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句经典
刺激员工的最好办法是对他们进行表扬，并且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准。
——乔治·埃尔顿·梅奥
作者简介
乔治·埃尔顿·梅奥(1880~1949)，原籍澳大利亚，20岁时在澳大利亚阿福雷德大学取得逻辑学和哲学硕士学位，毕业后应聘至昆士兰大学讲授逻辑学和哲学。后赴苏格兰爱丁堡研究精神病理学，对精神上的不正常现象进行分析。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下，梅奥移居美国，至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管理学院任教。1926年，他进入哈佛大学工商管理学院专事工业研究。1927年冬，梅奥应邀参加了开始于1924年但中途遇到困难的霍桑试验。从1927年至1936年断断续续进行了为时9年的两阶段试验研究。梅奥的主要著作有：《工业文明的人类问题》和《工业文明的社会问题》等。
成书背景
在梅奥之前，西文的许多管理工作者和管理学者，受泰勒的科学管理思想的影响很深，因此，都把管理的着眼点放在组织结构和工作程序的标准化、机械化及自动化上，而把人当成是一种机械工具，或者是组织机构上一颗标准化了的“螺丝钉”。
为了检查不同的照明水平对工人生产率的影响，梅奥参加了著名的霍桑试验。最后，梅奥等人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群体的社会准则或标准，是决定工人个人行为的关键因素。梅奥正是在霍桑试验的基础上，写出了《工业文明的社会问题》这本书。
思想品读
梅奥在本书第1章“进步的阴暗面”中首先提出了该书的主题：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世界的物质进步和技术发展使人类社会失去了原有的平衡。这就导致了一些国家在重视科学技术发展的同时，忽视了社会和人类自身的发展问题。结合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长期考察和研究，作者认为，如果社会和技术能够得到同步协调发展，就有可能避免第二次世界大战。
梅奥首先简单回顾了资本主义世界的发展史，接着概述了工业文明的发展史。
梅奥指出，许多世纪以来，“群氓”假设一直是制定法律、组织政府和经济活动的指导性前提，由此升华出“极权国家”的思想。这种国家凭借至高无上的权威，对“群氓”实施强制性的法治。那个时代形成的许多理论和教条，同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言论如出一辙，毫无二致。公众只是“群氓”，社会必须采取强制性的独裁统治，这正是希特勒疯狂思想的基础之一。
本书第1章的主旨在于唤起对系统研究中失衡现象的注意，要求在重视技术和物质方面的同时，也要兼顾人文和社会方面。而第2章对“群氓”假设的分析则揭示了西方社会在政治思想和经济思想领域中的弱点。作者在本书第1部分“科学与社会”中提出了问题，他在本书的第2部分则是试图探索解决问题的出路，想通过毕生从事工业研究的实践和经验，总结出一套求得资本主义社会和谐发展的方法和途径。
在本书第2部分，梅奥再次详细介绍和深入分析了他参与的两次著名工业心理学试验的结果，在其第一部名著《工业文明的人类问题》的基础上，进一步阐发了一些尔后成为组织行为学经典性内容的原理。梅奥一再强调，以往的经济学理论在人文方面非常薄弱，非常不充分，甚至达到荒唐的程度。人类被描述为一群自私自利、为了争夺稀缺资源和生存机会而自相残杀的游牧部落群。由于认识到这一理论假设的虚妄和谬误，梅奥及其同事便开始对某些特定的人类活动进行研究。梅奥认为，为了提出新的假设代替所谓抽象的“经济人”，必须先对实际生活中人际关系的复杂性进行深入探讨。这就是他所说的“临床式调研”。只有“临床”研究，才能产生出合乎逻辑的治疗方案。
作者在他进行第一次调查研究时发现，以前认为只有私利才是激励和推动人工作的全部动力的假设是不成立的。
梅奥的试验把人们的认识向前推进了一步。以往，只重视效率的专家们从“群氓”假设出发，认为工人们关心的只是自身的物质利益；他们不同工人对话，把工人的抱怨看做是夸大其词或误解而置之不理。结果，他们提出来的刺激工人积极性的办法总是不能奏效。另一方面，梅奥小组把细致入微地考虑和分析工人工作和思想状况作为“临床”观察和诊断的重要部分，得出了许多令人惊讶的结论，其中有一些在当时甚至是难以解释的。
接着，梅奥进一步分析了霍桑试验的结果，但他声明这种分析并不能概括哈佛大学工业研究系的全部工作，只不过是个例子而已。
梅奥提出，现代大工业的管理必须解决的3个主要问题或基本任务是：
第一，将科学和技术应用于物质资料的生产。
第二，系统化地建立生产经营活动的秩序。
第三，组织工作，其实质是在工作集体中实现持久的合作与协调。
在一个适应型的社会里，由于经营环境在不断改变，组织本身也要不断重构。
在作者论述的三个问题中，人们一般都只重视前两个，并进行大量的研究和实践，却完全忽视了第三个问题。事实上，这三者是有机的一个整体，缺少任何一个，任何组织都无法获得总体上的成功。对于一个结构复杂的大型组织来说，成功有赖于全体成员的齐心协力。事实说明，生产的增加不能一一归因于工作条件的逐步改变。
梅奥认为，有两个因素最值得研究：如何形成工作集体和如何形成参与感。但是在霍桑试验第一阶段刚结束的时候，人们尚未认识到这一点。
在霍桑试验第二阶段结束以后直至本书出版，梅奥又进行了十多年的研究并且有了许多新的发现。从本书第一章开始，梅奥一再强调科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他认为存在着两种研究方法，可以用医药方面的语言作比拟：“临床”式研究和“实验室”式研究。“临床”式研究目的在于对事物的本质形成正确的认识并学会分析处理实际材料的技能；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区分哪些方面可以继续进行更详细的“实验室”式研究。如果随后的“实验室”方法由于排除了某些未知的重要因素而归于失败，研究人员应当回到“临床”式研究，以便弄清自己忽略了哪些因素。
梅奥研究组的研究工作并不是停留在粗浅的阶段，试验精神分析或心理疗法，而是进行工业研究。在开始研究的初期，研究组的访谈内容过于强调个人问题。没有充分的代表性和典型性——既不能反映工作集体的情况，也不能反映访谈主持人的态度。因此，这一时期的访谈结果没有包括在后来的研究报告里。据估计，在霍桑试验第二阶段进行的约2万次访谈中，这一时期的访谈不到2％，即400次左右。尽管如此，梅奥本人仍认为这一时期的访谈是必要和有益的，因为它证实了访谈的巨大作用，同时使研究人员学会了如何处理这类个人问题。
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开展，研究组逐步把重点从单纯注意个人问题扩展到同时注意个人和群体研究。因为在通常情况下，工人们总是既谈个人问题也谈群体问题。
对于梅奥研究组来说，更重要的是认识和研究群体的存在及其影响，即人与人之间每日每时的相互关系。通常情况下，工人们总是既谈个人问题也谈他们所在群体的问题。
梅奥还引述了当时刚刚出版的《中国进入了机器时代》一书。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的许多工业由上海及沿海其他地区内迁到昆明等地，大批技术工人也由东部来到内陆地区。他们很清楚内迁的工厂离不开他们的技术，而且他们实际上也享受到不少特权。可是他们却仍然牢骚满腹，十分不满。他们抱怨伙食不好，不断用故意打碎食堂的餐具表示抗议。然而在私下里这些工人承认，其实工厂给他们提供的伙食已经相当不错了。不满的真正原因何在？原来是工人与职员、经理和监工的关系十分紧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