用，走得离我很近。我以为他想拍我胸部，便一直护着。但我都拍他了，也不能不让他拍我。由于我乱动，他又手生，所以他总拍不好，一直不停地拍。
我实在忍不住了，查看他手机。结果，真是咱国内媒体的露光照使我习惯了这样的思维，心生疑虑。人家非洲兄弟，是多么地厚道。几张照片，他拍的都是我的一张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