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就是金钱”，这是当今发达国家流行的一句格言。现代社会的发展非常快，同样的工作量，在上个世纪可能要花费很多的时间，而现在只要几个小时就可以处理好。蒸汽机和电力的发明及应用已经完成了一次革命，盎格鲁—撒克逊人以其身体素质，曾为这场革命做好了准备。虽然我们的祖先没有做出太大的贡献，沉溺于吃喝和决斗，但是，作为具有冲劲的民族，每个人都会被驱使去做一件又一件的事情。
在问候语上，中国人和盎格鲁—撒克逊人之间存在着一种很有趣的差异。前者遇到同事会问：“吃饭了没有？”而后者则问：“做得怎么样？”就像中国人看待吃一样，后者认为：做，是人的正常行为。由此可见，意识到时间就是金钱，这已经成为我们的第二天性，而中国人没有这种感觉，时间都浪费掉了。
中国人的一天只有十二个时辰，并且时辰之间没有明显的界线，他们所说的中午，是上午11点到下午1点之间的时间段。我们经常听到中国人模棱两可的提问：“现在是什么时候？”或“现在是半夜什么时候？”而不是像我们这样问：“现在是几点钟？”
在中国的日常生活中，涉及到时间，几乎都有类似的不确定性。“日出”和“日落”用来指称太阳所处的高度，还算精确，但是“半夜”，就像“中午”一样，并没有具体的时间所指。夜里的时辰通常用“更”来划分，当然也是模糊不清的，就算在城里，其时间段也不是那么确定。
他们绝大多数人，根本没听说过表。即使在他们当中，有些人有表，也隔段时间将表清洗一下，让它正常地运转，但用表来安排时间的人几乎没有。一般人完全是根据太阳的高度来知道大概时间的，并且把太阳的高度说成一竿子高、两竿子高等等。
如果遇到阴天，他们就根据猫眼睛的瞳孔的变化来知道时间，对于日常生活，这些就足够了。
中国人对时间测定的不精确，也决定了他们对时间的利用态度。西尼·史密斯说，“世界上的人可以分为两类：大洪水前的人和大洪水后的人。大洪水前的人，没有意识到长寿的梅修撒莱时代已经过去，仍然按常规生活；大洪水后的人，发现人的年龄不可能达到几百上千岁，所以他们学会了抓紧时间。”
按这个说法来分，中国人可以算作是“大洪水前的人”。比如说，茶馆为吸引和留住顾客安排的说书人，听众随便来来去去，他们却是“没完没了”地说，看到他们，就会使人想起英国诗人丁尼生的“布鲁克”。
演戏也一样，一场戏有时要接连演上好几天，不过比起泰国的戏来，这种情况还算好的，据看过泰国戏的人说，一场戏他们接连看了两个月。中国人的戏法，虽然技艺高超而且有趣，但是一大堆空洞乏味的开场白，常常使外国观众悔不当初。
出席中国的酒宴，对外国人来说最为可怕，其持续时间之长、酒菜的数量之多，让人非常难以置信。经历过这种场面的外国人，除了感到恐怖，还有就是不知所措了。“世上没有不散的筵席”，听到这句话的外国人，带着一线希望出席这种酒宴，令他们失望的是，这句格言在这种场合是很难实现的。
大洪水之前的行事常规，中国人从小就习惯了。上学的时候，除了吃饭，整天就只是读书。无论学生还是老师，都没有试图去寻找一种新的读书方式。科举考试要进行几天几夜，对这种不合理的考试，虽然令大多数的考生感到厌烦，但是他们仍然深信，这样才能检验人的知识和才干。
这种教育所产生的精神结果与他们的学习方式是分不开的。中国人的语言还是属于大洪水之前的古老的语言，要想完全掌握它，需要花费玛土撒拉（玛土撒拉是亚当的后代，活了969岁）毕生的时间。
像古罗马人一样，古代的中国人早就意识到，如果不自觉主动地学习自己的语言，就永远不会说和写了。中国的历史源远流长，在这条历史长河中，有过辉煌，也有过败落。除了没有时间观念的民族，没有人去编写或阅读这些冗长的历史；除了中国人的记忆，没有人能容纳下它们。
在中国人的勤劳中，漠视时间的现象也同样存在，我们前面已经谈到，中国人勤劳的内涵，这与盎格鲁—撒克逊人劳动时的表现，是完全不同的。
曾经和中国的承包人、工匠合作建房子的外国人，有谁还想和他们合作呢？看看中国人是怎样工作的：他们来得晚、走得早，工作期间时常停下来喝茶；运灰浆用布袋，如果用独轮车，一个人可以抵三个人，可是没有人那么做；遇到小雨，所有的工作都停了下来。往往他们花费的时间不少，可是很难看出他们一天到底做了什么，进度非常慢。据说，有个外国人对木匠钉木板的速度很不满意，他决定自己动手干，结果在他们吃饭的时候，完成了四个木匠半天的活。
修理自己的工具，对中国的工匠来说是一件大事，也需要花大量的时间，但是，如果工具不是自己的，就要另当别论了。在工作中，一件公用的工具坏了，没有人会承认用过它。
在墙上插一些木棒，然后用绳子捆绑一下，脚手架就完成了。而这些简单的工作装备，随时都会发生危险，不禁让人提心吊胆。这些工匠们做事也没经验可谈，常常是认为能用的东西准备好后，到真用到的时候又不能用。而雇佣他们的外国人，比起《格利佛游记》中格利佛的遭遇，更为不幸。
我们记得一位广东的承包人，嗜吸鸦片，他的承诺就像他的钱一样，统统消失在鸦片烟中了。到了实在不能忍受的时候，当把实在过分的问题摆到他的面前，“我告诉过你玻璃的尺寸，你也亲自量过好几遍，可是现在都不能用；你做的门一点胶水都没用，而且一块都合不上；地板长度不够，数量也不够，质量更不合格。”那位脾气很好的广东人陪着笑脸，看起来有些可怜，他用着一种文雅的语调说道：“不能这么说！不能这么说！这样说有失体面！”
盎格鲁—撒克逊人做事风风火火，对中国人来说，这是不可理解的，完全是非理智的。显而易见的是，像我们不喜欢他们缺乏诚实品质一样，他们也不喜欢我们的人格中具有的这一品性。
让一个中国人意识到做事迅速的重要性，那是非常困难的。我们曾听说过这样一件事，在相距十二英里的两个城市之间，一大包外国邮件耽搁了好几天才送达，究其原因，原来是邮差的驴病了，需要休息！可见中国邮电系统的管理所处的阶段，即应该怎样和能够怎样。
中国人在社交访问中不注意时间，是最令外国人讨厌的事。在西方国家，这种访问是有时间限制的，人们都会自觉遵守；在中国，却没有这样的限制，只要主人没提出为客人安排食宿，客人就会不知疲倦地说下去。
中国人在访问外国人时，同样意识不到时间的宝贵，他们会坐在那里，一个劲儿地说，连着几个小时不间断。“想见我的人，也是我想见的人”，这是一位有名的牧师的格言，但是假如这位牧师在中国待过，不管时间多长，他一定会对这句格言做实质性的修改。
或者他会效仿另一位牧师，在书房醒目的位置，挂上“主保佑你离开！”的字句。当中国人正说到兴头上，你告诉他你很忙，这无疑给他当头一棒，他会用足以消磨掉十个欧洲人的耐心那么长的时间保持沉默，正如那句谚语“上山打虎易，让你开口难”。
如果外国人都像已故的麦肯齐博士那样，对前来做客的“只来不走”的中国朋友，只说句：“请坐，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我正忙着工作，请原谅。”那他们就会幸福得多。
或者能够模仿一位中国学生，说话直截了当、简明扼要，那就更有意思了。那位中国学生在课堂上学了一些短语，想在老师身上尝试一下，于是，下课的时候，他大声地说道：“开门！出去！”结果哄堂大笑，老师也差点晕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