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人们坚持人类开始文明起来时的那种贬低生殖器和性的功能的态度，那就无法达到准确地理解儿童的性欲活动，或许还会找个庇护，声称这里所说的是不可信的。我们需要出自原始时期的类比来理解儿童的精神生活。经历了一代一代的漫长岁月，我们把生殖器看成是羞耻的东西，甚至（作为进一步成功的性压抑的结果）使人厌恶。如果一个人对我们这个时代的性生活，尤其是那些代表人类文明的阶层的性生活进行广泛的调查，他会被引诱着声明，生活在今天的大部分人服从的是不情愿地繁衍后代的指挥。他们觉得他们作为人的尊严在这个过程中遭受到了折磨，被贬低了。在我们中间还能够找到另外一种只存在于粗野的社会底层的关于性生活的观点。在高雅的上层社会，这种观点被隐蔽着，因为它被认为是文化低俗的表现，人们违心地冒险去过性生活。在人类的初始情形全然不同。文明研究者的辛勤编辑给我们提供了有说服力的证据，生殖器最初是生命的骄傲与希望，它们被当作神来崇拜并且向重新学习的人类活动传播它们的神性。作为它们的基本特性升华的结果，出现了无数个神。当官方的宗教和性活动之间的联系从意识中隐去的时候，崇拜者们付出了很大的努力，把这个联系在那些初学者中继续保持下去。许多神圣的东西在文化发展的过程中最终被从性欲中抽取出来，被钻空的残余物陷入耻辱之中。按照所有不可磨灭的东西是精神痕迹的说法，甚至崇拜生殖器的最原始情形仍能在近期的时代中存在，并且在今天的人类语言、习俗和迷信中都保留了整个发展过程中的各阶段的残余物，也就不足为怪了。
生物学中给人深刻印象的类似情况，使我们发现了个人精神的发展以忽略的形式重复了人类发展的过程。所以，对儿童心理的精神分析研究所得出的重视婴儿生殖器具有很高价值的结论，不会使我们把它当成是不可能的事。孩子关于母亲有阳具的假设，就是两性同体的女神，如埃及的摩特和列奥纳多童年幻想中的秃鹫的“尾巴”的共同来历。实际上这只是一种误解：我们用两性人（hermaphrodite），并且在其医学意义上来表述这些神。他们之中没有一个具有真正结合的两性生殖器，厌恶所有的观看者的结合被畸形地表现出来了。所有发生的情况都是男性生殖器被附加在作为母亲标志的乳房上，正像儿童关于母亲身体的第一个想法中描述的一样。母亲身体的这种形式，原始幻想中的令人尊崇的创造物，在神话中被信徒们保存了下来。突出列奥纳多幻想中秃鹫的尾巴这点，现在我们能够做出如下的解释：“最初我的多情的好奇心是直接指向母亲的，那时我仍然相信她有一个像我一样的生殖器。”这是列奥纳多早期性研究的最明显的特征，我们认为这对他以后的整个生活都有决定性的影响。
在这一点上，我们稍加思考就能清楚，我们还不应该满足于列奥纳多童年幻想中秃鹫尾巴的那种解释。其中似乎还包含着更多的我们未理解的东西。它的最惊人的特征毕竟是把在母亲胸前吃奶变成了被母亲哺乳，也就是说，变成了被动的形式，即处于一种同性恋者的情境。当我们想到历史上的列奥纳多，在其一生中犹如一个情感上的同性恋者那样所谈所行，是历史的可能性时，我们便会面临这样一个问题：这个幻想是否能揭示出列奥纳多的童年与母亲的关系及与他后来显现出的即使是理想的（升华了的）同性恋之间存在着因果联系。如果我们没有从对同性恋者的精神分析研究中了解到确实存在这种联系，并且事实上是一种密切的必要的联系，我们就不应该贸然地从列奥纳多被歪曲的记忆中做出这种联系的推论。
在我们这个时代，同性恋的男人们强烈地反对强加于他们的性行为上的法律限制，愿意通过他们的理论代言人，描述他们自己从一开始就是一种特殊的性类型，作为“第三性别”（third sex）的一个中间的性阶层。他们宣称，他们是由器官决定了的先天被强迫从男人身上获得快乐，而无法在女人身上获得快乐的人。无论人们多么想以人性为由赞成他们的宣称，都必须有所保留地对待他们的理论，因为他们提出的理论没有考虑到同性恋的精神起源。精神分析提供了填补这个空白和对同性恋者宣称给予检验的方法。这个分析只在少数人的情况中取得了成功，但是到目前为止所进行的研究都产生了同样惊人的结果。在所有我们这些男性同性恋者的情况中，在其童年早期，都对一个女人，通常是他们的母亲，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性依恋（erotic attachment），这段经历后来被遗忘了。这种依恋在童年时期被母亲太多的温柔所唤起或鼓励，又进一步被父亲较小的作用所强化。塞德格强调了一个事实，同性恋患者的母亲通常是男性化的女人，她们具有强烈、显著的性格特质，能够取代父亲的位置。我偶然也见到过类似的事情。但是另一种情况给我的印象更深刻：开始父亲就不在，或者很早就离开了，以致男孩发现自己完全在女性的影响之下。的确，一个强壮的父亲的存在能够保证儿子在选择某一个异性对象时做出正确的决定。
经过初步的性研究阶段，转化过程便开始了，它的机制是我们所了解的，但它的动力我们还不清楚。孩子爱母亲不能继续有意识地向前发展，它屈服于压抑。孩子压抑了他对母亲的爱，他把自己放在母亲的位置上，使自己被母亲同化（identify），他以自己为模特儿，选择与自己相像的作为他的新的爱慕对象。这样，他变成了一个同性恋者。实际上他是悄悄溜回到自恋，待他长大成人以后，他现在爱的男孩是他自己儿童时代的替代性形象和复活，并且用他小的时候他母亲爱他的方式来爱这些孩子。正像我们所说的，他沿着自恋（narcissism）的途径找到他所爱的对象，根据希腊传说，纳西索斯（Narcissus）是一位宁愿喜爱自己的倒影也不喜爱任何东西的青年，后来他变成了可爱的水仙花。
更深层的心理学思考证明了这种主张：通过这种方式成为同性恋者的男人，在记忆中保持了对形象的无意识固恋。通过压抑把对母亲的爱保留在潜意识中，并且从此对她保持忠诚。他似乎在追求男孩，成为他们的情人，但实际上他是在逃避其他女人，这些女人能导致他不忠诚。在个别情况的直接观察中也能使我们看到那种对男人的魅力十分敏感的人，实际上就像一个正常男人会被女人所吸引一样。每一次他都迅速地把从女人身上得到的刺激转移到一个男性对象上，他一次又一次地如此重复着这个机制，就是依靠这个机制他才学得了同性恋。
我们并不是硬要夸大同性恋心理起源（psychical genesis）的这些解释的重要性。显然，它们与为同性恋者申辩的人的正式理论是截然不同的。但是，我们知道，它们不是以对问题的可能性做出结论性的说明。由于实际的原因，所谓的同性恋或许是由各种各样的性心理抑制过程引起的，我们造出这许多过程中特殊的一个，也许只与一种类型的“同性恋”有关。我们也必须承认，我们所选择的这种类型的同性恋能够显示出我们所需要的决定性因素，远远超出我们所预测的同性恋的数量。因此，我们不能否认未知素质的因素所起的作用，整体的同性恋现象通常可溯源于这些未知素质的因素。如果我们没有证明列奥纳多的秃鹫幻想是我们的出发点，他就是这种类型的同性恋者的证据，那我们就没有任何理由来探讨我们所研究的同性恋的心理起源。
关于这位伟大的艺术家和科学家的性行为的详情，我们所知甚少，但我们可以确信他的同时代人对他的断言不会有重大的错误。根据世代因袭的传说，他是一个性需要和性活动异常减退的人，仿佛一种更高的抱负使他超越了人类普遍的动物性需要。他是否寻求过直接的性满足也是值得怀疑的。如果有过，那又是怎样的呢？或者，他是否全然不需要呢？无论怎样，我们也要在他身上寻找一种驱使其他男人急需进行性行为的情感趋势。因为我们不能想象任何人的精神生活在最广泛的意义上的性欲望——力比多的形成中没有一份欲望，即便这种欲望是违反了它的原始目标，或者制止它的实施。
我们不能期望在列奥纳多身上找到比不变的性倾向的痕迹更多的东西。然而这些痕迹指的是一个方向，使他被当作一个同性恋者看待。人们一向强调他只收那些十分漂亮的男孩或青年做学生。他亲切又体贴地对待他们、照顾他们，当他们生病时便像母亲护理自己的孩子一样亲自护理他们，就像他的母亲照顾他那样。由于他选择他们是因为他们的美貌，并不是因为他们的才能，所以他们——开撒尔·达·赛斯托、鲍特拉菲、安德烈·撒拉诺、弗朗西斯科·米尔兹等等都没成为重要的画家。他们一般都不能独立于自己的导师，导师死后，他们便无影无踪了，在艺术史上没有留下任何明显的标记。而另一些人，却由于他们的作品能被称为列奥纳多的学生，如陆尼和拜兹（被称为索多玛），他自己可能并不知道。
我们认识到我们必然会遭到这样的反对意见，即列奥纳多对他学生的行为与他的性动机毫无关系，不能从中得出他特殊的性倾向的结论。对此我们愿意谨慎地提出反对，我们的观点解释了艺术家的某些行为特征，否则它们永远都是秘密。列奥纳多习惯记日记，他完全用手写体写（从右向左），这意味着只有他自己能明白。值得注意的是日记以第二人称来记。“从卢卡师傅那里学习根的增殖。”“你请教阿巴克师傅圆怎样变方。”（索尔米，1908，第152页）或者在旅途中：“我将去米兰办一些我的花园的事情——带两件行李。关于车床的事请教伯特拉菲，并请他磨光一块宝石。把这本书给安德烈·伊尔·托德斯柯（Andrea il Todesco）师傅留下。”（同上，第203页）或者在下定一个异乎寻常的决定时写道：“你必须在你的论文中阐明地球是一颗星，就像月亮或某些类似的东西，以证明我们这个世界的崇高。”（赫兹菲尔德，1906，第141页）。
顺便说一下，在他的日记中，像其他普通人的日记一样，经常把当天最重要的事件用几个字一带而过，或者对这些事只字不提。有些奇怪的账目，被所有的列奥纳多的传记作家引用了。这些账目记的是艺术家所花费的一笔笔数目很小的钱，相当的精细，就像是一位迂腐又吝啬的管家记的。另一方面，没有花费大笔钱的记录，也没有艺术家在家记账的证据。其中有一项与他给他的学生安德烈买的新斗篷有关。
另一个非常详细的记录是他为另一个学生的不良性格及偷盗习惯而付出的全部费用：“1490年4月21日，我开始写这本书并重塑马的雕像。1490年的圣玛丽从良节上，杰克莫到我这儿来，他只有10岁。”（边注：“偷窃、虚伪、自私、贪婪。”）“第二天我请人给他裁剪出了两件衬衣、一条裤子和一件外衣，当我用积蓄准备为这些东西付款时，他把钱从我的钱包里偷走了，虽然我完全可以肯定是他干的，但他永远都不可能承认。”（边注：“4里拉……”）对孩子的不端行为的报告这样絮烦，并以花费的账单结束：“第一年，1件斗篷，2里拉；6件衬衣，4里拉；3件夹克，6里拉；4双袜子，7里拉；等等。”
列奥纳多的传记作家们的愿望不是试图从他的微小弱点和怪癖出发来解答他的精神生活中的问题，他们对这些奇怪的账目分析的着重点在于艺术家对他的学生的慈爱和体贴。他们忘了应该解释的不是列奥纳多的行为，而是他留下了这些行为的证据这一事实。因为相信他的动机是要让他善良本性的证据落到我们手中是不大可能的，我们必须设想还有另一个动机存在，一个感情的动机导致他写下了这些笔记。如果没有在列奥纳多的记录中发现另一笔账目，我们就很难猜出这种动机是什么，它使得那个学生的衣服等笔记的意义清晰了，我们没想到他会有这。
只有小说家米莱茨可夫斯基能够告诉我们卡特琳娜是谁。他从列奥纳多的另外两段简短的笔记中推断她是列奥纳多的母亲，芬奇地方贫穷的农村妇女。1493年她到米兰来看她的儿子，当时她41岁。她在那儿得了病，列奥纳多把她送进了医院。她死时，列奥纳多用这么豪华的葬礼向母亲表达了敬意。
这位心理小说家的这个解释不能得到证实，然而它所具有的诸多内在可能性，与我们从其他方面了解的所有的列奥纳多的情感活动是和谐的，所以我不禁把它当作正确的判断来接受。他成功地让感情屈服于研究的支配并且抑制它们的自由表达。但是即使是他，被压抑的欲望偶尔也会得到强烈的表达。对他挚爱的母亲的死所表现出来的就是这样。上面的账目中，葬礼的费用就是悼念母亲的一次表达，尽管这种表达被歪曲得无法辨认了。我们不清楚这种歪曲是怎样发生的，如果我们把它看成是正常的精神过程，我们确实不能理解它。但是，在反常的神经官能症的情形中，特别是在广为人知的“强迫性神经症”中，有这种相同的过程是我们熟悉的。在那儿我们可以看到通过压抑，强烈的感情变为潜意识，又怎样转移到细微的甚至是愚蠢的行动中去。这些压抑下的感情的表达被降低到一个人不得不低估它们的强度的程度。但是这个细微的行为表现仍以急切的强制，表达了真正的植根于潜意识中的意识却极力地加以否认的冲动力量，只有像这样与强迫性神经症所发生的情况进行的比较，才能解释列奥纳多为他母亲葬礼花费的账单是怎么回事。在他的潜意识中，他仍然被带有性的色彩的感情系在她的身上，就像在童年时代那样。相反，来自后来的对童年时代的爱的压抑不能允许他在日记中为她建立起一座不同的更有价值的纪念碑。但是，却必须履行在神经性冲突的妥协中所出现的一切。这样，账目就被记入日记，变成后人知识难以理解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