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很多人也很难放弃这个信念，即人类本身有一种趋向完善的本能在发挥作用，这种本能使人类达到了他们目前的高水平的理智发展和道德升华，人们或许可以期待，人类肯定能发展到超人阶段。但是，我不相信存在着这样一种内部本能，也没有看到这种仁慈的幻觉将怎样得到保存。在我看来，人类当前的发展似乎不需要做任何不同于动物发展的解释。可以在少数人类个体中观察到的、趋向进一步完善的不懈努力，可以被很容易地理解为本能压抑的结果，人类文明中最有价值的东西，就是在这种本能压抑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被压抑的本能为追求完全的满足而从未停止过奋斗，它存在于重复一种满足的原始经验之中。一切代替或反相形成作用和升华作用，对于放松被压抑本能的持续的紧张，并没有多大的用处；正是在所要求获得的满足的快乐与实际获得的满足的快乐之间的这种差异，才产生了这种驱动的力量，它不允许在它所达到的任何境地止步不前，但是，用诗人的话说：“奋力向前，永不屈服。”达到完全满足的后退之路，一般地说，总是被坚持压抑的抵抗所阻拦，这样，在另一个成长还没有受到阻挡的发展方向上，除了前进之外，别无任何选择——尽管也没有任何指望能使该过程达到一种终结或实现目标。在形成恐怖性神经症时所包含的这些过程，实际上只不过试图逃避某种本能的满足，而不是别的什么。这些过程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这样的榜样，指出了这种想象的“趋向完善的本能”的根源——我们不能把这种本能归之于每一个人类个体。的确，促使其发展的动力条件都普遍存在，但是，只有在很少的情况下，实际的情形似乎才有利于这种现象。
我只想说一句话，以便说明，把有机物结合到更大单位中去的爱欲的力量，可能提供了对这种“趋向完善的本能”的一种替代，对这种替代我们还不能承认，归因于这种本能的现象，似乎能够通过爱欲的这些力量，连同压抑的结果，一起得到解释。
（第六章）
我们迄今为止讨论的结果是，在“自我本能”和性本能之间进行了明确的划分，并提出了一种看法，前者对趋向死亡施压，而后者趋向于延长生命。但是，即便是在我们自己看来，这个结论也必定是在许多方面相当令人不满意的。再者，实际上，只有对前一类本能，我们才能赋予它一个保守的或者说是退行的特点，这个特点与强迫性重复是相对应的。因为，根据我们的假设，自我本能是在无生物有了生命时产生的，并把恢复无生命状态当作它们的目的。而对于性本能来说，虽然它们确实重新产生了有机体的原始状态，但是，它们千方百计奋力以求的目的，是将两种特别分化的生殖细胞统一起来。如果这种统一没有发生，那么，生殖细胞就会随同所有其他多细胞有机体的成分一起死亡。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性的功能才能延长细胞的生命，并借给它永生的伪装。但是，在生物的发展过程中所发生的重要事件，难道就是在性的生殖作用中，或在它的祖先，两个单细胞原生动物的交配中一再重复吗？对这个问题我们不知道如何回答；而且，如果我们所论证的整个结构被证明是错误的，我们就因此而感到宽慰了。那么，自我或死的本能和性或生的本能之间的对立就会消失了，强迫性重复也会因此而失去我们归因于它的意义。
然后，让我们回到我们已经提出来的一个假设上来。我们期望我们将能够对它给予明确的否定。我们在一切生命必定都死于内部原因这个假设的基础上得出更进一步的结论。我们之所以如此随意地做出这个假设，是因为它对我们来说似乎并不是一种假设。我们习惯于认为这是一个事实，而且诗人们的作品使我们在这个观点上得到了鼓励。或许我们之所以决定这样去想，是因为在这种信念中有一种安慰。如果我们自己必须去死，而且在死亡时首先要失去我们最亲爱的人，那么，我们就比较容易服从一个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服从那个至高无上的“必然性”（necessity），而不愿选择或许有可能避免的机遇。但是，或许对这种死亡的内在必然性的信仰，也只是我们为自己所制作的那些幻觉中的一个幻觉，即“这样就可以承受生存的重负”。这当然不是一种原始的信念。“自然死亡”的观念是和原始民族不相容的；他们已把在他们当中发生的每一个人的死亡都归因于一个敌人或某个罪恶的精灵的影响。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忽视转回到生物学中去检验这种信念的有效性。
假如我们这样做，我们可能会惊讶地发现，生物学家对自然死亡这个主题的看法有多么的不一致，而且事实上，死亡这个概念已在他们手中消融了。至少在高等动物中有一种固定的平均寿命，这个事实当然支持存在着诸如死于自然原因这样的事。但是，当我们考虑到，某些大型的动物和某些巨型的木本植物有非常漫长的寿命，直到目前也无法计算究竟有多长寿命时，这种印象便又一次被消除了。根据威廉·弗利斯（Wilhelm Fliess，1906）的那个广义的概念，有机体所展示出来的一切生命现象——当然也包括它们的死亡——都和某些固定时段的结束相联系着，这些固定时段表明，有两种生物（一种是雄性，另一种是雌性）表现出对太阳年的依赖性。但是，当我们发现，观察外部力量的影响能够多么轻易而又广泛地改变生命现象出现的日期（特别是在植物界）——加快或延缓它们出现的时间——时，这样便使人们怀疑弗利斯提出的公式的严谨性，或至少怀疑他确立的这些法则是否就是唯一的决定因素。
根据我们的观点，对有机体中生命的寿限和延长这些论题的处理，在魏斯曼（A.Weismann，1882，1884，1892等）的著作中是最吸引我们的。正是他第一次把生物分成必死的和不死的两部分；必死的部分是指在较狭窄的意义上的肉体——躯体——只有它才隶属于自然的死亡；而另一方面，生殖细胞是潜在不死的，因为在一定的适当条件下，它们能发展出一个新的个体，换句话说，它能够用一个新的躯体包裹住它们自身。（魏斯曼，1884）
在这一点上，引起我们震惊的是，它和我们的观点竟出人意料地相似，我们的观点是沿着一条截然不同的思想路线发展起来的，魏斯曼则是从形态学角度来考察生物体的，他认为里面有一个部分是注定要死亡的，这就是躯体，是一个看起来和性或有关的物质相分离的身体。不死的那一部分——即种质——与维持种族的生存和繁衍有关。另一方面，我们已经把注意力不是集中在生物体上，而是集中于活跃在里面的力量上，导致我们区分出了两类本能：一类本能的目的是引导生命趋向死亡，而另一类本能，即性本能，终生奋力以求和产生的则是生命的复苏。这听起来很像是对魏斯曼形态学理论的一种动力学的必然结论。
但是，我们一经考察魏斯曼关于死亡问题的论述，这种表面上具有重要一致性的现象便消失了。因为魏斯曼只是把必死的躯体和不死的种质之间的区别与多细胞有机体联系起来；在单细胞动物中个体的细胞和生殖的细胞仍然是一回事（魏斯曼，1882，第38页）。因此，他认为，单细胞有机体是潜在不死的；死亡看来只是在多细胞动物中才有。的确，这种高等有机体的死亡是自然的死亡，是死于内部原因的；但是，它并不是建立在生物体的先天性质基础上的（魏斯曼，1884，第84页），不能把它看作是基于生命本性之上的一种绝对必然性（魏斯曼，1882，第33页）。毋宁说，死亡是一件有利的事，是一种对外部生活条件的适应现象；因为，在把有形体的细胞分化成躯体和种质之后，个体寿命的无限制地延长就变成了一种毫无意义的奢侈。当多细胞有机体的这种分化出现后，死亡就成为可能和变得适当了。从此以后，高等有机体的躯体，在一定时间之后，便由于内部原因而死亡，而原生物仍然是不死的。另一方面，繁殖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和死亡一起被引进来的；相反，它和（它由此而起源的）成长一样，是生物体的一种原始的属性，自从它在地球上出现之后，生命便持续不断地存在下去。（魏斯曼，1884，第84页以下）
显而易见，以这种方式承认高等有机体具有自然死亡，这对我们的情况并无多大帮助。因为如果死亡是有机体后来获得的一种东西，那么，就不可能认为，这个地球从一开始有生命就存在着死的本能。多细胞有机体可能死于内部原因，因为其分化有缺点或它们的新陈代谢不完善，但是，从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观点来看，这个问题却毫无意义。另外，这是一种关于死亡起源的说明，当然比死的本能这个陌生的假设更接近于我们习惯的思维方式。
遵循魏斯曼的主张而进行的这种讨论，在我看来，不管在哪一方面都没有得出结论性的结果。许多作者已经回到歌德（Goethe，1883）的观点上来了，歌德认为，死亡是繁衍的直接结果。哈特曼（Hartmann，1902，第29页）认为，死尸的出现——即一具已经死去的生物体的一部分——并不是死亡的标准，而应该把死亡定义为“个体发展的终结”。在这个意义上说，原生动物也是要死的；对它们来说，死亡一律是和繁衍相一致的，但在一定程度上，它被后者弄得模糊不清了，因为母性动物的全部物质可以被直接传递到年幼的后代中去。
此后不久，研究的兴趣便转向了用实验来检验单细胞有机体，即所谓生物体的不死性。一个名叫伍德拉夫（Woodruff）的美国生物学家曾用一种纤毛虫（infusorian）做实验，这是一种浮游微生物（slipper—animalcule），这种生物用把自己分裂成两个个体的形式来再生自身；伍德拉夫每一次分离出一个产物，并把它放入新鲜的水里，（当伍德拉夫不再进行实验的时候）他已追踪这种生物繁衍到第3029代。第一代这种浮游微生物的最后一个子孙就像它的最初的祖先一样富有活力；没有任何老化或退化的迹象。这样，如果这些数字是令人信服的，那么，原生动物的不死性似乎可以在实验上得到证明了。
其他实验却获得了不同的结果。和伍德拉夫的发现相反，莫帕斯（Maupas）、卡尔金斯（Calkins）等人发现，这些纤毛虫在分化到一定的数目之后，除非对他们采取某些补救的措施，否则，它就变得衰弱了，形状变小，失去了它的一部分组织，最后便死掉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原生动物也像高等动物一样，经过一段年老体衰之后，便死掉了——这是和魏斯曼的观点完全矛盾的，魏斯曼认为死亡是生物有机体后来获得的。
谈到这些实验的最后结果，我们注意到，有两个事实似乎能使我们站稳脚跟。
第一，如果有两个微生物，在它们还没有显示出老化的迹象时，能够互相混合，即结合起来（此后不久它们又分离开），那么，它们就不会变老，它们又“返老还童”了。这种结合无疑就是高等动物的性繁殖的原型；到目前为止，它和繁殖还毫无关系，它被局限在和两种个体物质的混合上（即魏斯曼的“两性融合”）。不过，这种结合的恢复性影响也可以用一定形式的刺激、给它们提供的营养液的成分的变化、温度的提高或对它们进行振动来代替。这使我们想起了洛布（J.Loeb）的著名实验，他把某些化学刺激物加到海胆卵的身上——产生了通常只有在受精之后才会发生的细胞分裂过程。
第二，纤毛虫由于自己的生命过程的结果而到达一种自然的死亡，这毕竟是有可能的，因为伍德拉夫的发现和其他人的发现之间的矛盾在于，伍德拉夫把每一代都放在新鲜的营养液里。如果他不再这样做了，他观察到的，如同其他研究者所观察到的那样，这些后代就表现出老化的迹象。他得出结论认为，这些微生物被发散到周围液体中去的新陈代谢的产物损伤了，这样，他就能够结论性地证明，只有这种特殊的微生物自己的新陈代谢的废物才具有这种致命的后果。因为，如果在种属关系较远的物种的排泄物过分饱和的溶液中，这些同样的微生物就会茁壮地成长着，而如果使它们拥挤在它们自己的营养液中时，它们却必然会死亡。因此，如果让一条纤毛虫独居一处，那么，它就会死于自然死亡，因为它自己的新陈代谢废物没有完全排清（或许一切高等动物最终都是死于同样的无能为力）。
在这一点上，我们心里可能会产生这样的疑问，通过研究原生动物的自然死亡，我们在寻求解答这个问题时是否服务于任何良好的目的？这些生物的原始组织可能使在它们身上存在的某些重要的情况不为我们所知，虽然事实上也在它们身上表现出来，但只有在高等动物中才能见到。在这些高等动物身上，它们已经能够获得一种形态学的表现。如果我们放弃形态学的观点，而采取动力学的观点，那么，原生动物自然死亡能否被证明，就变成了一件与我们完全没有关系的事情。对它们来说，后来被认为是不死的实体，不管怎么说，都还没有和必然死的部分分离开。那种努力把生命导向死亡的本能的力量，在它们身上也可能从一开始就发挥作用了。不过，它们的作用则可能被倾向于保存生命的力量，完全遮蔽住了，以致任何证明它们存在的直接证据都变得难以发现。再者，我们已经知道，生物学家的观察容许我们假设，这种趋向死亡的内部过程也存在于原生动物之中。但是，即便在魏斯曼的意义上证明原生动物是不死的，他关于死亡是一种后来获得的主张，也只适用于死亡的外部现象，对于像趋向死亡这样的过程来说，是不可能做出这类假设来的。
因此，我们期望，生物学或许会直截了当地否认死的本能，但是，我们的这个期望并没有实现。如果我们有这样做的其他理由，那么，对我们来说，我们显然应该继续关注死的本能存在的可能性。魏斯曼的躯体和种质分离，与我们所划分的死的本能和生的本能之间惊人的类似性仍继续存在，而且还保留着它的重要性。